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泰利与普拉达相濡以沫30年。照片摄于这对夫妇在阿尔卑斯山度假别墅的藏书室。

　　高6英尺、满头白发的意大利时装公司普拉达(Prada)的首席执行长帕特里齐奥 贝尔泰利(Patrizio Bertelli)常大喊大叫。这天下午，贝尔泰利的大嗓门是冲着总部设在美国达拉斯的高档百货连锁店内曼 马库斯(Neiman Marcus)来的。贝尔泰利和内曼 马库斯72岁的董事长谭思奇(Burton Tansky)刚刚见面。谭思奇当天飞到此地的目的是平息有关普拉达的服装、提包、鞋子和香水在内曼 马库斯店内该如何展示的分歧。

　　“我告诉谭思奇，别跟我玩德克萨斯牛仔那套，我可不把你的把戏放在眼里，”贝尔泰利咆哮着说。大大的鹰钩鼻在他的黑框镜架下颤动着，他说“c”时那浓重的气音带有明显的托斯卡纳腔调。（谭思奇后来形容那次谈话是在两个“对工作非常自豪而认真的”的人之间展开的“富于激情的”交流。）2008年年底，美国零售商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大幅削减高档设计商品的价格，作为全球领先时装品牌之一的经理人，贝尔泰利至今仍然痛心不已。为了清空存货，内曼 马库斯、Saks和其他高档商场把售价1,500美元的手包和750美元的鞋子打到三折出售，这让欧洲的奢侈品公司不禁担心他们的客户永远不会再愿意拿出那么多钱购物了。随着经济的回暖，许多时装界的经理人们正努力在百货商场的销售中获得更大的控制权，而贝尔泰利正以无比的热忱迎接这一挑战。“我喜欢谭思奇，问题是美国太他妈的自我中心了。”

　　63岁的贝尔泰利是普拉达品牌的策划者，但大多数人会将这个品牌和贝尔泰利的妻子缪西娅 普拉达(Miuccia Prada)联系在一起。缪西娅是个先锋派设计师，她多年来创造出了许多风靡全球的设计，随便举几个例子来说，黑色尼龙双肩包、壁纸装饰图案的百褶裙、扎染连衣裙和松糕鞋。

　　果说普拉达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设计师之一，那么贝尔泰利就是她背后的驱动力。自从1977年两人在米兰的一个行业交易会上相遇之后，贝尔泰利就一直鼓励他的妻子勇于冒险，而这已经让公司变成了一个销售额达24亿美元，拥有普拉达、Miu Miu、鞋业公司Church's和Car Shoe四个品牌，还有遍及从洛杉矶到首尔267家门店的全球性时装集团。1986年，贝尔泰利鼓励普拉达在纽约开设了第一家门店。两年之后，贝尔泰利力劝普拉达设计女装，五年后，他又说服她涉足男装领域。“他远比我要富于煽动性，”普拉达说，“和他在一起，你永远在质疑自己。我们之间有个‘三原则’。如果某一件事他说了三遍以上，那么我就该想一想了。有时候我不想去听，但我还是会这么做。”比如说现在，贝尔泰利坚持让普拉达更加关注用好莱坞明星的营销方式──而普拉达一直以来都比较回避这种方式。“贝尔泰利说我们自命不凡，不懂流行文化，”普拉达代表她本人和她的创意团队说。“他是头脑，我们是手脚。”

