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当代”？

- ——从福柯回溯到波德莱尔

（在2009年全国美术评论家宋庄年会上的演讲稿）

(第二部分)

高宣扬

三 什么是“当代”？

不同时代的艺术家都竭力探索他们生活的‘当代’的基本精神，试图以自己的作品表达艺术家个人与时代精神的复杂交错的迷人景象。

正是在探讨‘当代’的意涵的时候，福柯在启示我们解脱‘启蒙’的梦魇及导向更自然浪漫的‘非语言’创造活动方面，扮演了‘诱惑者’的角色。

首先，让我们重新认真地阅读福柯关于‘什么是启蒙’(Qu’est-ce les Lumières? What is Enlightenment?)的两篇对谈记录[4]。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为了深入批判现代性的主体性概念、理性主义原则以及真理论，福柯不但率先颠覆现代社会所确立的‘正常/异常’(Normal/Anormal)的规范体系及其‘惩罚、监视、宰制’策略手段，而且还进一步批判启蒙思想原则本身。

在批判启蒙的时候，福柯引用并深入分析康德关于‘启蒙’所下的定义。康德指出：“启蒙是人从其自身所造成的不成熟性中走脱出来。不成熟就是在无人指示的情况下不能使用自己的理智。这种不成熟性是由自己造成的，因为它的原因不是由于缺乏理智，而是由于没有决心和勇气，在无人指示的情况下，使用自己的理智。所以，‘鼓起勇气，大胆地使用自己的理智吧！’就成为启蒙的基本口号康德的上述‘启蒙’定义，是在当时德国激烈讨论‘启蒙’的意义的特殊环境中，在18世纪末首次针对‘启蒙’的性质给予创造性的说明。但康德的说明远远地超出了时代的界限，具有深远的无可估量的思想意义。

福柯对启蒙的重新探讨，表面上是在进一步讨论启蒙的问题，但实际上是在做对历史和对现代性的‘解构’，并在解构历史的基础上，根据福柯本人所提出的‘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论’的批判精神，深入讨论‘我们是谁？’的问题，讨论我们所生活的‘当代’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也讨论‘我们自身’究竟应该怎样行动？如何进行创造性活动？

在关于启蒙的对谈中，福柯给我们艺术家和艺术评论家的首要启示，就是直截了当地从艺术的反面或外面，即从‘非艺术’开始探索。

福柯在讨论启蒙时指出：康德的伟大贡献，就在于他破天荒第一个以创造性观点，回答了这个对我们来说攸关性命的重要问题[5]。这就是说，‘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我们现在的处境和命运，关系到我们所处的‘此时此刻’和‘当代’的历史性质及其真正意义[6]，因而也关系到‘我们究竟是谁？’这个触及我们的身份和尊严的问题。

在当代艺术史上，高更是一位强烈关切“我们是谁”的卓越艺术家。他在19世纪末，面对极其复杂的新环境，试图询问‘什么是当代’的问题，寻求解决艺术家的使命的问题，并以此为立足点，解决艺术创作的出路。为此，高更以激动的心情，站在太平洋的大溪地岛的高地上，遥望滔滔海浪，大声疾呼：“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何处去？”

高更生活在康德和福柯之间的特殊年代里。但他采用康德和福柯的类似视野，眺望太平洋的无边无际的汹涌波涛，明确地提出了“我们是谁”的问题。显然，当他思考‘什么是当代’的时候，他充分地意识到自己必须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从一种经生活经验反复拿捏和验证的‘特定间距’出发，首先向自己发出足以震撼自身灵魂的问题，即‘我究竟是谁？’。

须知，‘我究竟是谁’，这不是一个普通的问题，也不是任何人都如此充满激情地加以关切的。只有像康德、福柯和高更那样时刻关切、并渴望改变自己的命运的人，才能由衷地以别人所没有的激情一再地发问。

福柯在重新探讨‘什么是启蒙’的时候强调：对康德来说，‘当代’和‘此时此刻’的问题，是‘纯粹现实’(la pure actualité)的；康德并不像传统思想家那样，试图从历史总体或未来终结点的角度，而是从‘差异性’的视线，寻求特定历史时刻与‘当下’的某种‘差异性’，即‘今天同以往的差异性’究竟何在？[7]。福柯充分肯定康德对‘今天’的定义，福柯明确指出：“把对于‘当代’的反思当成历史上的差异和当成哲学的一个任务，在我看来，就是这篇文本的创新之处”[8]。

