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与遗忘塑造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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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2009-4-09 15:29 | 作者: 乔舒亚·弗尔 JOSHUA FOER | 来源: 《华夏地理》2007年11期 （本文全部图文版权归《华夏地理》杂志社所有，如需转载请务必注明出处、作者及网址。）
撰文：乔舒亚·弗尔 JOSHUA FOER
摄影：玛吉·斯蒂伯 MAGGIE STEBER

加利福尼亚有一位41岁的女行政助理，医学文献中人们只知道她叫AJ，从11岁起生命中的每一天她几乎全都记得。另一位名叫EP的男子85岁,是一名退休的实验室技术员，他只能记住自己最近的思想。AJ可能拥有全世界最好的记忆，而EP的记忆很可能是最差的。
AJ说：“我的记忆就像放电影——从不停止，无法控制。”她记得1986年8月3日是个星期天，那天中午12点34分，她暗恋的一个青年给她打过电话。她记得1988年12月12日的电视剧《风云女郎》讲的是什么事。她还记得1992年3月28日，她和父亲在贝弗利山饭店吃午餐。她记得世界大事，记得去杂货店购物，记得天气情况和自己的情绪。几乎每一天都在她的记忆里，要问倒她可不容易。
这些年来，世界上出过几个记性好得异乎寻常的人。电影《雨人》的灵感来自56岁的天才白痴金·皮克，据说他记住了将近1.2万本书（他用8到10秒钟就能读完一页）。俄罗斯的神经心理学家亚历山大·卢里亚曾花30年时间研究一个代号为S的俄罗斯记者，此人可以记住一串串长得不可思议的词语、数字和无意义音节，听过一次后便数年不忘。
但是AJ是独一无二的。她那超乎寻常的记忆力所针对的并非书本知识或数字，而是她自己的一生。事实上，AJ所表现出的无穷无尽的自传性细节记忆是那样史无前例、难以索解，以至于以她为研究对象的三位神经科学家不得不新造一个医学术语来描述她的情况：超常记忆综合症。七年来，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詹姆斯·麦戈、伊丽莎白·帕克和拉里·卡希尔一直致力于此项研究。
EP身高1.8米，一头银发分得整整齐齐，双耳很长。他为人和蔼可亲，喜欢放声大笑。一眼看去，他就像一位平凡的慈祥老爷爷。但15年前，单纯疱疹病毒像在苹果上钻洞那样啃进了他的大脑。病情平息时，他的大脑颞叶内侧已丢掉了两团胡桃大小的脑组织，他的绝大部分记忆也随之消失。
单纯疱疹病毒攻击的精度令人匪夷所思。人的大脑两侧各有一片颞叶，颞叶内侧包含着一个名叫“海马”的弯曲结构和几个邻近区域，它们共同行使着魔术般的功能，把人的知觉转换成长期记忆。记忆其实并不储存在海马中，而是存入大脑皱皱巴巴的外层——新皮质，但只有海马才能使记忆长久驻留。EP的海马被破坏了，没有了它，他就像一部没有磁头的录像机，能取景，却不能记录。
EP患有两种类型的遗忘症：一种是顺行性遗忘，意味着他不能形成新记忆；另一种是逆行性遗忘，就是说他也留不住老记忆，至少1960年以后他都不记得。他的童年，他二战期间在商船队服役——这些记忆都生动如昔。但就他所知，汽油的价格仍是每升约25美分，而人类也从未登上过月球。
AJ和EP体现着人类记忆能力的两极。他俩的案例比任何大脑扫描图都更能说明，记忆在何等程度上造就了我们。尽管绝大多数人处在什么都记得和什么都记不住这两个极端之间，但每个人都多少体验过AJ那样的强记滋味，惧怕过EP那样的厄运。安放在我们脊柱顶端那团重约1.3公斤、满是褶皱的血肉，可以终生保留童年经历中最琐碎的细节，却常常连最重要的电话号码都记不住两分钟。记忆就是这么奇怪。