　　作为一个在过去25年一直蓬勃发展的典型的家族企业，贝尔泰利和普拉达的组合是公司的心脏──贝尔泰利充当着家族首领的角色。贝尔泰利、普拉达和其他普拉达家族成员拥有公司近95%的股份。贝尔泰利和普拉达分别担任公司的首席执行长和董事长。贝尔泰利对品牌的业务层面尽心尽力，倾注了与普拉达对创意层面同样的热情。普拉达公司前任和现任的管理人士都将贝尔泰利描述为一个不屈不挠、富有个人魅力的老板，他对公司从鞋缝的缝纫到普拉达精品店的壁颜色等方方面面都十分了解。不过这些管理人士说，贝尔泰利有时候承担了太多的责任。他从招聘到为某一系列的手包订购多少珍贵皮革等等大事小情上都有最后的定夺权。当一个高级经理人离开公司后──确有几个人在和他发生冲突后离开了普拉达──贝尔泰利通常会临时接手这个职位。管理人员们不愿意在没有得到贝尔泰利首肯的情况下作出决定，很少人敢于提出和他不同的意见。“这是弱肉强食法则，”范思哲(Versace)首席执行长吉安 贾科莫 费拉里(Gian Giacomo Ferraris)说，他10年前曾在普拉达工作。“他对自己要求很高，因此对别人要求也很高。你要么达到他那个水平，要么他就会开除你。”

　　贝尔泰利因他的坏脾气而声名远播，不过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他的小花招。普拉达说，“我总是对贝尔泰利说：要么你喜欢上这个名声，要么你就得改变。”她总是以姓氏称呼她的丈夫。1997年，他在曼哈顿监理Miu Miu新店装修的时候，不喜欢一面镜子，就把它砸了。“这面镜子让人看起来太胖了，”他回忆说。他还砸坏过好几辆汽车的尾灯，这些车在普拉达的停车场里停错了位置的。“我喜欢这样，”他笑着说。

　　这种异于常人的性格在办公室以外也有所表现。他喜欢汽车，因此他有8辆车，其中包括好几辆保时捷(Porsche)。热衷航海的贝尔泰利在上世纪70年代参加过国际比赛，他在1997年买下了一艘75英尺长的帆船；花了三年时间、5，500万美元之后，“Luna Rossa”号帆船驶入了全球最重要的帆船赛事美洲杯(America's Cup)，并获得了亚军。贝尔泰利说，他的脾气通常被那些离开公司的人当作借口，因为这些人忍受不了高压的环境。“没错，我会对那些平庸的事情生气，”他说。“不过说我暴躁也是那些不称职的人的一个借口。我的做法都是对的，我总是努力激发人们的上进心。”

　　尔泰利和普拉达的关系是起伏最大的，两人也因为激烈争吵而声名远扬。普拉达说：我们努力工作。我们的关系一直是强烈而认真的，和贝尔泰利一起工作让人筋疲力尽。不过我欣赏他，也尊重他。这里每一分钟都是场战争，为了成为这家公司的一部分，你必须接受考验。”

　　两人对于一个关键问题达成了一致：要想取得真正的成功，普拉达品牌的创意和商业需求必须得到同等的重视。在许多时装公司，设计师都在竭尽全力地达到经理人的要求，或者要让服装卖得好，或者要把定价限定在某一水平。创意和商业方面的冲突曾经导致了一些著名的分手事件，其中包括知名设计师汤姆 福特(Tom Ford)在2004年离开古奇(Gucci)以及德国设计师吉尔 桑达(Jil Sander)在普拉达1999年收购了以她名字命名的公司后拂袖而去的例子。（桑达最终回到了普拉达，不过普拉达几年后将这家公司卖了出去。）桑达没有回应多次的置评请求，吉尔 桑达公司也拒绝置评。

　　“对于缪西娅和我来说，推动时装行业向前发展和卖出产品同样重要。如果产品卖不出去，那么某些地方肯定存在问题。这是我们的基本理念，”贝尔泰利说。普拉达说：“金钱不是我们的目标，不过我一直在说，为了做成所有这些事情，我们需要卖出东西，贝尔泰利也是这么认为的。贝尔泰利对于什么能成功、什么不能成功有着难以置信的感觉。而当策略正确的时候，你的产品就能热销。”

　　贝尔泰利-普拉达这个组合在公司九年前准备上市的时候就已至关重要──那次首次公开募股(IPO)没能成功──根据参与IPO准备的知情人士透露，银行业的顾问们将两人不再合作的可能性作为“风险因素”向投资者列出。“他们不是经理人，他们是所有者和企业家，”普拉达的首席运营官塞巴斯蒂安 苏尔(Sebastian Suhl)说。“他们就是品牌。”

