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久久

清廷与罗马的冲突

1715年8月17日，一艘葡萄牙船抵达澳门。意大利青年朱塞佩·伽斯底里奥内站在船上，长达15个月的漫长航行终于结束，展现在眼前的海岸线让他兴奋不已。他27岁了，受耶稣会派遣到遥远的中国传教。

这是康熙五十四年，清朝政府与罗马教廷的一场冲突正愈演愈烈。

自明朝万历年间，利玛窦来华以来，西方的传教士一直尊重古老中国的传统，允许中国的教徒继续传统的祭天、祭祖和敬孔，并相信他们所说的“天” 与天主教的“唯一真神”没有区别。这被称为“利玛窦规矩”。尽管不是所有传教士都像利玛窦一样，穿着中国的长袍，蓄起胡子，小心翼翼地与中国的读书人和官 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平定台湾以后，康熙皇帝开放了海禁，大批西洋传教士远渡重洋到东方传播福音。他们中的一些人被召入皇宫，在掌管天象历法的钦天监任职，甚至有人参与了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全国土地的测量。

然而在康熙皇帝50岁的时候，事情发生了变化。1704年，罗马的教皇克莱芒十一发布了一项针对中国信徒的禁令，禁止用“天”、“上帝”来称呼“唯一真神”，不许祭祀孔子和祖先，甚至不得进入孔庙和家族祠堂行礼。禁令在一年后传到中国，罗马的傲慢触怒了康熙皇帝，他将前来中国宣布禁令的多罗大 主教驱逐到澳门，并命令长期居留中国的传教士领取内务府颁发的信票，拒绝领票的，一概遣往澳门。结果有近四成传教士因为坚持教皇的禁令而被驱逐。

这场风波被称为“礼仪之争”，玄烨试图与罗马对话解决这一问题，他在康熙四十四年到四十七年派出三批耶稣会士出使罗马，然而三批使者要么葬身大海，要么无功而返。

就在朱塞佩·伽斯底里奥内抵达中国那年，罗马教皇再一次发布了强硬的命令，要求所有在中国的神职人员宣誓遵守1704年的禁令，否则将被停职甚至断绝给养。他们宣誓的签字将被送往罗马。这份圣谕没有被告知清政府，而是直接传布给了在华传教士。

仍然期待通过使臣解决问题的康熙皇帝被彻底激怒了。几年后，他在一份罗马教廷使者带来的信中朱批：“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至此，清政府与罗马教廷的关系完全破裂。

宫廷洋画师

幸运的是，玄烨并没有因为“礼仪之争”而憎恶西方的一切。这位君主1707年还下旨给广东的督抚，新到中国的西洋人，若有技艺巧思，或者是医生，急速送来北京。这道命令在11年后又被重申了一次。

朱塞佩·伽斯底里奥内就在这么一个微妙的时间抵达中国。他从澳门转道广州，给自己取了个中国名字叫郎世宁。他对广州的官员说，自己不仅是传教士，也是个画家。当康熙皇帝从他的臣子那里得知有一位欧洲画家到来时，立刻下旨让他赶往北京。

在去北京的路上，郎世宁看到的景象应该是欣欣向荣的。明代从美洲引进的番薯、玉米等高产作物得到推广，统治者推行休养政策，人口和经济都在恢复。皇帝甚至开通了江、浙、闽、粤四处海关，与外国商人做生意。白银正从南美洲辗转进入中国。

郎世宁抵达帝国的都城时已经是11月，康熙皇帝接见了他，让他到内务府造办处供职，并把他安置在东华门外的东堂居住。那是在1655年顺治帝赐给两个西洋神甫的土地上建起的教堂。郎世宁开始了宫廷画师的生活。每天早晨，他从东堂步行到东华门，7点向宫门禁卫报到，然后进入养心殿旁的一间画室作画，同时学习汉语和满语。