这就是说，康德把‘启蒙’当成我们自己对‘当下’的态度问题，即把‘当代’和‘现代性’问题变成为我们自身的‘态度’(attitude)问题[9]，变成为直接指向自身灵魂的一个挑战性问题。福柯指出：“我把态度理解成对于当代的关系模式”(je veux dire un mode de relation à l’égard de l’actualité)[10]。

所以，一直困扰着我们和艺术家的‘什么是当代？’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如何对待自己，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时代，如何面对自己的现存状况，如何面对自己的命运。因此，“什么是当代”，首先应该指向自己，首先要检验自己有没有能力，有没有勇气来改变现有的处境？有没有勇气，在众目睽睽之下，不顾别人的各种眼色和各种流行的观点的压力，敢于依据自己的理智的判断，独立自主地进行创造？

为了说明现代性的实质，福柯引用了波德莱尔关于现代性的态度，强调创作中对于‘偶然性、过渡性、逃避性’(le transitoire, le fugitif, le contingeant)的因素的把握[11]。

福柯认为，在波德莱尔身上显示的‘现代性态度’，包括三大方面。第一，就是所谓与传统断裂以及创新的情感。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呢？这是一种在激烈变动的时代中，同传统决裂，为过去的一切感到不可忍受而精神失控、并处于酒醉昏迷状态中。但这又是一种不断更新、并敢于创造空前未有新事物的冒险精神。波德莱尔自己曾经把这种‘现代性的精神’称为‘昙花一现性’、‘瞬时即变性’和‘偶然突发性’[12]。第二，这是一种将‘当下即是’的瞬时发生的事件加以‘英雄化’(héro"isation)的态度。但是，这种英雄化，并不同于古代和中世纪的‘英雄化’，并不打算将英雄永恒化和神圣化；也不同于启蒙时代和浪漫主义时代的‘英雄化’，并不试图达到理念化的程度，而是某种带讽刺性的态度。总之，‘英雄化’，不是为了维持它，也不是为了永恒化；而是为了使之永远处于‘流浪活动状态’，使之有生命力，使之在现实的当代中活生生地再现出来。这是一种对于各种偶然性的瞬时事件采取闲逛游荡者的游戏心态，只满足于睁开眼睛，对于回忆中的一切，给予注意，并加以搜集和欣赏，同时又将瞬时事件当作‘好玩’而加以戏弄和调侃的态度。这是‘新昔尼克主义者’(néo-cyniques)或‘新犬儒学派’(néo-canins)的‘游戏人生’的态度。第三，对于波德莱尔来说，现代性也不只是对于现实和对于‘瞬时出现’的事件的一种关系形式，而是必须在其自身中完成和实现的那种关系的一个模式，是一种对待自身的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现代性的发自内心的态度，实际上也同难以避免的某种禁欲主义相联系。

这就是说，要成为一个现代主义者，就不能满足于将自身陷入正在进行中的时间流程，而是把自身当作进行某种复杂的和痛苦的创造过程的对象，既无拘束地创造、又严谨地自我摧残和自我折磨，对于现代社会和文化的一切最新成果，抱不削一顾或不以为然的态度。

因此，在福柯看来，“波德莱尔所理解的现代性，是一种实际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对于现实的极端的注意，实际上总是面临着寻求某种自由的实际活动。这样的实际活动，既尊重实际，又大胆地强奸它”[13]。

显然，当代法国哲学家们把‘现代性’主要地当成一个从事创作的人面对‘当下出现’的现实的态度；而这就意味着：要善于对现实的‘在场出现’进行反问，使之‘成问题化’(problématiser; problématisation)。

换句话说，具有现代性的精神，就是使自身成为一个自律的主体，善于对‘当下即是’的瞬时结构、对历史的生存模式以及未来的存在方式，进行不断的反问和重建，而不去顾及现代社会的各种规则和‘成就’，只要自己自在地进行创造和过着自己的生活就足够了。

福柯特别强调指出：要具备真正的现代性态度，并不在于使自身始终忠诚于启蒙运动以来所奠定的各种基本原则，而是使自身面对上述原则的态度不断地更新，并从中获得再创造的动力。福柯把这种态度，简单地归结为‘对于我们的历史存在的永不平息的批评’(critique permanente de notre être historique)[14]。

波德莱尔对于‘瞬间’的执着，表现了他对于艺术和人生的独特看法。现代文化对于美的态度始终是一种‘悖论’，一种不可实现的‘不可能性’，但又是一种可以在瞬间发生的偶然事件中创造出来，因而它又有可能隐含着永恒的美的因素。