　　尽管如此，如果贝尔泰利和普拉达再次计划在市场上出售部分股份从而为未来发展筹措资金的话──两人均表示有此意愿──那么作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时装集团之一，普拉达的经营方式可能很快将遇到一些压力。“我想谁都会对得到普拉达的股份感兴趣，”贝尔泰利表示。“不过为了给公司一个切实的未来，股市是最好的选择。” 举例来说，引入外部股东──不论是通过IPO还是私人募股──可能迫使贝尔泰利聘用更多的外部经理人来帮助他经营公司。“IPO之后，事情会变得更加复杂。那个时候管理问题将会浮出水面，”一个和普拉达有业务往来的银行家表示。

　　贝尔泰利的雄心壮志让普拉达公司面临着资金的压力。在上世纪90年代的飞速发展阶段，贝尔泰利──和酩悦轩尼诗-路易威登集团(Louis Vuitton Moet Hennessy)的贝尔纳 阿尔诺(Bernard Arnault)这样的奢侈品行业管理人士一样──花费了数亿美元购买了几家小型时装公司，以期将它们打造成全球品牌。对吉尔 桑达、海尔姆特 朗(Helmut Lang)和一些其他品牌的收购意味着普拉达在90年代末期背负着10亿多美元的债务（当时普拉达的销售额大约有15亿美元），这个担子从此一直压在普拉达公司的肩上。

　　夫妇俩还在地产上投入了巨额资金，他们每年花费超过1.37亿美元用于开设新店和邀请雷姆 库哈斯(Rem Koolhaas)、瑞士的雅克 赫尔佐格(Jacques Herzog)及搭档皮埃尔 德梅隆(Pierre de Meuron)等著名建筑师负责店铺的设计。贝尔泰利和普拉达最近委托库哈斯建造了“变形屋”。这是一个巨大的可变换形态的展示空间，去年在韩国首尔建成。在未来几年内，贝尔泰利还在计划着另一项店面扩张计划──仅在今年公司就将开设30家新店，其中许多位于美国。店面扩张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减少公司对美国百货商店这样的批售业务的依赖度。

　　尔泰利1946年生于位于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中心的阿雷佐(Arezzo)，父辈是有名的律师。他在孩提时代就展示出了绘画的天份，不过他所在的天主教学校的老师却强迫这个左撇子男孩使用右手，从而扼杀了他某些创造性的倾向。当时左撇子被认为是魔鬼的象征。（贝尔泰利仍然用左手绘画。）贝尔泰利的父亲在他6岁时去世，这让他的妈妈靠在高中教书抚育两个儿子。家里生活无忧──他回忆说他们经常会在假日出海和滑雪──不过生长在单亲家庭让贝尔泰利具备了一种独立和创业的精神。

　　贝尔泰利上世纪60年代末进入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Bologna)工程专业学习的时候，李维斯(Levi's)喇叭腿牛仔裤在意大利年轻人中风靡一时。不过需要和牛仔裤搭配的宽皮带还是个奢侈的物件。“我们买不起这些皮带，贝尔泰利于是开始动手制作，”贝尔泰利孩提时代的朋友卡洛 玛兹(Carlo Mazzi)回忆说。玛兹五年前加入了普拉达，任该公司的首席财务长。贝尔泰利购买了皮革和黄铜来制作皮带扣，然后让修鞋匠把它们缝在一起。总共的花费只有商店售价的4%──贝尔泰利也从中看到了难得的商机。他从大学退学，全身心投入到了自己的配饰业务中去。贝尔泰利将他的这个生意起名叫做罗伯特先生(Mr. Robert)（这个名字来自他的朋友罗伯托(Roberto)），并用了十年时间将它打造成为阿雷佐一家中等规模的皮革制品公司。I Pellettieri d'Italia是现代普拉达公司的前身。