在皇帝的要求下，他开始学习中国画的技法，但在郎世宁看来，中国绘画的远近透视观念错误百出，他试图说服康熙皇帝设立一所绘画学校，教授西方美术的观念，但没有被采纳。郎世宁也发现，尽管这位皇帝对西方科学兴味盎然，但是整个帝国，像皇帝这样的人寥寥无几，大臣们只是把这些当做皇帝闲暇时的消 遣。而且，皇帝已经年迈。

康熙在几年后去世，继位的雍正皇帝命令郎世宁向中国的宫廷画家传授欧洲油画的技艺，西洋的绘画技巧开始在清廷内府流行。在一幅表现端午节时令的绢本设色《午瑞图》里，郎世宁画了插在青瓷瓶里的蒲草叶、石榴花和蜀葵，他用色彩深浅和光影明暗的变化展示出花叶和瓷瓶的立体感，瓷瓶肩部有一块明亮的 高光，是中国画中从来没有过的。这是郎世宁留下的最早的作品。

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日子却过得每况愈下。新皇帝登基头一年，福建就有信教的儒生脱离教会，向官府控告传教士聚敛民财。雍正皇帝决定采纳闽浙总督的建议，于是比康熙更加严厉的措施开始了。各地教堂纷纷被改造为寺院、学校、仓库，甚至遭到拆毁。

蛰伏圆明园

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几乎与此番禁教同时，皇帝开始大规模扩建圆明园。郎世宁被派到园中，全心全意地绘画。他按春、夏、秋、冬四季 12个月的顺序，在丝绢上画出皇帝按照时令观灯、踏青、赏花、饮酒等等游玩的场景，背景就是圆明园。这一套绘画被称为《雍正十二月圆明园行乐图》。

在圆明园，郎世宁遇到了25岁的爱新觉罗?弘历，那时候他还是宝亲王。年轻的亲王很喜欢这个西洋画家，时常到造办处看郎世宁作画。1735 年，雍正病死，弘历即位，即乾隆皇帝。他把造办处升格为如意馆，郎世宁被提升为首席画师。圆明园依然在扩建，郎世宁于是担负起西洋楼设计督造的任务。海宴堂外有12个报时水力钟，郎世宁把它设计成十二生肖，以铜铸成兽头，按时喷出水流。这就是著名的圆明园12兽首。

扩建后的圆明园面积达3000亩，24000名皇家卫队士兵在周围日夜巡逻。东方帝国的宏伟工程让郎世宁惊叹，他画出了长春园西洋楼十景，包括著名的谐奇趣、蓄水楼、方外观、海宴堂、远瀛观和大水法。

和他心胸开阔的祖父不同，乾隆皇帝对西洋的绘画和建筑虽然表示欣赏，但对西方技术却不感兴趣。在他83岁的时候，一支试图与清帝国建立通商关系的英国使团来到北京，乾隆对英国人带来的火枪、军舰模型视若无睹，却对他们是否肯行跪拜之礼大加问责。

乾隆十一年(1746年)，又一次大规模的禁教活动在全国展开。福建巡抚周学健给皇帝上了一封奏折，写道：“历来白莲、弥勒等教聚众不法，皆无知奸民借此煽惑，乌合之众，立即扑灭。天主教则不动声色，潜移默诱，使人心自然乐趋，以至固结不解。其意之所图，不屑近利，不务速成，包藏祸心，而秘密 不露，令人堕其术中而不觉。较之奸民所造邪教，为毒更深。”

乾隆对此深以为然，下令“立即查拿”，“按法惩治”。在后来的近十年里，中国地方官员都在严厉执行皇帝的旨意，驱逐传教士。与此同时，帝国开始了对新疆地区的平叛战争。郎世宁和他的同僚们奉命绘制了一共16幅的《平定西域战图册》，以纪念这场胜利。

