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一个时代的挽歌

　　――评李浩的中篇小说《为了，纪念》

　　白丁

　　读完李浩的小说《为了，纪念》，我有一种虚脱之感。窗外是昏黄的天色，据说多年来最严重的沙尘暴袭击了我国北方多个地区。春天的风在窗外狂奔，呼呼作响。我茫然地望着窗外，眼前却浮现出诗人雷马苍白的面容，模糊又清晰，遥不可及又近在咫尺。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那是属于诗歌的时代，诗歌的夜空群星璀璨，如今，那样的景观一去不复返了。就像小说中频频提到的那本落满尘埃的日记本。然而，你一旦打开它，时光的尘埃便被抖落，记忆之河开了闸门，往事潮水般席卷而来，你立刻被吞没。

　　我宁愿相信作家李浩的手里有那样一个已经变旧的日记本，承载着一个时代的珍贵记忆；我也断定他的经历中有雷马这样一位充满野性和才气的诗人朋友，让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将人物还原；我还丝毫不怀疑，弥漫字里行间的诗意表达是李浩的骨子里浓浓的诗人气质的自然流露。作为那个年代的亲历者，我和他还有更多的人都见证了那样一个值得回忆和纪念的时代。表面看，李浩的目光没有放在当下，而是投向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写的那些人和事对今天的人们来说已经相当遥远了，而且与火热的现实格格不入，显得有些轻飘，琐碎，因为我们处在一个飞速发展的信息科技时代，人们没有闲暇和雅兴对过去那段岁月给予片刻的回眸。然而，李浩关注的也许正是一个与现实密切相关的深刻命题，他从一个诗人成长到沦落的过程中解读了时代的变迁，而这种变迁也许不能振奋人心，甚至不能给人带来精神上的愉悦，只能让人留恋逝去的那个时代。关于这一点，作家流露出了深深的眷恋和怅然。

　　写这篇小说之前我又重新翻出它们（日记），一行行看下去竟然有种隔世感，那个年月和现在有多么大的不同！已有多年，朋友们聚会已不再谈乔伊斯、博尔赫斯与劳伦斯，不再谈中国应向何处去，更主要的是大家都不再那么固执而尖刻地争执，始终保持着一团和气酒足饭饱之后四散而去。由此，它会让你感觉上个世纪距离现在确实远了。

　　时过境迁，世界和人心都在变，读李浩的这篇小说，我们同样感受到了“隔世感”，他把我们几乎忘却的旧事摊开来，让我们对原本熟悉的事情感到陌生，又让我们猛然觉得并不遥远的上个世纪像是在前生那么隔膜。我们发现，李浩虽然写了旧时的故事，但他的笔直指当下现实，在二者的对比中，我们感受到，在不知不觉中，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居然很大，大到让人吃惊。我们选择了什么，又放弃了什么，在我们的身上，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那个年代，在酒桌上谈论诗歌是一件正常的事，谈论挣钱和女人是可耻的，而现在呢？“诗歌，哲学和政治也已被挤出了我们的话题，我们谈的是房子，孩子和一些让人感到新奇却事后了无印象的事儿，之间开些和性有关的玩笑”。――我们还是原来的我们，我们却又不再是原来的我们，这些有关我们精神层面的东西就连我们自己居然都浑然不觉，这个世界变化太快，许多东西都成了过眼烟云。因为忘却，所以纪念。李浩在小说中多次写到这变化，如：新的世纪开始之后，“我”曾重返当年雷马朗诵诗歌的那个校园，面对台下稀稀落落的学生，看着一张张茫然而漠然的脸谈诗歌创作的时候，我有些语无伦次，忽然觉得自己真的，挺傻。再比如：当年，雷马的诗向人群中一丢，马上会溅起一堆哔哔吧吧的焰火来，升腾起尖叫和小火苗，现在呢？同样是这首很有影响的诗，“我”卖力的表演并未获得什么效果，却如同将一根点燃的火柴扔进了水盆里。有人像被拍扁的黄瓜，软塌塌地垂在桌子上……