什么是记忆？目前神经科学家能给出的最佳解释是：一段记忆就是一组被保存下来的大脑神经元连接方式。人大约有1000亿个脑神经元，其中的每一个都能跟其他神经元形成大约5000～10000个突触连接，这样，一个普通成年人的大脑里面总共可以形成500万亿～1000万亿个突触。相比之下，美国国会图书馆全部藏书的信息量也不过32万亿字节。我们记住的每一种感觉，我们想到的每一个念头，都会改变这个庞大网络中的连接。大脑可以强化、减弱、或重新形成突触。构成我们身体的物质会发生变化，事实上，这变化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就连我们睡觉时也一样。

在一个温暖的春日，我到EP家中拜访他。他家在圣迭戈的市郊，是一幢明亮的带走廊的平房。与我一同驾车前来的，有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和圣迭戈退伍军人医疗中心任职的神经科学家、记忆研究者拉里·斯夸尔，还有他实验室里的研究协调员耶恩·弗兰西诺。弗兰西诺定期去给EP做认知测验，尽管她去过EP家差不多200次了，EP每次还是把她当做陌生人来招呼。
弗兰西诺和EP在餐室的桌边对面而坐，用一系列问题来测试他的常识。她问EP，巴西在哪个洲，一年有多少个星期，水的沸腾温度是多少。她的目的是展示以前的IQ测试所证明的事实：EP并不傻。他带着些许迷惑耐心回答着问题，一个个都答对了。我想，要是有一个我根本不认识的人走进我家、在我的桌子旁坐下、很诚恳地问我知不知道水的沸点，我只怕也会跟EP一样迷惑。
弗兰西诺问：“你要是在路上发现一只封好、写了地址、贴了邮票的信封，会怎么做？”
“嗯，把它放进邮筒呗。还能怎么样？”他笑了起来，心照不宣地侧眼瞟了瞟我，似乎在说：这些人以为我是傻瓜吗？但是他也觉察到眼下的情况需要礼貌，就转过头对弗兰西诺说：“但你的问题很有趣。真是有趣。”他全然不知道这问题他以前听过很多次了。
“我们为什么烧菜？”
“因为菜是生的？”话尾明显吊高了音调，他的迷惑已经转成了怀疑。
“我们为什么学历史？”
“嗯，是为了知道过去发生的事。”
“但我们为什么想知道过去发生的事呢？”
“因为，说白了，它就是有趣。”
EP左手腕上戴了一只金属制成的医护警示环。虽然它的用途显而易见，我还是问了他一句。他把手腕翻过来，漫不经心地看了看。
“嗯，说我有遗忘症。”
EP甚至不记得他的记忆有问题，于是这成了他每时每刻的新发现。因为他忘了自己总是会忘事的，所以每次想不起事情来都觉得这不过是个无心之失——挺烦人，但也仅此而已，和我们平日忘事时的感觉一样。
自EP患病以来，空间对他而言就仅存在于目力所及的范围之内，社交圈子就是房间里那几个人。他如同生活在一道细细的光束中，周围全被黑暗笼罩。
在平常的早晨，EP醒来，吃完早餐，又回床上躺着听收音机。但是回到床上以后，他往往弄不清楚自己是刚吃完早餐还是刚醒来。他经常会再吃一次早餐，然后回到床上继续听收音机。有时候他一早上会吃三次早餐。他看电视，也许会觉得每一秒钟的内容都很有趣，但是要看一个有明显的开始、中段和结尾的节目就很成问题。他喜欢看历史频道和所有关于二战的节目。他在住宅附近散步，通常在中饭前要转悠好几圈，有时一走就是45分钟。他坐在院子里消闲,读读报纸。我们可以猜想，他读报时的感受一定就像是刚刚走下时间机器一样。布什，布什谁啊？伊拉克，伊拉克咋啦？电脑，啥时候的事？当他读到一条标题的结尾时，通常已经忘了开头。在大多数时候，他读完天气预报后就只是在报纸上涂鸦，给照片人物画胡子，或是扣着汤匙描轮廓。当他看到房地产版里的房价时，照例总要啧啧称奇一番。