乾隆二十二年，皇帝发下圣旨，将从康熙二十四年始开设的厦门、宁波等对外贸易港口关闭，只留广州一口通商。从此，清政府彻底闭关锁国。

郎世宁依然在清宫为皇帝作画，作为传教士而来的他没有传过一次教义，却在中国留下众多画作，它们被收藏在皇家宫殿，直到一个世纪以后，乘船跨海而来的英法军队攻破皇城，将他们几乎洗掠一空。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7月16日，在离78岁生日还差三天的时候，郎世宁在北京病逝。康熙给了郎世宁知遇之恩，而现在他的第二任继任者乾 隆也55岁了。皇帝看到国家安宁，疆宇开辟，“外有耕屯之收获，内无粮饷之馈劳，而且连年丰收”，感到心满意足，下令天下免除一岁的漕粮。

郎世宁在死后被赐予侍郎之衔，在总计536卷的《清史稿》里，对他的全部记述是：“郎世宁，西洋人。康熙中入值，高宗(乾隆)尤赏异。凡名马、珍禽、异草，辄命图之，无不栩栩如生。设色奇丽，非秉贞(焦秉贞，最早学习西洋画技的中国画家)等所及。”

这位老人刚刚抵达中国的时候，世界还在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当他带着东方皇家的荣耀死去时，工业革命的大幕已经在遥远的故乡拉开。

毕加索的别样人生

王瑞芸

一次有画家拿画来给毕加索看，那是一些素描。毕加索开始一张张地看它们，近看，远看，必要时就戴上眼镜看细部。那样子仿佛他过去从来没见过什么是素描似的。他的眼睛从未离开过它们，他把一切置之度外，完全沉浸在他在看的东西上，这样出格的好奇心，这样专注的能力，让每个见到的人都很吃惊。

毕加索说：“人们通常没法集中注意力，因此会错过很多东西。而集中注意力，是塞尚成为塞尚的原因。当塞尚在一棵树跟前时，他会非常入神地看他眼前的东西。他盯着它，活像一个狩猎者盯着自己的猎物……通常一个画家就是这样子。”毕加索能这么评价塞尚，是因为他一样知道怎么集中注意力。

一天某青年来找毕加索，带来一张塞尚的画，要请毕加索鉴定。毕加索仔细地看了画之后告诉他，这是张不错的风景画，但不是塞尚的真迹。青年坚持说，这画是从塞尚画室中得到的，所以不可能不是真迹。毕加索开始生气了：“你可以一千次是对的，你也可以给我提供一千个证据，但这依然不是塞尚的真迹。”

青年走后，毕加索还在唠叨这事：“好像我不知道谁是塞尚！他是我的，我唯一的大师！你们难道不知道我看过他的画？我花过很多年研究它们。塞尚！他对于我们是父亲一般的人物，他是我们的保护者般的人物。”

毕加索对塞尚作品的仔细观看，让他对其作品熟悉到这种程度：住在巴黎的美国女作家斯坦因一直遗憾她和弟弟分家时，有一幅塞尚的苹果静物没有留下来。毕加索听到了对她说：“不必遗憾，我来画一张给你。”1914年的圣诞节，毕加索带给她一幅静物画，完全是塞尚那幅作品的精确复制。凡是毕加索看过的画，他都会过目不忘，因为他看得出奇的专注。

显然，毕加索仔细研究他中意的艺术家，绝不是为了模仿，而是为了深入了解其中的奥秘，一个能深入奥秘的人，就是能创造奇迹的人。毕加索绝不能容忍自己跟别人一样，他喜欢向别人展示自己的力量。他曾说过，如果觉得没有什么新东西可学了，他就自杀。对于他而言，只要能够学，能够发现、理解、深入、一点一点地参透艺术之秘，他活着才有意义。毕加索要让手里做的一切都是从自己

的心里出来的。毕加索的女友费尔南多请毕加索教她画画，毕加索不肯，只对她说：“你自个儿觉得高兴就成，你自己做的事情远比你在别人指导下做的事情要有趣得多。”