　　1977年，贝尔泰利在米兰的一个行业展上展示手包时遇见了 普拉达。当时缪西娅正在经营祖父于1913年在米兰伊曼纽尔二世拱廊(Galleria Vittorio Emanuele)开设的皮革制品商店的生意。缪西娅是个爱整洁的、来自上流社会的米兰姑娘，她穿着伊夫 圣罗兰(Yves Saint Laurent)的裙子、研习过戏剧，还谈论政治。而来自托斯卡纳的贝尔泰利是个大嗓门、抱负远大的企业家。缪西娅聘请贝尔泰利出任普拉达主要的供应商之一。不到一年，两人已经在米兰市中心的一所公寓里一起生活了。

　　多年以来，这家公司的成长是围绕着一个新的家庭展开的。当他们的两个儿子，现年21岁的洛伦佐(Lorenzo)和19岁的朱利奥(Giulio)还是小孩子时，两人的大部分时间是在阿雷佐度过的。在孩子们上学以后，贝尔泰利和普拉达将公司总部迁往米兰。“我们的生活就是家和工厂，这是公司最大的一笔财产，”贝尔泰利说。当普拉达1993年在美国曼哈顿的麦迪逊大道(Madison Avenue)开设第一家门店时，夫妇俩带着当时5岁的洛伦佐和3岁的朱利奥去了大峡谷和迪士尼乐园。“看到一切都那么井井有条太让人印象深刻了，”贝尔泰利说，“从排队到吃米奇薄饼。”

　　如今，贝尔泰利说，他的儿子们是他观察年轻消费者需求的窗口。“你必须观察年轻人，因为如果你跟不上当今世界的脚步，那么你根本就别在时尚圈混。”贝尔泰利和普拉达都表示他们从未强迫儿子们加入公司，而且现在讨论儿子们是否加入公司还为时过早。“如果他们要加入，他们得从工厂做起。这就像是水手必须知道船是怎么造的一样，”他说。

　　上世纪的90年代让普拉达从一个销售额5千万美元的小众时装公司转变成为销售额达15亿美元的奢侈品集团。普拉达的疯狂并购──除了海尔姆特 朗和吉尔 桑达，普拉达还买下了阿瑟丁 阿拉亚(Azzedine Alaia)时装公司和芬迪(Fendi)的部分股份──受到了贝尔泰利一个主要信念的驱使：那就是时装公司不应该不加选择地对品牌进行多样化经营，包括推出价格稍低的二线系列。许多时装公司──从阿玛尼(Armani)到范思哲和华伦天奴(Valentino)──都已经开辟了二线系列来扩大自己的客户群。

　　我们当时的想法是我们已经快速增长了十年时间，我们希望多样化经营──但不是进入酒店业或者是葡萄酒行业，”贝尔泰利说。“回过头来看，这或许是个失误，不过在当时这种做法是有道理的。在1995年，我们都在问自己将如何扩大业务。后来我们认识到，我们不一定非要进入新的品牌，因为我们在新的市场里还有很多成长机会。”

　　扩张带来了大问题，最突出的就是对设计师的管理。吉尔 桑达的公司在被普拉达收购以后，她本人很快就和贝尔泰利决裂，并在几个月后离开了公司。后来桑达回到了公司，不过这家时装公司仍在为赚钱而挣扎。“吉尔 桑达公司是贝尔泰利的主意，”吉尔 桑达原总裁费拉里斯(Ferraris)表示。“不过银行家们迫使他砍断普拉达公司里的这棵枯木，所以为了卖掉它，贝尔泰利必须要对吉尔 桑达公司进行重组。” 设计师海尔姆特 朗最终也离开了公司。后来，贝尔泰利将吉尔 桑达和海尔姆特 朗这两家公司剥离了出去，并将普拉达5%的股份卖给了一家意大利银行。另两次IPO也被推迟了，普拉达的控股和营业公司仍然背负着超过15.1亿美元的债务。不过债权银行已经将贷款的到期日延长到了2012年，这让公司有了喘息的空间。“我们犯过错误。至于吉尔 桑达和海尔姆特 朗，我想有一半是我们的错，一半是他们的错，”贝尔泰利说。“不过现在我们已经剥离了这些品牌，情况很不错。”海尔姆特 朗未回应我们的置评请求。