因为没有了记忆，EP完全失去了时间概念。他没有意识流，只有稍纵即逝的意识点滴。如果你摘去他手腕上的表——或者，更残忍一些，把表针拨错——他就会彻底糊涂。他被困在永无休止的当下绝境，一边是他不记得的过去，一边是他无法想象的未来。EP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摆脱了一切烦恼。住在附近的女儿卡罗尔说：“他总是很开心，非常开心。我想那是因为他的生活中没有任何压力。”
斯夸尔问他：“你多大年纪了？”
“让我想想。59或者60岁吧，你可问住我了，我的记性没那么好。它虽说也还不错，但有时人们问我一些问题，我根本答不上来。你肯定也有那样的时候。”
EP的答案偏差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但斯夸尔温和地答道：“没错，我也有。”
目前科学界关于记忆的知识，有很大部分得自一位跟EP极其相似的大脑受损者。他81岁，人称HM，也患有遗忘症，住在康涅狄格州一家养老院内。HM10岁时出过脚踏车事故，之后患上了癫痫。到27岁时，他每周都昏厥好几次，基本上什么都不能做。一位名叫威廉·比彻·斯科维尔的神经外科医生认为自己能减轻HM的症状，但需要采用一种实验性手术，切除他所推测的那部分致病脑组织。
手术在1953年进行。HM清醒地躺在手术台上，只做了头皮麻醉。斯科维尔在他略高于双眼的部位钻了两个洞，用一把金属小铲抬起他的大脑前端，用一根金属吸管吸出了大部分海马组织，连带着周围的许多颞叶内侧组织。这场手术降低了HM的癫痫发作频率，但副作用也很快显现出来：它夺走了HM的记忆。
在后来的50年里，研究者为HM做了不计其数的实验，令他成为脑科学历史上被研究得最深的患者。鉴于斯科维尔那场手术的悲惨结果，人们都以为HM将是绝无仅有的孤案。
EP打破了人们的想当然。大自然通过单纯疱疹加诸他的影响，跟斯科维尔的金属吸管对HM的伤害同出一辙。把他们的大脑核磁共振检测结果并排而列，便可看出那些黑白颗粒状的图像表现出惊人的相似，只不过EP的损伤范围稍大些。哪怕你全然不知正常大脑的图像该是什么样，也能感到那两个对称张开的黑洞就像两只眼睛般瞪着你。
跟EP一样，HM能够把记忆保留很短一段时间，刚好够他想上一想，一旦他的脑筋转到了别的事情上，之前的记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在一次著名的实验里，加拿大心理学家布伦达·米尔纳要HM尽可能地记牢数字“584”。为了让自己张口就能说出这个数字，HM用了一套复杂的办法。他向米尔纳讲解道：
“这很容易。你只要记住8。你看，5、8和4加起来是17。你记住了8，17减去8得9。把9对半分就是5和4，这不就得出584了吗。容易。”
HM专心致志地把这套法诀背了几分钟。但他刚一分心，这数字就烟消云散。他甚至不记得之前曾有人要他记住什么。科学家在19世纪后期就知道长期记忆和短期记忆有所不同，但现在他们可以通过HM证实，这两种记忆产生于大脑的不同部位，而缺失大部分海马区域的HM无法把短期记忆转化为长期记忆。
研究者还通过HM增加了对另一种记忆的了解。尽管HM说不出早餐吃的什么、现任总统是谁，但有些事情他是能够记得的。米尔纳发现，HM能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学会复杂操作。在一项实验里，她表明HM能够学会看着镜子里的反像，在纸上描五角星。每次米尔纳让HM做这件事，他都说自己以前从未做过。但是，他的手在大脑指挥下的反向动作却日益娴熟。虽然患有遗忘症，他却记住了这个。
人到底有多少个记忆系统？答案众说纷纭，但科学家通常把记忆分为两类：陈述性和非陈述性（有时候也被称作外显记忆和内隐记忆）。陈述性记忆是你知道自己记得的东西，比如你汽车的颜色，或者昨天下午发生的事情。EP和HM都丧失了形成新的陈述性记忆的能力。非陈述性记忆是你不用有意去想就知道的东西，比如怎样骑脚踏车，或者怎样看着镜子画出一个图形。这些无意识记忆的巩固和储存不依赖海马区域，而是形成于完全不同的大脑部位。动作技能学习是在大脑底部的小脑发生，知觉学习在新皮质，习惯学习则在大脑中央。EP和HM以惊人的方式表明，即使你伤到了大脑的某一部分，余下的部分仍会继续运转。

