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2010-12-27 13:26:42阅读3评论0 字号：大中小 订阅 当下八零后作家中的代表大部分都是从“新概念作文大赛”中脱颖而出，而后虽然发展各有面向，但是如论者所言，他们的写作基本上可分为两种文化立场：“客观地说，韩寒与郭敬明的区别不但不言而喻，而且关乎本质：韩寒从反叛现行教育体制出发，逐渐升级为反叛诸多权力体制；郭敬明不但不是反叛的‘异端’，而且成为体制的‘新宠’。” 韩寒与郭敬明是最受媒体关注的八零后作家，也可以被视作是这一群体的领军人物，代表着这一群体的不同写作立场：韩寒“反体制的方式承担现代作家的批判功能”，郭敬明“以认同体制的方式进入主流文化秩序之中”。

　　韩寒的反叛精神自他以文字亮相之初一直延续至今。在《三重门》中将一个中学变成教育体制的缩影进行批判，到《他的国》里融汇当下流行语、新闻事件等等，运用平实甚至粗俗但是犀利警句式的语言将平俗混乱不堪的权力体制下的社会展露在读者面前。他的文字不像众多同龄作家那样，依靠通畅流顺华丽细腻的书面语言带来“纯文学”的享受；反而更喜欢用口语化的叙述制造平淡无奇的阅读体验。所不同的是，他的叙述又是那么得“毒”，尖刻到足以弥补文字叙述的乏味，反而激起更加强烈的阅读欲望。他的“毒”，说到底，就是在用文字“讲实话”，讲出人所共见并习以为常或者是敢怒不敢言的不合理的现象，“（《他的国》）一方面讥讽官场政治、资本强权、文化转轨、环境污染、人性裂变，另一方面关注当代中国人的根基丧失、家园失却、归属不定的虚无感和无根感。在尖刻的批判中蕴涵温情和道义。”韩寒的这一高调坚持的批判姿态在体制渐趋完备的时代显得特别引人注目，而且其在同龄人中也建立了一定的精神号召力。

　　或许由于韩寒是“新概念作文大赛”中涌现的第一位最著名的八零后作家，而且采取了反叛的姿态进行写作，所以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媒体、评论界等等以韩寒为代表对八零后一代常常冠以“叛逆”进行评价。事实上，作为同龄人的笔者，从韩寒现象出现之始就对强加在头上的这一评价极不信服，直到郭敬明的出现，才发现他的道路和立场稍稍更加可以成为一代人的代表。

　　郭敬明从写作之初就确立了与韩寒不同的立场，至少他没有表现出反叛的姿态。从《幻城》到《梦里花落知多少》，郭敬明一如既往地书写着自己孤独、忧伤的成长体验。孤独、忧伤虽说不是主流文化提倡的情感体验，却也是不触及体制限制的题材。而且，这种成长体验也是所有同龄人共同的深切体验。郭敬明在体制的范围内写作，默默地认同体制并且一直试图通过进入体制来实现被认同。即便是获得了畅销书的成绩、成为文艺刊物的负责人，甚至是娱乐新闻一以贯之的关注点，他也仍然坚持着申请进入作协，获得在主流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的努力。成功地申请加入中国作协以后，他终于在去年的《人民文学》和今年的《收获》夏季专号上发表了个人的小说。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达了对受到体制认可的希望：“在《收获》这样的国内严肃文学领域的权威刊物上刊登《爵迹》，对我是一种极大的认可。”事实上，大多数八零后及八零后作家并非像韩寒那样敢于表现出反叛的姿态，反而更倾向于采取郭敬明的方式对体制妥协，进而进入体制之中，获得认可，成为其中的一份子，获得体制提供的保障。

