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时分的钱柜歌房，两个男人扯着嗓子拽着话筒拼命嘶吼：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特”字的高音部分，几乎听到声带渗血的声音。F平静的脸上暴出难得的青筋，呈十字；Z就不用说了，面孔基本涨成了点歌单的绛红色。酒杯的影子在天花板上晃动，桌子有点微震，房间在吼叫声里就要烧起来了。 我的二零零七年，就这样一头扎进英特纳雄耐尔的幻想时刻。 挺难忘的一个新年。也是挺难面对的一个新年。 Yeti问会不会写年终总结，新年展望之类的，愣了一下。Z说我总有种小动物找不到家的表情，又愣了一下。迷茫。没错，站在二零零六与二零零七的交界点，就是这个词。 我懵懂又固执闯进的新闻事业，正在脚下慢慢展开。我心怀满足地望着它，却在这面最诚实的镜子里头，看见千疮百孔的自己。从小乖乖相信的一切，在这一年，几乎天翻地覆；从来视若无睹的苦难，在这一年，终于逼我逃出幻想。我不惶恐，只是需要更多一些的力量，和更透彻的心灵。 “仅仅作为一个旁观者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美国历史学家卡罗·金兹堡在被问到“是不是作为一个观众来与这个世界发生关联”的时候说。我终于开始体会这句话的分量。 但这个时代，同样有太多打着“正视听”旗号的人，不负责任地在公共空间里肆意误导。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如果没有清醒伴随，反而导致更大的灾难，这在中国的哪一个年代，都被证明是真理。王小波不相信话语圈是有道理的，掌握话语权力，同时敬畏话语责任，身在其中，才意识到难度多大。 大学时代做《岭南人》，很喜欢一句卷首语：我们不想感动任何人。 听起来多谦卑，可又多虚伪啊。 太把自己当一回事儿，和太不把自己当一回事儿，对媒体来说，都是灾难。 站在如此真实的新闻面前，我痛苦地认清自己，本性的，和依附于各种教化存在的；而站在如此喧嚣的媒体面前，我又清晰地迷失了自己。亲爱的，在这里，你要做什么？你能做什么？你该做什么？ 還有香港。 這是我欣賞的城市，但恐怕永遠不會愛上。可是不爱，就要离开吗？ 二零零六年我研究生毕业，找到了工作，和w团聚，在香港有了窝点…… 二零零七，故事，又该怎样继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