我们通常用来形容记忆的比喻——照片、录像机、镜子、硬盘——都隐含了机械精度的意思，把头脑当作了一丝不苟地记录自身经历的书记员。在很长时间里，人们普遍认为大脑的机能就像完美的录像机，一生中的任何记忆都储存在脑袋的某个角落里，如果找不到，不是因为它们消失了，而只是我们丢掉了检索路径。
上世纪40年代，一位名叫怀尔德·彭菲尔德的加拿大神经外科医生认为自己已经证明了这个理论。他让清醒的癫痫患者躺在手术台上，用电极刺激他们的大脑。他本想找出癫痫发作的源头位置，却发现当电极触到颞叶的某些部位时，患者便开始描述生动的经历。当他再次触到同一点，常能引起患者做相同的描述。彭菲尔德由此相信，凡是大脑稍许留意过的事物都会被记录下来，而这种记录是永久性的。
现在，大多数神经科学家都认为，彭菲尔德当时触发的奇妙回想更接近于幻想或幻觉，而不是记忆，但遗忘已久的往事突然在脑海中浮现的体验，肯定每个人都很熟悉。尽管如此，大脑作为一部记录仪器，它的工作品质之恶劣是尽人皆知的。它似乎为我们的悲伤和屈辱刻下最清晰的印记，常常准确得令人难以承受，而那些我们认为自己真正需要的记忆——熟人的名字、约会的时间、车钥匙的存放处——却有人间蒸发的习惯。
俄勒冈大学的记忆研究者迈克尔·安德森致力于估算这种记忆蒸发的代价。他让自己门下的本科生记“遗忘日记”（例如记录找车钥匙所花的时间）。根据累计达十年时间的记录，安德森计算得出，人们单是为了弥补自己的健忘，每年就要浪费一个多月的时间。
AJ记得她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记忆与众不同。那时她上七年级，正在准备期末考试。她说：“那时我很不开心，因为我讨厌上学。”妈妈在辅导她做作业，她的思想却在开小差。“我开始想，去年这个时候，我上六年级，我多喜欢六年级啊。然后我就开始意识到我清楚地记得确切的日期，还有一年前的那一天我在做什么。”开始她并没把它当回事，但几个星期后她跟一个朋友玩，又记起了刚好一年前的那一天，她们也在一块儿玩。
她说：“每一年都有独特的感觉，而一年中的每段时间也都有独特的感觉。1981年的春天跟1981年的冬天感觉完全不同。”日期对于AJ来说，就像是《追忆似水年华》中把马塞尔·普罗斯特的意识拉入时光倒转的玛德琳小甜饼。只要一提到某个日期，她就不由自主地开始回忆。“你知道当闻到某种气味就如同回到过去的感觉吧？我的感觉要比那深十倍、强十倍。”
“我兄弟过去常说，‘嘿，她就是雨人呢。’我就说：‘才不是！’但我心里想，要是我真的……我是吗？我会不会有什么毛病？”AJ一度考虑要在附近的木板步道上摆摊，表演“人脑万年历”，客人交五美元就可以拿日期来考她。后来她放弃了这个念头。“我可不想变成街头卖艺的。”
我们可能会觉得，要是有AJ那样的记忆力，生活会发生质的变化——变得更好。今日的文化把我们淹没在信息的海洋中，而我们能抓住并存入脑海、日后还想得起来的只是其中极小一部分。假如所有这些原本会丢失的知识变得能让我们信手拈来，将意味着什么？这会让我们变得更有说服力、更自信吗？会让我们从本质上变得更聪明吗？经验就是我们的记忆总和，而智慧就是经验的总和，从这个意义上讲，记忆更好就意味着不光对世界、也对自身了解得更多。因为我们记忆的缺陷，令多少有价值的想法一闪而逝、多少机缘失之交臂啊！
人类对AJ所体现的那种完美记忆的梦寐以求，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据说当时的希腊诗人“凯奥斯的西莫尼季斯”发明了一种被称作“记忆术”的技巧。
