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滥与匮乏

1978年至1989年出身的青年一代的诗学论纲

（聚焦之下的无脸庞的头颅）

八零后诗人的文学史：八零后？还诗人？还文学史？

青年一代的诗学论纲，当它作为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被提出时，实际面临的首要问题并不在于他们贡献了什么样的诗歌文本，又曾提出些什么诗歌主张，而是剥离开遮蔽在它面前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阴云。换言之，这种任务的难处并不在于这代被称为“八零后”的人写下了什么，而是他们如何自我定位，他们又凭借什么才得以荣登被审视的目光之中。这种合理性与合法性即是，在完成文坛登龙术的招式后，作为文化生产者的青年诗人们，他们用何种时间、空间以及身份来界定自我，并从中萃取出何种特殊意义来附着在自己的文化肉身之上。并且，这也意味着，他们是难以绕行的必经之途，时间、空间与身份的典型性意义使得只有通过对于他们的言说，才能够触及答案所预设的终点——理解这一代人的文化构成的基质与全景。一切皆由此开始，始于这三柄达摩克利斯之剑（The Sword of Damocles）一般高悬在头顶上的问号。唯有着手于此，似乎才有可能令问题迎刃而解。倘若典型性意义未被及时建构起来，则所有的探讨都不免拘泥于“无物之阵”中，徘徊在一代人虚空地言说以及言说的虚空之间，像是卡夫卡笔下永远无法抵达目的地的K，而所谓的八零后诗歌则会成为那个难以企及的体形庞大却内在空洞的城堡。

不妨先置身在诗歌的城堡之中（假如果真有此建筑的话），由内向外地观望迎面走来的诗人们。颇感离奇却不意外的是，当下的诗歌景观与经济形式保持着极高的同构性——这是一个文化超速发展的时代，这更是一个文化通货膨胀的时代。当诗歌的供给量远远大于实际阅读需求时，必然导致真正的诗歌受众的阅读能力远远超过粗制滥造的诗歌产品的质量，等待着这辆急速行使却又刹车失灵的火车的结局必然是脱轨而出——诗歌随着文化领域的改革开放而贬值，正如当前的人民币购买力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不可同日而语，当下诗歌较之八十年代，不过是数量上的恶性膨胀致使了品质上的急剧萎缩。也许，悲观主义者在对现实的失望中，会开始缅怀与圣化八十年代。结束了那段短暂的蜜月期之后，诗歌在总体上逐渐呈现出黯淡无光的颓势。如今，诗歌不再被视为文学写作中的领袖文体，难堪文化风向标的重任，主流意识形态的监视器也对它丧失了往常那种高度警觉。由于那只惯于文化干预的“看不见的手”被突然抽离，诗歌彻底沦为无人问津的意识形态真空区，从此，诗歌市场开始奉行最大限度的放任自由的言说策略。一方面，网络上诗歌论坛的林立取消了写作的准入机制，使其崛起为零成本、零风险的攫取文化资本的诗歌冒险家的乐园。另一方面，诗歌已成文化弃婴，一旦写作者本人丧失了基本的职业道德，同时又不受文化市场的必要且合理的调控，那么必将深陷于紊乱不堪的市场秩序中。对于每一个出没在诗歌现场的人来说，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自零年代以来，在毫无约束力（自律意识与行业规范业已殆尽）的诗歌生产流水线上，自封为诗人与诗评家简直易如反掌。前者的日常工作是驾轻就熟地使用“回车键”，而后者则只要向诗人索要身份证就能完成诗歌评论的全部任务。

至少在目前看来，诗评家们的生产模具尤其欠缺核心技术，不过是一种低投入的粗加工——他们把诗评简化为对被评论对象的身份证内容的扩写。根据公安部门提供的姓名、出生年月、住址等简要说明，诗评变成了将词语扩充为句段的语言学游戏：某某某，某零后诗人，某某地区的某诗派的成员。当然，倘若有必要的话，身份证上的性别，也会把任何一个女性诗人都强行归入女性主义写作之列。究其实质，除了偶尔乍现一些狡黠的小伎俩之外，这种批评模式根本上就是同义反复，而且显得很是冗长拖沓。正是在如此缺乏技术含量且又极不负责的评论中，1978年至1989年出生的青年诗人们才被集体绑架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