　　在贝尔泰利和高档连锁商场内曼 马库斯董事长见面之前的一天正是普拉达2010年秋冬男装秀。贝尔泰利在意大利的阿雷佐醒来后到该市的中心区吃了早餐，然后乘直升机到达米兰。他穿着灰色法兰绒裤子、蓝色羊毛套头毛衣和蓝色夹克。他在米兰自己喜欢的一家意大利餐厅吃了午餐，午餐有意大利熏火腿、土鸡肉和红酒。在那里，他花了很长时间和餐厅主人、厨师和食客们聊天。

　　他到达秀场时，舞台管理人员正在检查这个巨形的大厅，普拉达将在这里上演自己的服装秀。这一次，T台被装饰成了“普拉达之城”──城中有抽象的酒吧、广场、公园和剧院，这是由来自库哈斯工作室的建筑师亚历山大 赖克特(Alexander Reichert)设计的。穿着蓝色苏格兰长裙、及膝袜子和超高跟鞋的普拉达在后台为这个系列的登场作最后的准备。洛伦佐和朱利奥也特意穿起了普拉达的牛仔裤，他们在走廊里和普拉达的姊妹玛丽娜(Marina)聊天。

　　和从前一样，贝尔泰利从工程师监控声光系统的屋子里看这场秀。“城市生活是当下的主题。这场秀围绕着24小时、360度生活展开，”贝尔泰利说，此时他正看着电视机里普拉达模特们──先是男模，后来女模特也加入其中──的演出。这些模特身穿高腰裤装、迷彩外套和绑带皮鞋。“这让我不禁去想：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你该如何保护自己的隐私？”他小声说道，然后开始自言自语地说起女性鞋子的尺寸几个世纪以来的变化。时装秀结束后，贝尔泰利奔到后台去祝贺他的妻子，普拉达跑过来拥抱了他，吻了他的两颊。“那么，你喜欢么？你看到我是怎样重新推出小外套的了？”“是的，我喜欢。我一直在想这个24小时城市的事情。这就像是对隐私和亲密的否定，对吗？”普拉达一脸疑惑地看着他，耸耸肩。“现在别跟我谈哲学，”她笑着说，奔向了迎接她的记者、朋友和涌上台来的观众。

　　等到时装秀结束后贝尔泰利回到家里，朱利奥和洛伦佐已经躺在沙发上看起了周日晚间足球比赛的集锦节目。一个毛茸茸的特大号玩具狗摆放在了电视机前。“这是朱利奥小时候的玩艺儿，我们一直也没能丢掉它，”贝尔泰利笑着说。

　　缪西娅和贝尔泰利的公寓位于米兰市中心一栋建筑的一楼，房间外还有一个很大的花园。他们的公寓很宽敞，不过感觉却很温馨。绿色大理石的走廊通向一个大大的凉台，那里被用作客厅、餐厅──当晚这里招待了15个人──和当代艺术展示区，展示有达明安 赫斯特(Damien Hirst)、鲁西奥 芳塔纳(Lucio Fontana)、德国抽象派画家布林奇 帕勒莫(Blinky Palermo)等人的画作。他们家中还有一个摆满8,000本建筑、艺术和设计书籍的图书馆，就在隔壁的房间。贝尔泰利和普拉达对现当代艺术的偏爱从1993年开始，当年两人和意大利艺术评论家杰马诺 切兰特(Germano Celant)一起到新墨西哥去看《闪电原野》(The Lightning Field)。切兰特回忆说，这个由400根不锈钢桅杆组成的作品由美国雕塑家瓦尔特 德 玛利亚(Walter de Maria)创作。1993年创立的普拉达基金会(Fondazione Prada)帮助从安尼施 卡普尔(Anish Kapoor)到纳瑟莉 杜尔伯格(Nathalie Djurberg)这些已经成名或新晋的艺术家，这个基金会现在由切兰特运营，它是意大利现代艺术最重要的场所之一。“缪西娅和贝尔泰利都对艺术抱有很大的热情，”伦敦蛇形画廊(Serpentine Gallery)国际项目负责人汉斯 尤利斯 奥布里斯特(Hans Ulrich Obrist)表示。“这个基金会不仅举办展览，而且还让艺术家有机会创作那些难以实现的项目。”