在塞萨利的一次宴会上发生了大厅屋顶坍塌的惨剧，西莫尼季斯是唯一的幸存者。400年后，西塞罗记叙此事时写道，事故现场尸骸交叠，无法辨认，但是西莫尼季斯却能在一片狼藉中闭上眼睛，在脑海中看见围坐于自己桌边的每一位客人。他之前就已发现了“位置记忆法”。无论要记住什么东西，只要能在脑海中把它转换为一系列鲜明生动的图像，然后布置在一个想象出来的建筑空间、即所谓的“记忆之宫”里，就能经久不忘。
意大利著名法学家“拉文纳的彼得”在15世纪写了一本备受推崇的记忆教科书。据说他曾用位置记忆法记住了《圣经》、全部法律条文、200篇西塞罗的演说辞、以及1000句奥维德的诗。闲暇时，他便以重读存在记忆之宫里的藏书为乐。他写道：“当我离开祖国，作为朝圣者遍访意大利诸城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将平生所学都带在了身上。”
我们很难想象在印刷书籍尚未问世、也无法随身带着圆珠笔和纸张作速记的时代生活会是什么感觉。玛丽·卡拉瑟斯研究了记忆术在中世纪文化中的角色，写成《记忆之书》。她写道：“在一个书籍很少、而且大多藏在公共图书馆里的时代，大家的教育必须靠记忆，因为你无法指望总能拿到所需的资料。古代和中世纪的人保留着对记忆的敬畏。他们对最伟大的天才的描述就是博闻强记。”
13世纪的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在头脑中构思了整部《神学大全》，然后凭着记忆和寥寥几条笔记口述出来，因而名声大噪。罗马哲学家塞涅卡可以按着他听到的顺序复述2000个人名。还有一个名叫辛普利奇乌斯的罗马人可以背诵维吉尔的诗——倒着背。记忆力强被视为最高的德性，因为它代表着将浩如烟海的外在知识转化为内在修养。事实上，圣徒生平的一个普遍主题就是他们拥有超凡的记忆力。
在西莫尼季斯发现位置记忆法之后，记忆术得到系统化发展，西塞罗和昆体良等名家为之制定了一套全面的规则和指导，中世纪时又涌现了不可胜数的记忆文献。学生除了学习需要记忆的知识，还可以学到记忆的技巧。实际上，很多种文化都拥有悠久的记忆训练传统。犹太经典《塔木德》中就融入了记忆术，以口头方式传承了数百年。直到今天，虔诚的穆斯林依然将熟记《古兰经》视为最高成就。西非的传统吟唱艺人和南部斯拉夫地区的吟游诗人，全凭记忆讲述鸿篇巨制的史诗。
但是在过去的1000年里，我们很多人已发生了一种深刻的变化。我们逐渐用心理学家所说的“外在记忆”取代了自己的内在记忆。外在记忆是由我们发明的各种辅助技术构筑而成的庞大上层建筑，使我们不必再用大脑储存信息。可以说，我们曾经记得一切，而如今记住的东西却少得可怜。我们总是用照片来记经历，用日历来记日程，用书籍（现在又加上互联网）来储存百科知识，用便笺来记日常琐事。这种“记忆外包”对社会和我们自己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们是否丢失了什么？

为了补充脑海里的记忆，AJ还保存了丰富的外在记忆。除了从小就坚持写的详尽日记，她还收藏了近1000盘电视节目录影带、一大箱子电台节目录音、还有一个由50个笔记本组成的“研究图书馆”。本子里面记满了她从互联网上找到的、与自己记忆中的事件相关的各类信息。她说：“我就是想把它们全都保存下来。”
保存自己的过去成了AJ生活中的最大热情。“我每天早上吹干头发的时候，就会想想今天是什么日子。为了打发时间，我就把过去20多年的这一天都在脑子里过一遍，就像翻动旋转式卡片架一样。”