因此，当代艺术虽然不再考虑长久的、永恒的抽象的‘美’，试图将‘美’更加现实化、瞬间化、机遇化、偶然化、不确定化；但当代艺术又不得不在其创作中，寻求各种瞬间的美，在瞬间中把握住那些‘抓不住的美’。

发扬波德莱尔的‘现代性’精神的当代法国哲学家们，一反传统时间观和历史观以及对于永恒的看法，强调一切基于瞬间，基于当下即是的那一刻；认为出现在眼前的过渡性时刻，才是最珍贵和唯一的至宝。脱离开瞬间，一切永恒都是虚假和毫无意义的。反过来，只有把握瞬间，才达到永恒，因为现时出现的瞬间，才是人生同不可见的永恒相接触的确实信道。瞬间的唯一性，使‘永恒’现实地出现在人的生活之中。也正因为这样，瞬间同时也成为未来的最可靠的历史本身。

当代法国哲学家们所赞赏的现代性的这种精神，实际上也是把眼光导向未来。在在这种情况下，永恒的意义就在于它囊括了一切可能的未来。如果说传统时间观所强调的是‘过去’，那么，现代性所集中寄望的是‘未来’；但未来的一切，就决定于对于现在的把握。

未来就是可能性，就是冒险的探索，就是在创作的游戏中不断地同偶然性相遭遇，并以偶然性的可能性作为创作的时空架构。这种对于未来的向往，需要借助于想象与象征，在一切可能的领域内，开辟新的创作道路。而未来的可能性又进一步为创作的不确定性原则奠定新的正当化基础。

波德莱尔尔所肯定的这种现代性精神，还直接导致对于一切‘流行’和‘时尚’的追求风气。众所周知，流行和时尚的特点正是‘瞬时即变’，并在无止尽的循环重复中发扬光大其生命的威力。后来，法兰克褔学派的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发挥了波德莱尔的现代性精神，提出了‘现时’(Jetztzeit)的重要美学、历史学和哲学概念，强调只有在‘现时’中才蕴含最完美的和‘救世主’的时间。波德里亚和布迪厄等人在这一方面的文化批判，为现代文化的批判树立了典范[15]。

在这里，重要的还在于：作为一个现代的人，不应该只是承认和接受这场正在进行着的激烈变动，而是对这场运动采取某种态度。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愿的、然而又是难以实现的态度，其目的不是要在‘当下即是’的瞬间之外或背后，而是在‘当下即是’的瞬间中，去把握某种永恒的东西。这就意味着，要在创作者所处的现实结构中，及时把握在其中所发生的各种多方面的变化，并将这些变化的因素以共时结构突显出其自身的特征。但这还不够。将瞬时即变的事物，以共时结构表达出来，其目的并不是使之固定下来，而是抓住其变动的特性，使之永远保持活生生的生命结构，呈现其‘昙花一现性’、‘瞬时即变性’和‘偶然突发性’。换句话说，现代性并不想要追随时代的变动流程，也不是被动地置身于流动着的历史性结构，而是把一个一个共时存在的创造精神，纳入其自身当下即是的活生生场面中。

同样的，波德莱尔所坚持的那种闲逛游荡者和流浪者的心态和态度，也深深地影响着当代法国哲学家对于现代性的基本态度。波德莱尔本人曾说：“他走着，跑着，并到处搜索。这位富有想象活动能力的孤独者，确确实实地，穿越人群的沙漠，永远流浪；他心目中具有比任何一位纯粹流浪者更高傲得多的目的。这种目的，并不是满足对于周在世界的暂时欢乐，而是一种更加一般的目的。他所寻找的，就是我们可以称之为‘现代性’的那种东西。对他来说，重要的是寻求、并超脱在历史中包装着诗歌的那种模式”[16]。所以，表面看来，一位流浪者，像唐·吉珂德那样，不过是各种各样的好奇心的代表者；他到处寻找阳光和光明，欣赏各种诗歌，当普通人陷入对于某种奇特的美的欣赏的时刻，他寻求那些能够引起动物欲望旺盛的欢乐。但是，在波德莱尔看来，一个真正的寻求现代性的流浪者，他所看到的是完全沉睡中的世界，而他自己却面对这种世界，从事永远不停息的创造活动。这种创造性活动，不是简单地否定现实，而是在关于现实的真理和自由的运作之间进行一种高难度游戏。在这种境界中，波德莱尔说，‘自然的’事物变成为‘比自然更自然的’事物，‘美的’事物转变成为‘比美更美的’事物；而所有那些，负有某种激情的生命的特殊事物，也就像作者的灵魂那样，闪烁着创造的智能光亮。德里达自己曾经宣称：他是一位流浪的哲学家。他从流浪的处境出发，对于现代文化及其传统根源进行无止尽的穿梭和钻研，并在‘流浪’中实现对于它们的批判。

