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零后诗人”。“某零后”概念的始作俑者至今仍不明其人，也无人知晓它究竟确切地起源于何时。毫无疑问，笼统地以十年为时间单位的断代史表述，排除了以事件作为断代起始与终结的节点，因而在体现自身的意义与被言说的逻辑性上可谓一无是处。“某零后”的背后隐藏着批评家在命名时的随意与偷懒，继而诱发了后患无穷的并发症——数量庞大的诗人被关押在一间局促的无意义的概念牢笼里，向外是难以冲破的藩篱，于是他们转而向内，在彼此拥挤、倾轧的过程中尽情地消磨掉自己的个性。可悲的是，不得不重提常识，任何立场自主、思想自由的写作者都不愿意被人捆绑在壁垒森严的群体之中，如此便丧失言说的主体性地位，被判为集体主义下的诗歌奴仆。换言之，所谓的“八零后诗人”伴随着这个概念以及相对杂乱荒芜的文化生态而登上文学的历史舞台，诗歌的“出身论”决定了他们的风格、流派与主义。不论是前辈，还是后辈，还是同辈，好似他们的写作不存在任何本质上的异质性，而所有存在的数量上的细微差别又被刻意地规避，忽略不计，甚至是视而不见。因此，即便非要统称才能够命名，那么，与其被称为“八零后诗人”，不如改称“1978年至1989年出生的青年诗人”——亦即在改革开放与89事件之间出生的诗人。或许，如此才更为彰显文化史的意义。

时间之外的另一个棘手问题就是身份。在西方，诗人确立于荷马；在中国，则是屈原。这显而易见的文学常识似乎并不足以成为问题。诚如海德格尔叩问“在贫困的时代里诗人何为”，如今很有必要模仿他的语调重新追问——在看似繁荣而实则贫困的时代里诗人为何？就当下现状，实验话剧的导演张广天对于“什么是诗人”、“什么是诗”曾有如是反诘与揶揄：

“你是诗人。诗能做成人吗？人能做成诗吗？为什么写书的叫作家，打铁的叫铁匠，唱摇滚的叫歌手，偏偏写诗的叫诗人呢？这词的意思，是不是其他人都不是人，只有诗人才是人？诗是什么东西？大街上商铺前的广告词？铁路旁村委会的计划生育宣传标语？到处都有得卖的《唐诗三百首》？春节的对联？城市文明公约？送外卖的菜谱？卫生巾上的说明书？口水歌词？庙里抽来的签？当官题写的字？蹲坑涂鸦的话？挥毫的书法？激情的忽悠？朦胧的得得？”

——选自张广天话剧《红楼梦》剧本

当诗歌无处不在的时候，那么它就真的不可能存在于任何地方了。泛滥必将导致匮乏，这个经济学里价值的辩证法同样适用于诗歌。诗歌从八十年代的“地下写作”状态中解禁，借助互联网的高效传播力，它浮出水面，被提升至目前的“网上写作”。从此，有名可考的青年一代诗人的人数蔚为壮观，起码在数量上不禁让人怀疑眼下是否已经进入了“亩产万斤”的诗歌的丰年。除去被历史遮蔽的地下写作诗人，八十年代的诗歌写作者人数几何相对固定；如今却像是恒河沙数一般不可考量。少见才会多怪，泛滥了也就见怪不怪，从而练就出一张“债多不愁、虱多不痒”的厚脸皮。零年代以来，诗歌因其泛滥为被污名化，非但不是众多杞人忧天式批评家认为的被边缘化，恰恰相反，它一反常态地被聚焦在审丑看客的众目睽睽之下。“下半身运动”、“梨花体”、“羊羔体”，诗歌排行榜的名位之争、诗歌奖项的黑幕揭批，在丑闻与闹剧的交叠下，充斥其间的无非是内耗，而在诗歌圈之外则大多报以诟病、鄙夷、嘲弄，甚至干脆不屑一顾。无可奈何的是，对于诗歌的苛责多少带有连坐性质，一人出丑，全体遭殃，诗人的身份自带上了被迫承受来自他者的歪曲污蔑的职责。无怪乎梁实秋早在民国时，就曾在一篇散文里寓言般地语带讥讽：“在历史里一个诗人似乎是神圣的，但是一个诗人在隔壁便是个笑话”。虽然，这或多或少并不公平。但是，诗人身份至少在他者眼中是只可远观而不可近视的，神圣还是笑话，取决于他是死后重生在文学史里，还是活在现实中。

诗人马拉美说，“世上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是为了在一本书里终结”。显然，诗人最好的归宿就是把他的墓地选在文学史里。据悉，已有多人着手于编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