AJ把自己超凡记忆的发源追溯到了她刚满八岁时随家人从新泽西搬到加利福尼亚的时候。在新泽西的生活舒适而熟悉，加利福尼亚却是陌生的异乡。她第一次认识到，长大和前进必然意味着遗忘和抛弃。她说：“因为我那么痛恨变化，从那以后，我就希望能抓住一切。因为我知道，最终没有什么能永远不变。”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心理学教授K·安德斯·埃里克松认为，从根本上讲，AJ跟其他人可能没有太大差别。AJ的状况由《神经学案例》杂志首次报道后，埃里克松提出，关于AJ，有待解释的不是什么超凡的、前无古人的、与生俱来的记忆力，而是她对过去的异常迷恋。人们总能记得对自己有重要意义的东西。棒球迷对于赛事数据有着百科全书般的知识，象棋大师记得多年前用过的开局妙招，演员在表演结束后很久还能记得起台词。任何人都有记得牢的事。埃里克松相信，如果有人像AJ一样执迷于留恋过去，那么记住自己的一生也不是什么难事。
我把埃里克松教授的这番理论告诉了AJ，她的不悦溢于言表。她说：“我真想打电话吼他几句。假如我花那么多时间来记忆我的生活，那我可真够无聊。我才没有闲坐着记这记那，我就是什么都记得。”
什么都记得，对AJ而言是令人发狂和备感寂寞的。她说：“我记得好事，这很叫人安慰。但我也记得坏事——还有自己做过的每一个糟糕选择，而且我真是一刻也不让自己安闲。一路上有那么多岔道口，那么多抉择时刻，可十年过去了，我还在自责。我在很多事情上不能原谅自己。你的记忆之所以遗忘，是为了保护你，我却觉得它从未保护过我。我真希望自己能像普通人那样，哪怕就五分钟，脑子里没有这么些东西。人们都说这是天赐奇才，但我说它是负担。”
从输送信息的感官，到解读信息的庞大神经元集群，人类神经系统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让我们对目前正在发生什么、未来将要发生什么产生一种意识，从而尽可能以最好的方式应对。我们的大脑从根本上说就是一部预测仪器，为了正常运转，它必须从有可能成为记忆的混沌信息流中找出秩序。大多数经过大脑的事情，想过以后就可以忘了，不需要记更长时间。
哈佛大学心理学家丹尼尔·沙克特发展出一套遗忘分类学，来为他所谓的“记忆七宗罪”归类。比如，马友友把他价值250万美元的大提琴遗落在出租车的后备厢里，这是“心不在焉罪”；始终被战争梦魇困扰的越战老兵，受的是“阴魂不散罪”；发表竞选演讲时忘词的政客，遭的是“目瞪口呆罪”。沙克特说，我们几乎每天都会咒骂这些记忆失灵，但那只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认识到它们的好处。每宗罪实际上都是一种美德的背面，是“我们为了拥有某些在很多方面大有裨益的作用和功能所付出的代价”。我们的记忆之所以会以种种特定的方式失职，背后是有进化方面的充分原因的。如果我们把看到、闻到、听到或想到的一切都立即存入庞大的长期记忆数据库，脑袋就会被无关紧要的信息淹没。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在他的短篇小说《博闻强记的富内斯》中，描述了一个因丧失遗忘能力而产生思维障碍的男人。富内斯记得生活中的每个细节，但不能区分琐碎和重要。他不能权衡轻重，不能归纳总结，“几乎不会进行一般的、纯理论的思维”。或许，就如博尔赫斯在故事中所断定的那样，遗忘，而不是记忆，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关键所在。博尔赫斯写道：“思维，就是忘却。”

变老也意味着忘却。约500万美国人患有老年痴呆症，有轻微认知障碍或轻度遗忘症的就更多了。有一项实验让参与者复述20分钟前读过的15个单词，结果表明80多岁的老人能记住的不到60%，而20多岁的青年人能记住近90%。
难怪人们长久以来一直在寻找能阻挡这股遗忘势头的药物。16世纪早期的圣方济会修士伯纳多·德拉维尼塔写道：“人工记忆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存在于药物和敷剂之中。”第二部分当然就是记忆术了，这在德拉维尼塔看来更安全也更有效（因为记忆药物有时会导致不幸的副作用，“令大脑干枯”）。今天，银杏成为一种保健补品，可以随处购买，或是被添加到果汁混饮和“益智”软饮料里，尽管并无决定性的证据表明它能促进记忆——或是抽干大脑。
