我在夏业良老师的博客上看到了陈振汉先生去世的消息。

我远远的见过陈先生一次，那是在2003年吧，或者是2002年，北大经济学系77级毕业20年聚会在北大经济中心举行。经济中心有两位创始人是经济系77级的，海闻和易纲，他们是上下铺，我想这大概是把这次聚会放在经济中心举行的原因吧。

那天来得人很多，不光是北大经济系77级，基本上是和北大有渊源的经济学界的一次聚会。我在经济中心的导师和夫人都是北大经济系77级的，所以我也就混在里面了，和很多别的学生一起。

陈振汉先生也来了，一头白发，拄着拐杖，应该还有一个子女陪伴着。那时候我才知道，在解放前从哈佛大学经济学系获得博士回国，解放后仍然留在大陆的经济学家里，不仅有更广为人知北大的陈岱孙，华中科大的张培刚，还有这位陈振汉。一位我很尊敬的老师在我身边对我说，学问和名气未必是成正比的。他是指陈先生学问很大，却不为人所知。陈先生没等聚会结束就走了，他送给我导师一本书，导师回到办公室说：这个很珍贵，这个得收好。

说实话，你看看哈佛大学经济系中国学生的历史，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经历。

陈岱孙，陈振汉和张培刚回国时都是风华正茂，青年才俊，如果大环境良好，他们和其它人一起也许在五六十年代就能把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和研究向前推动很多。可实际发生的是，从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的二十年间，这几位在他们人生最黄金的时期竟然都是一片空白，几乎没有文章，没有著述，代之的是右派，牛棚和批斗。这二十多年间，自然也再没有人从大陆去哈佛学经济学或者从哈佛回国效力。77年以后，他们才重新站在讲台上，蹉跎了20多年。但即便如此，他们仍然是国内为数不多的知道直到现在仍然被称为“西方经济学”是什么的人，这就是断层，至少20年的断层。82年的时候，年轻的邹恒甫来到哈佛经济系，在他之前的二三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哈佛经济系里没有出现过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他之后来了一批中国学生，主要是清华毕业的，钱颖一，李稻葵，胡祖六，许成钢，也有北大的王一江和中科大的白重恩。我刚到哈佛的时候曾经问过为什么当年招了这么多清华的学生，那时负责从中国招学生的Perkins教授对我说：他们觉得清华的学生数学可能会好一点，给定那时中国的经济学教育还非常不接轨，他们觉得清华的数学更好的学生更能够适应这里的学习。最近，他们中的几位又回到了清华，距离上一批回国工作的哈佛经济系的陈岱孙，陈振汉，张培刚他们已经有60年之久，60年啊！这件事情可以正面的看或者负面的看，我更愿意正面的看－我们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尤其对知识分子而言，虽然这个时代也许应该来得更早一点。

如果不出意外，我和我的师姐很快就会成为最新的从哈佛经济系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人。此时此刻，回想起早于我们的哈佛经济系的中国前辈们的不同命运和道路，再想象一下我们这一代人所面对的时代和机遇，实在是有点感慨。

得知陈振汉先生去世的消息，感慨超过伤感。

陈先生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