　　当普拉达进家门的时候，贝尔泰利和他的儿子们仍然专心地看着电视。缪西娅一头扎进沙发，解开了她的鞋带。“这是个真正的魅惑之夜，对吗？”她开玩笑地表示。

　　“妈妈，这是场很棒的秀，”一头黑色头发、身形瘦弱的哲学专业学生洛伦佐说。“我喜欢你在男模中间加入女模特的做法。”

　　“事实上，这是个改造成男款的女性系列，不过我不应该这么直白地说出来，否则人们会开始批评我了，”普拉达笑着说。她吃着服务生拿到客厅来的腊肠和白面包。

　　贝尔泰利经常呆在托斯卡尼或者造访世界各地的普拉达门店，不过只要这对夫妇住在米兰，他们大多数的晚上都会和儿子们或者少数几个朋友呆在家里，朋友中间有学者、艺术家、儿时的玩伴，还有普拉达最好的朋友之一，一位米兰的医生。那天晚上，贝尔泰利和普拉达一起坐在他们长长的椭圆形桌子的一头，招呼着客人，主导着谈话。当晚的菜单是菠菜意大利面、肉丸、菠菜布丁、土豆泥、奶油甜点和巧克力蛋糕，还有红酒。

　　食物对于贝尔泰利来说很重要。他自己热衷烹饪（当天早些时候，他花了20分钟时间向普拉达的一位管理人士解释如何烹饪奶油松露鸡），对各色餐馆也很熟悉。贝尔泰利手机里存着十几家他喜爱的米兰餐厅的电话──包括阿玛尼所有的亚洲混合菜式餐厅Nobu和米兰小饭馆Bice。他自己打电话预约，自信他永远会得到餐厅里最好的位置，在米兰，这个位置通常紧邻厨房。

　　在上第二道菜的时候，贝尔泰利将谈话引向了互联网。几周以前，美国报纸的一篇文章暗示说，普拉达的网络策略和其他品牌相比显得“古板”，比如英国时装品牌巴宝莉(Burberry)拥有Facebook帐户，还鼓励消费者发来他们穿着该品牌风衣的照片。普拉达是最后几个接纳互联网的高端时装品牌之一，直到2007年末，它才创建了一个电子商务网站。如今消费者可以在这个网站上购买配饰、查找公司信息、观看广告宣传以及普拉达制作的电影。那天的男装秀在该网站以及普拉达官方YouTube频道上进行了直播。尽管如此，报纸上的文章显然戳到了痛处。

　　“我觉得这是放x。在网上展示人们穿风衣的照片为什么就意味着对世界开放？这有什么关系？”普拉达脱口而出，而贝尔泰利正为坐在他周围的人们大勺地盛着菠菜布丁。

　　贝尔泰利一直敦促普拉达与博客作者和她的许多粉丝们在网上多交流。他现在让客人们安静，并且把普拉达逼到了一个难堪的位置上：“让我来问你这个问题：一概不回答人们在互联网上的问题是不是更民主的做法？”贝尔泰利大声说道，客人们停止了他们的闲谈。“给他们一个即便并不完整的答案是不是更民主呢?”