毕加索非常在意他的创造力，他在所有画下的、做下的、写下的东西上都注明日期。一个摄影记者曾给他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上只是他的扶手椅和面前的一双拖鞋，看上去很有创意。毕加索看了说：“这个很好，不过这已经不是一张写实摄影，而是你的创作了，因为你改变了我拖鞋的位置，你的改变就成为你的创意。一个艺术家怎么安排他周围的物体，也就会在他的创作中反映出来。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在每一张作品上写日期吗？因为仅了解一幅作品是远远不够的，人还得知道是什么时候、什么状态、什么环境下做出这作品来的。这是一种科学，叫做人的科学。”

一次一位女士来找毕加索，给他看一幅毕加索自己画的画。毕加索看后，确定是自己画的，女士就请毕加索补上签名。毕加索却不肯。他说：“我不能这么做。一是，我成天碰到来找我签名的人；其次，因为这幅画是十几年前画的，我把现在的签名放上去，就已经不真实了。”女士怎么请求也无效，只好走了。

一个记者有一次对毕加索说，他去拍洞窟艺术，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虽然不同时期的人彼此相隔千年，但在洞窟里却总是选同样的地方做厨房。毕加索立刻回答说：“这毫不稀奇！人是很难改变的，人总是保持自己的习惯。在一个城市的下面会发现另一个城市的遗址，一个教堂上盖着另一个教堂。种族和宗教也许会改变，但菜市场、住宅区、朝圣的地点却总在同样的地方。”

毕加索被自己完全不能做的事吸引，被和他完全不像的人吸引，任何有强烈地方色彩的东西、有特殊气味的东西都让他陶醉，强烈的、粗糙的、暴力的东西他都喜欢。他强壮，男性化，非常渴望名声和光荣。毕加索说过一句话：“我喜欢过得像个穷人，但手上有很多钱。”毕加索在本性上喜欢波希米亚式的生活方式，他的画室非常混乱，也很不干净。一位巴黎画商叙述了毕加索早期在巴黎蒙马特的画室的情形：他走上楼梯，在毕加索的门前站住，门上涂满了朋友的各种留言：德郎今天下午来，曼德在兹利咖啡馆，等等。来应门的毕加索穿着短裤和短袖衬衫，可是没扣扣子。走进去，室内的杂乱肮脏叫人不忍卒睹。卷着的素描啊，画布啊，上面落满了灰。墙纸是开裂的、撕破的，炉子后面有一大堆炉灰。毕加索带着他漂亮的女友和一条大狗，就住在这里。

毕加索一生中不断地爱女人，他的爱情显然对他的艺术有直接的刺激作用。对于他来说，浪漫感情的冒险不是为其本身，而是为了刺激他的创造力。他艺术生涯中著名的“粉红色时期”是爱情的产物。

毕加索的第一任女友叫费尔南多，她出身贫寒，连生身父亲的姓名都不知道，从小和姨妈姨父一起生活。在18岁时，她由姨妈做主嫁给了一个莽汉。19岁时她不堪丈夫的虐待，逃了出来，只身到巴黎，在艺术家聚居的蒙马特区以做模特儿为生，是当时蒙马特最漂亮的模特儿。她有一头浓密的红色头发，牛奶般的白皮肤，长得像水蜜桃那么可口，极其性感。她一进入巴黎蒙马特画家圈，就成为非常抢手的模特儿，几乎每天都会遇到想跟她结婚的男人。她是毕加索一生中七位长期情人和妻子中的第一位，也就是说，除去那些萍水相逢的女性不算，她是毕加索第一个动了真情并且一起同居七年的女性。由于她，毕加索摆脱了忧郁的“蓝色时期”，进入了爱情状态的“粉红色时期”。

她回忆说，她在蒙马特当模特儿时经常换住处。一次，她搬进的那栋楼里住着一个西班牙年轻画家。她和他一相遇，“他用他那大而深的眼睛看着我。那眼睛非常锐利，充满了压抑的光芒。我并不觉得他特别吸引我，但他那种强烈而热切的注视使我不由得去回看他。”那个西班牙青年便是毕加索。