在过去几十年里，制药公司已经把记忆药物的研发推到了勇敢的新高度。凭着对记忆的分子基础的精深了解，它们开始尝试制造能增强大脑自然记忆力的新药。最近几年，明确标榜以开发记忆药物为目标而成立的公司至少有三家，其中科泰克斯制药公司正试图开发的一族名为Ampakine的分子，能促进作为神经递质的谷氨酸的传导。谷氨酸是在神经元之间的突触中往来的主要兴奋性化学信号之一。科泰克斯公司希望通过增强谷氨酸的效力，提高大脑形成及提取记忆的基本能力。对中年实验鼠施药后，结果显示有一种Ampakine分子能完全逆转它们记忆细胞机制中与衰老相关的功能减退。
可能用不了多久，Ampakine之类的药物就能上市，那时它们会给社会带来巨大影响。尽管制药公司寻求的是用来防止老年痴呆症、对抗痴呆病变的治疗性药物，但这些产品似乎不可避免地会落到考前抱佛脚的学生手里，无数一心想改善大脑的人可能也会趋之若鹜。这种事已有先例：一些原本用于治疗多动症的中枢兴奋剂，如爱德洛和利他林，变成了年轻人的“学习良友”，在某些美国大学中有多达四分之一的学生服用，以使注意力更集中、记忆更牢固。
这种情形提出了一些令人不安的伦理问题。我们是否会选择生活在人人都记性大好的社会里？而事实上，拥有更好的记忆，到底意味着什么？是否意味着只能把事物原原本本地记下来，排除了由我们的意识自然产生的改动和夸张？是否意味着可以忘记创伤？是否意味着可以只记得我们想记的那些东西？是否意味着会变得跟AJ一样？
我想看一看EP无意识的非陈述性记忆是如何运作的，就问他是否愿意带我在他家附近散散步。他说：“不怎么想出去。”于是我等了几分钟又问，这次他同意了。我们走出前门，沐浴着午后的阳光，右转。我问EP为什么不左转。
他说：“我就是不想走那条路。我就走这条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条路他每天至少走三回，可是如果我要他画一张地图，他绝对画不出来。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地址，也不知道大海在哪个方向（这对圣迭戈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但经年累月走同一条路，路线已经刻在他的无意识里。虽说只要转错一个弯就会让他彻底迷路，他妻子贝弗利现在却放心让他独自出去。有时候他散步回来，会带着路上捡的东西：一堆小圆石、一只小狗、别人的钱包。他从来无法解释这些东西是怎么到了自己手里的。
贝弗利说：“我们的邻居可喜欢他了，因为他总是走上前去就跟人搭话。”尽管他以为自己是第一次遇见这些人，但久而久之，他已经知道可以跟这些人相处得很自在，便把这无意识里的自在感理解为驻足打招呼的理由。
穿过街道后，我第一次跟EP单独相处。他不知道我是谁，或者我为什么在他身边，但他好像感觉到我在那儿是很有道理的。他被困在终极的存在主义梦魇里，对他所在之处的现实视而不见。我突然有种强烈的冲动，想要帮他逃脱，哪怕就一秒钟。我想抓住他的胳膊，把他摇醒。我想告诉他：“你得了罕见的、严重的遗忘症，过去50年的事你都不记得。用不了一分钟，你就会忘记我们现在谈过话。”我想象着他听到这话时的五雷轰顶，他头脑中会出现片刻清醒，一个空洞洞的深渊在他眼前打开，旋即又合上。然后，驶过的汽车或是鸟儿的鸣叫会把他拉回到遗忘的肥皂泡里。
我们转了回来，重又走过那条他不记得名字的街道，走过他认不出来的冲我们招手的邻居，走向他一无所知的家。房子前面停了一辆深色窗玻璃的小汽车。我们回头看自己在车窗里映出的影像。我问EP他看到了什么。
他说：“一个老头儿。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