　　在李浩的笔下，诗歌消亡，诗人死去只是一种寓意和象征，它说明现代人失去了激情，真诚，也失去了心灵的坚强支撑。不能否认的是，物质迅猛发达的今天，人们精神世界的重铸容易被忽略。托尔斯泰在小说《琉森》中记述了一件事，在瑞士古城琉森一家头等阔人下榻的旅馆门前，有一个流浪乞食的歌手曾歌唱弹琴达半小时之久。约有一百多位人士听他演唱。歌手曾三次求大家给他一点东西，没有一个人肯给他任何东西，甚至有许多人还嘲笑他。托尔斯泰写道：这就是诗歌的奇怪的命运。人人都爱诗歌，都找寻诗歌的力量，谁也不珍视世界上这个最大的幸福，既不看重也不感谢那些把这幸福给予人类的人。托尔斯泰向我们讲述的是诗歌受屈金钱得势的故事，它发生的时间是1857年 7月7日，距今已经150多年，在新世纪的中国，类似的故事还在上演。在某种意义上讲，那位流浪歌手就是诗人雷马。甚至，雷马还不如那位流浪歌手幸运。他被时代潮流裹挟着下了海，却壮志未酬。雷马的悲剧折射的是时代的悲剧，作为诗人的他是不适合“下海”的，那是欲海，是苦海，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变成弄潮儿，弄不好会被海水吞噬。他最终栽在所谓的“行贿”上，锒铛入狱。出狱后，他就变成了一个沉默的人，木讷的人，一个还想写诗却再也写不出好诗的所谓诗人，直到后来病死。雷马的悲剧又是他个人的悲剧，对爱情的不忠，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然而，在雷马的身上，我们不能不感受到一种久违的力量。与他相对应的是《A 城日报》副刊的高海涛和市文联《A 城文艺》主编卡卡，他们是世俗文人的代表，在李浩的笔下，他们和雷马不可同日而语。当然，雷马是一个有着许多缺点的诗人，他的那些缺点是与生俱来的，是作为诗人气质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存在着的。他不是完人，如果把他加以美化，雷马就不是雷马了。这个形象是可信的，可感的，又是生动的。他激情澎湃，才华横溢，他的诗歌朗诵总能引起轰动，他被粉丝们簇拥着，他的诗歌并不颓废，却用真诚和尖锐触动了我们；他是天才的表演艺术家，张扬的个性赢得了安雯的爱情，但他对爱情和婚姻都不珍惜，落得众叛亲离的下场；他狂妄地把其他诗人当成“屁”，不屑一顾，但你又不能不承认他的诗观包含着难得的真知灼见；他连四川流浪诗人的诗都没有读过，但仍愿意借钱为他找女人，因为他看到，那是一个天才；他想干一番事业，但曾愧对过高海涛和卡卡。李浩对诗人的把握是到位的，准确的，生活中，我们看到过太多这样的诗人，他们恃才傲物，他们放浪形骸，他们为常人所不容、不屑，不耻，但你又不能不为他们深邃的思想、奔放的才情和生命的活力所折服。

　　雷马的死看上去是一场意外，其实是一种必然。李浩揭示了他死亡的意义，雷马的死，不仅仅是心脏停止了跳动，他的死实质上是艺术生命的中止，更是一种精神追求上的改变。过去的雷马与现实世界有着适度的紧张感和对抗性，这或许正是一个诗人存在价值的标志。这个说过“诗歌是一种对抗，反叛，只有在对抗和反叛当中才能获得力量”的诗人，最终变成了一个平庸的、缺乏激情、才华枯竭的所谓诗人。生活教育了他，改变了他，磨掉了他的棱角，也消除了他的诗人气质。他变得沉默了，木讷了，或者说，变得规矩了，本分了，但他的诗也就失去了原来的光泽。在作家看来，他后来写的诗让他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人，也成了他作为诗人死亡的一个明证。作家写道：

　　这不是雷马的诗，它和雷马之前的诗有着过于强大的差别，它没有之前雷马诗歌中的野性和才气，没有。但，这又的的确确是雷马的诗，我真怀疑他是在某些自费诗集中抄来的，他是想和我开一个玩笑。这两个写诗的雷马，同样写诗的雷马，让我如何也联系不到一起。

　　在作家看来，诗人的生与死，取决于他能否写出好诗，那么评判好诗的标准又是什么呢？张扬个性，充满激情，直逼现实，安慰灵魂，这些都是好诗的标志。然而，在后来雷马的诗中，缺少了这些诗歌的品质。在小说的结尾处，李浩没有让读者绝望，他让雷马的妻子寄来了雷马的诗稿，那是雷马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写下的诗歌，是真正属于他的诗作。看着那些诗歌，到了这个时候，“我”才真切地感觉到，写这些诗歌的那个诗人真的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于是心里沉甸甸的，百感交集。

　　阅读李浩的这篇小说，与其说小说策略让我关注，不如说充溢在作品中深深的悲悯和人文关怀点燃了我的热情，这种非理性的阅读带来的是心灵的震撼和精神的快慰。同时又不能否认，这篇小说从结构到语言也是魅力之一种，尤其是它具备了先锋小说的元素，这与它叙述的内容一样，都曾是我们熟稔的，却也是久违的，和当下某些作品的“生活流”有所不同，而是充满了内在的张力和冲突，传达了作家掩饰不住的激情，读着令人有畅快淋漓之感，这是我喜欢《为了，纪念》的另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