在一段时间里，费尔南多一直不把毕加索放在眼里，她不肯接受毕加索接近她的企图。尽管费尔南多开头对毕加索根本不在意，可他并不因此而减少对她的热情。他追随她，愿意把自己最喜爱的一切东西给她，他把她无意间留在他画室的任何东西都当宝物般地藏着。假如她犯困打盹，他就守候在她卧榻之侧，眼睛一刻也不离开她，一直到她醒来。毕加索有一张画记录了这个情景。毕加索极爱朋友，更爱艺术，但在追求她时，两者俱废。他顾不上跟朋友来往，画也不画了，成日守候在楼房外，期待着可以多看到她。

有一次她出门几天，回到住处时，顺便去看望毕加索。毕加索正和一群朋友在咖啡馆里吃午饭，他尚未见人，只一听到她的声音，立刻扔下手里的吉他——几乎把吉他摔断，“简直像个疯子一样”跑出去迎接她，幸福的大眼睛里盈满了泪水。

还有一天早上她经过毕加索的画室，诗人阿波里奈尔正巧也在。毕加索连忙招呼她，她则答应毕加索傍晚时分可以去看他。结果傍晚时她去，发现毕加索的整个画室被彻底打扫过了，里面充满了汽油、消毒水和香水混合的怪味道。那是毕加索硬拉着阿波里奈尔一起擦洗了一整天的结果。毕加索期待她来临的那种巨大的幸福感，让她大受感动。

到了孤独的老年，她回忆道，毕加索给予她的爱情，或者说在她身上点燃的爱情，是最辉煌、最明亮的，是透彻的幸福，即使后来他完全“放下”了她，和她形同路人，她依然要为了那样充分的爱情感谢他，甚至觉得一辈子都欠了他。

我们知道，毕加索一生中换过七八个女人，这令我们感到这个老家伙很好色。可费尔南多的回忆让人看到，毕加索虽好色，却绝没有轻佻与玩弄。他是投入全部身心来打动姑娘的心。

名人轶事

识别教授

宋正元

黄侃在中央大学任教期间，学校规定师生均须佩戴识别证，否则不得入校。有一天，黄侃去上课，新来的校警不认识他，不允许他入校。黄侃说：“我是黄季刚（黄侃字季刚）教授，到学校上课的。”校警并不买账：“你不戴识别证，我怎么知道你是教授？”黄侃大怒，把皮包和讲义往校警怀里一塞，理直气壮地说道：“你有识别证，那就请你去上课吧！”

假知识分子

刘善伟

1982年5月，应吉首大学的热情邀请，白发苍苍的沈从文先生登上了故乡最高学府的讲台。面对千余名师生，沈从文无比谦逊地说：“我是毫无成就的，我到北京时连标点符号也不晓得。原本想卖卖报纸、读读书，一到北京才晓得卖报纸没有机会，那是要分区分股的。至于说到做文章，做学问，我这个人就糟糕透了，直到现在还有不少字认不得。我是假知识分子……”

然而，正是这个“假知识分子”用他的《丈夫》《边城》《湘行散记》等名篇倾倒了国内外成千上万的读者；正是这个“假知识分子”，用一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填补了我国文化史上的一项空白！

费孝通的博士论文答辩

卜祥

1935年，费孝通通过清华大学毕业考试；次年，考取公费留学资格，前往英国留学。1939年春，他写成了论文《中国农民的生活》，将其作为博士论文提交给伦敦大学专门的考试委员会。

那次，考官只有罗斯爵士一人，考试地点是费孝通的博士生导师马林诺夫斯基家里，考试过程就是喝酒。为此，马林诺夫斯基特地准备了好几种酒。答辩一开始，罗斯爵士首先举杯向马林诺夫斯基道喜，祝贺他的学生在学术上做出了贡献。随后话题很随意，扯得很远，只是喝酒不断：到了最后，还是马林诺夫斯基想起该办的手续，于是请罗斯爵士在一张非常考究的学位审定书上签字，并再喝一杯酒，祝论文答辩圆满结束。