要成为一个现代主义者，并不能满足于将自身陷入正在进行中的时间流程，而是把自身当作进行某种复杂的和痛苦的创造过程的‘当下存在者’。所以，作为一个现代主义者，并不是单纯要发现他自己，揭开他自己的奥秘，或者揭示隐藏着的真理。他只不过是不断地创造他自身。为此目的，所谓现代性，并不是要把人从他自身中解脱出来，而是不断地强制自己去完成创造自身的任务，使自己能够在创作中不断自我生产和自我更新。

所有这一切，对于波德莱尔来说，都不可能在社会和政治制度现有条件的范围内实现，而只能是在艺术领域中不断地进行；在其中，对于现实的当下表现的讽刺性的英雄化过程，就是为了改造现实而同现实进行游戏，也是某种对于自身进行禁欲主义的改造的艰苦活动。所以，当代法国哲学家们尤其集中在文化创作的领域内开展对现代性的批判。

波德莱尔在探讨现代性的过程中发现了绝对美和相对美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认为，美的成份包含两种要素：一种是永恒的、不变的，但其多少很难确定；另一种是暂时的、瞬时即变的，犹如时代、风尚、道德、情欲等等。重要的是，没有第二种因素，第一种因素就是抽象的和不可理解的，甚至也是难于被人所接受的。任何一种独创的艺术作品，都难免受制于它发生的那一瞬间；正是透过这一瞬间，艺术品才不断地渗透到现实性之中，使它永远对于鉴赏它的人具有美感，满足人们对于美的永无止尽的追求。

当代法国哲学家们注意到当代文化的瞬间性、不稳定性及其可能性本质。所以，他们对于现代文化的批判并不寻求系统的、完满的和一劳永逸的效果。这就使他们的文化批判始终处于一种‘紧绷’状态，永远处于等待、期待和‘初生’状态(à l’état naissant)。他们认为，只有使自身扎根于当代和当下，才有可能创造前所未有的新事物。

所以，在探讨‘什么是当代’的问题时，最主要的，不是寻求现有的答案，也不是探讨界定‘当代’的标准，更不是讨论是否符合普遍存在的规则，而是依据自身的情况，从自身对历史的态度出发，根据自己的可能性，独立自主地进行大胆的创作游戏。

由此出发，我们可以较为自然和较为清晰地意识到：所谓“当代艺术”，乃是一种“见仁见智”的问题，它的真正意涵，决定于具体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条件，特别是决定于艺术家自身的精神状态、心态、创作感情及其风格，决定于艺术家对自身的生命体验，也决定于艺术家对社会的责任感，决定于艺术家的创作取向和倾向。

艺术家绝不能就此听命于“人云亦云”的流行话语，也不应该观察他人的脸色，不应该追踪或跟随他人的作品。当然，当代艺术在技术上的特征，就是它对传统的超越。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当代艺术的创造精神，就是恰当地把握对于传统的态度。

[1] Picasso, Femme au fauteuil rouge. 转引自Cathrin Klings"ohr-Leroy / Uta Grosenick, Surréalisme. Paris. 2004: 84.

[2] Mach, Analyse der Empfindungen. Jena, Gustav Fischer >Verlag. 1922: 5-6.

[3] Ibid. : 160

[4] Foucault, Dits et écrits. Vol. IV. Paris. Gallimard. 1994: 562-578; 679-688.

[5] Foucault, Ibid.: 562.

[6] Ibid.: 563

[7] Ibid.: 564

[8] Ibid.: 568

[9] Ibid.: 568-569

[10] Ibid.

[11] Ibid.:569

[12] Baudelaire, C. Oeuvres complètes. Paris. Gallimard. 1976: tome II, 695

[13] Foucault, Dits et ecrits. Vol. IV. Paris. Gallimard. 1994: 570

[14] Ibid. : 571

[15] Baudrillard, J. La société de consummation. Paris. 1968; Bourdieu, P. La distinction. Paris. 1979; Le sens pratique. Paris. 1980a

[16] Baudelaire, Ch. Oeuvres completes. Paris. Gallimard. 1976: tome II, 693-694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