　　普拉达的好朋友、意大利艺术家弗朗西索科 维佐利(Francesco Vezzoli)正坐在她的左边，维佐利暗示普拉达她没什么选择：“你是个明星，你身边的其他明星们都Twitter。”

　　“那么，如果我们许多年以后发现Twitter是胡扯。也许多年以后，我们会发现我们当时都错了，”普拉达反唇相讥。

　　她用叉子夹起一个肉丸，盘腿坐在椅子上，脚上的一只高跟鞋扑通掉在了桌子下面的地板上。“我不是不想接受互联网，而是我不想把随意的答案抛到网上。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宁愿不回答，”普拉达继续说道。她转向贝尔泰利：“我倒想看到你早早起床，坐在那里回答网络上的问题。你为什么不这么做？”

　　“你还是不明白，是不是？”贝尔泰利回击说。“现在交流的速度很快，而快速的交流会牺牲质量。这不可避免，你必须接受这一点。”

　　普拉达怒气冲冲地说：“别把我当作傻瓜！”

　　“我没有。你能不能别大声叫唤了？”贝尔泰利大吼道。“我才应该是那个发脾气的人，”客人们不禁笑了起来。

　　第二天下午，贝尔泰利坐在他的办公室旁边一个被刷得雪白的会议室里，这是个空间很大的房间，里面摆着三个小皮沙发、大大的阿尔贝托 布里(Alberto Burri)画作和韩裔美国艺术家白南准(Nam June Paik)用14台电视机制作的雕塑作品“高科技宝贝”(Hi-Tech Baby)。那时，距内曼 马库斯董事长的会面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贝尔泰利对有关这家美国百货商场的争论已经冷静下来了。

　　他将注意力转回到前一天晚上的互联网争论。“网络是民主的，所以你无法给出一个精英式的回答。缪西娅对这些事情总是有些道学气，”他说。“我不比缪西娅更现代。她凭借的更多是直觉，而我更为理性，思考方式也是分门别类的。不过我们经常得出一样的结论。”

　　现在占据贝尔泰利头脑的另一个难题是欧洲时装品牌不断降低成本的压力，包括寻找海外市场生产产品。在过去的几年里，从意大利的华伦天奴到法国的赛琳(Celine)等许多设计师品牌都在劳动力成本远低于西欧的东欧、北非或者亚洲制造部分服装和手包。许多公司对这种转变一直保持沉默，担心没有了“意大利制造”的标签──以及这个标签所传递出来的延绵几个世纪的高超工艺──消费者将不再愿意付出高昂的价格。

　　尽管普拉达品牌有98%的产品是意大利制造，但大约有一半的Miu Miu手包在土耳其和罗马尼亚制造，70%的Linea Rossa运动鞋在越南制造。贝尔泰利深深扎根于意大利工艺的中心地带，普拉达在意大利经营着13家工厂，雇用3,500名工人。不过贝尔泰利对于他将某些产品搬到国外生产的决定却并没有歉意──只要质量控制到位。他坚信，消费者应该学会信任一个品牌，而不是制造地，“普拉达制造”应该和“意大利制造”同样受到信任。

　　这在意大利是个颇具争议性的言论，意大利一直都在努力保护着自己一度兴旺的纺织行业免受更为廉价的中国商品的冲击。“如果一种产品不是在意大利制造，也并不意味着质量差──这么说有种族主义的嫌疑，”贝尔泰利说。真正的问题是，他说，由于每个国家对于如何标注进口商品有着不同的规定──举例来说，美国和日本市场对于制造地的规定比欧洲更为严格──许多公司根据产品的销售地给商品贴上不同的制造地标签。

　　“这都是放x。如果是意大利制造，那么我们会贴上‘意大利制造’标签；如果是中国制造，我们会贴上‘中国制造’标签，如果是土耳其制造，我们也会这么标。其他厂商就没有那么诚实了，不过你看，缪西娅和我从来没把我们的消费者当成傻瓜。”

　　在米兰度过了36小时之后，贝尔泰利做好了回阿雷佐的准备。那天晚上，他在另一家喜爱的餐厅Masuelli吃饭，从主厨那里直接点了藏红花意大利调味饭。尽管他爱说话，不过当问到他和普拉达的私人生活时，贝尔泰利却有些口腆。“我们俩棋逢对手。可能我对历史更有兴趣些。缪西娅很强势，不过她也非常可爱。”

　　他抿了一口红酒。

　　“缪西娅和我在过去的三十年生活得尽情尽兴，即使中间有争吵。生活、工作、一起建立家庭是一种很棒的人类活动。”

　　该文转载自华尔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