句号

池敏

在一次教育界聚会上，艾森豪威尔被安排发表演讲。当时，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根据预定程序，他将在最后上台二

令人不安的是，前面的演讲冗长而乏味，听众已感到厌倦，只是出于礼貌，才没有离场。轮到艾森豪威尔出场时，只见他环视了一下昏昏欲睡的听众，然后不紧不慢地说：“每一篇演讲稿，都应该有标点符号；每一场报告会，其实也应该有标点符号。而我呢，便是今天的标点符号中的句号。”

还没等到他讲完，听众便兴奋起来，报以热烈的掌声。演讲厅的气氛大变，艾森豪威尔这才进入正题。他后来曾对人说，这是他在教育界任职时最成功的一次演讲。

梁思成的礼物

柳已青

梁思成的生命历程有两份礼物，可以说是他人生的里程碑和转折点。收到的一件礼物，改写了他的人生命运，带来终身影响；送出的一件礼物，帮助他赢得爱情。1923年年初，林梁两家的两个年轻人，定了婚约，梁启超写信给大女儿梁思顺说：“思成和徽因已互定终身。”

1923年5月7日，梁思成遭遇一场飞来横祸。梁思成骑摩托车载弟弟思永去参加“国耻纪念日”学生示威游行活动，被一辆疾驰的轿车撞出老远。这辆摩托车是大姐梁思顺送给他的生日礼物，谁料到会遭遇车祸。肇事者是陆军次长，竟然开着汽车扬长而去。浑身是血的梁思成被抢救回家，醒过来的梁思成对父亲梁启超说： “爸爸，我是您的不孝儿子。在您和妈妈把我的全部身体交给我之前，我已经把它毁坏了。别管我，尤其不要告诉妈妈。大姊在哪儿，我怎么能见到她？”医生误诊，导致梁思成的左腿比右腿短了1厘米，而且脊椎受伤，要穿特制的金刚马甲。梁思成落下了终身残疾，就是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下，长达八年，完成了对中国古建筑的野外考察、勘查和测绘。

林徽因得知道消息后，她赶到医院，眼泪汪汪地看着梁思成。他强忍着痛苦，对她笑着说：“差一点就见不着你了。”

1924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同去美国学习建筑学。刚到美国的一对恋人，最初感情并不是那么和谐，两人有时爆发争吵，这可能是因为，徐志摩影子，并不是很容易消失。1927年6月9日，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攻读建筑学的林徽因，收到“同学”兼“恋人”的一份生日礼物——这是梁思成送给林徽因的一面仿古铜镜。这天晚上，校园路灯下，晶莹的镜子映照出两人青春的脸和他们圆满之爱情。铜镜的一面镶嵌着镜面，另一面的中心图案是对称的飞天浮雕。飞天外圈环绕卷草纹饰，花纹 旁边写铸着字：“徽因自鉴之用思成自镌并铸喻其晶莹不珏也。”

梁思成这面以假乱真的铜镜，用了他一个周的课余时间，设计、雕刻、铸模、翻砂、仿古，做好后，他故意拿去请研究东方美术史的教授鉴定其年代，教授有些狐疑地说：“从图案上看，像北魏时期的物品，但从未见过这样的文字，对不起，我不能帮助你。”看着梁思成蹊跷的笑，教授得知真相后，说他是淘气鬼。

谁说梁思成不解风情？谁说梁思成是个书呆子？这件匠心独运的礼物可以说彻底赢得美人的芳心。有人说：“林徽因是聪明女人，她选择了一栋稳固的房子，而没有选择一首颠簸的诗！”在梁与徐的竞争中，研究“凝固的史诗”的学者，比风流倜傥的诗人更高一筹，吸引住了具有文艺天赋的林徽因。除了梁在家庭方面占了先机，他的胜出，是梁思成给林徽因安全感和安定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