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零后文学史”，大兴土木地建起文学的“生祠”，为尚且不过而立之年的人树碑立传。姑且不论，他们是否值得“厚葬”，我所关心的是他们的葬身之地究竟是真实的空间，还是一片虚妄。疑古的顾颉刚在《古史辨》自序里，直指“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与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背反”。在他看来，“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换言之，古史是历时性的追溯，不断地伪造之前的历史。同样地，“八零后文学史”也不过是层累地造成的，略有不同的在于，它放弃了历时性的探索，在局促逼仄的十年之内进行着共时性的扩充，不断地伪造当下的历史：时代愈近，文学史就愈写愈多，文学史里的人物就愈放愈多。不妨让我们先来“疑今”，“八零后文学史”里陈列着上百成千的年轻人的牌位，这虽不称伪，却也不真——在意义的层面上，如此大规模的“合葬”，它的实际价值究竟几何，恐怕是毋庸赘言的。当代的文学史全盘接受现实，不分主次，不加甄别与遴选，在这种文学的“全景敞视主义”里，喧哗与骚动伺机环视着话语权的中心，点燃了聒噪的“广场效应”——人人都在说，声音淹没在声音之中，口舌消灭着口舌，嘴巴的敌人不再是拒绝倾听的耳朵，而是竞相鸣放的嘴巴。他人（的嘴巴）即地狱，主体与他者的音量竞争由此展开，最终将是什么也听不见。

曾几何时，文学史是文学的“先贤祠”，如今却更像是“乱坟岗”。年轻一代的写作者里依然不乏做美梦的人，他们严重误读着现状，视跻身“先贤祠”为尊享死后殊荣的捷径。为了进入文学史，就必须提前完成“作者死了”的历史使命——当然，这与罗兰·巴尔特针对写作的主体性消亡的理论无关，而是一场浮士德式的文化赌博——必须抵押个人的主体性地位、自由立场、言说风格，削足适履地迎合文学史叙述的适用范畴，以此兑换文学终身荣誉颁奖礼的入场券。他们深知，在这张价值万金的门票背后印刷着诡谲的逻辑：唯有死亡，才能活进一本书里；唯有活进一本书里，才能在死后不断地复活，复活于每一次的中文系考试复习中。然而，它的潜台词却未被说出：死了，也就真的死了；不是肉身，而是言说主体本身的风格、价值以及意义。这不过是和魔鬼打赌而已。

由此，谈论1978年至1989年出生的青年一代的诗学论纲，如果仍旧逗留在八零后、诗人与文学史的概念迷阵里，结局必然是受困其中，反遭其害。阿里阿德涅之线（Ariadne’s thread）不在别处，只有丢弃了手中的重负，才能够重新抓住希望。

题图为勒内·马格利特的绘画

《泛滥与匮乏——1978年至1989年青年一代的诗学论纲》链接：

之二：迎向语符复制时代：从机械复制到复制机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