　　因此，韩寒因为他的高调坚持反叛、批判的姿态而成为了“少数派”。

　　但是，无论怎么区分作家们的写作立场的不同，有一点需要注意，即，他们采取这些立场的重要原因是相同的。他们作为新一代作家崛起的方式是与前代绝不相同的。正像谢有顺老师所说是一种“断裂”：“可如今，这个由期刊、评论家和文学史所构成的三位一体的文学机制，在‘八〇后’这代作家身上，似乎解体了，代之而起的是由出版社、媒体、读者见面会所构成的新的三位一体的文学机制。而出版社、媒体和读者见面会背后，活跃着的是消费和市场。”“新概念作文大赛”最初是由《萌芽》杂志社联合九大高校联合举办的全国性作文大赛，同时又受到媒体的热烈追捧，迅速捧红了包括韩寒在内的一批八零后作家。随着他们的走红，谙熟市场规律的出版社立即跟进约稿、出书、举办读者见面会、签售会，借助媒体造势，推动作品的消费和市场的扩大。同时，网络的普及又及时、深刻地扩大了读者面。在新的文学机制中，作者与读者成为面对面的在场者、参与者、互动者。作者一旦表现出某种写作的立场，获得读者的认可后，为了维持消费和市场的存在，就难以改变他们的姿态。所以，从某个角度而言，批判或认可的立场的选择不仅仅是作家的自愿，也出于市场的压力。

　　吊诡的是，郭敬明们选择瓦解传统的文学机制的方式实现了一代作家的崛起，构建了新的文学机制后却又试图重新进入传统机制获得认可和庇护。“背叛”又“归顺”的行为令传统体制忍无可忍，因而回归“文坛”困难重重。郭敬明的作品在《人民文学》《收获》获得发表算是他长久恳求姿态的一个回报。作为主流文化秩序的体现和维护者，期刊、评论家和文学史三位一体的文学机制对郭敬明的接受实际上提升了他受认可的层面，虽然这种认可仍然比较勉强。《收获》长篇号配发的评论对郭敬明小说集中在批评上就足以说明问题。

　　即便郭敬明的作品能够在传统文学期刊获得发表的机会，在评论家和文学史诠释者的眼里，以他为代表的八零后一代作家目前依然难以成为文学史中被言说的那一类。文学史真正关注的依然是依靠期刊、评论家和文学史三位一体的文学机制培养、扶植的作家作品。渠道、出版、话语权等等都控制在传统文学体制的手中，初出茅庐的这一代作家在主流文学秩序里还只是边缘，无法独立掌握自己的命运。

　　文学史的规律在于：一代有一代的文学。当七零后作家作为一个群体凭借书写个人生活和欲望在文坛崛起时，他们所受到的质疑、非难和忽视应该不亚于八零后一代作家面对的现状。但是，他们坚持写作和发表的同时赢得了众多同龄读者的理解和支持，使得他们在日后得到主流文学秩序的接受和认可，并且成为这一秩序的维护者。八零后作家一代在不久的将来会像七零后那样掌握主流文学秩序的话语权力，确立自己难以撼动的一代风骚地位。

　　与七零后作家赢得同龄读者的方式相较，八零后有着更为有效的操作模式。依借“新概念作文大赛”这一杂志社、出版社、媒体形成的助推浪潮亮相，随后与出版社、网络、平面媒体、读者形成互动群体，或者借由直接出版新书，举办读者见面会、签售会，通过媒体的娱乐化报道进行宣传造势；或者直接参与网络畅销书的写作，赢得成长之时即享网络便宜的年轻读者群；或者通过自办文学杂志期刊（如张悦然《鲤》，郭敬明《最小说》），开创自我一代发表作品的园地，扩大对同龄以及年轻读者的影响力。通过一系列的操作，八零后一代在传统文学体制之外开辟了令体制内作家咂舌甚至艳羡嫉妒的场地。因而，即使主流文学秩序不接纳他们，只要不打压扼杀，八零后文学也自然可以独立生存，发展壮大，甚至反过来刺激主流文学秩序的变动。郭敬明等人在《人民文学》《收获》刊物发表文章也可视为主流文学秩序对八零后作家浪潮的妥协。

　　八零后作家之所以取得同龄读者的广泛支持，不仅因为他们操作模式的成功，以及像韩寒、郭敬明那样面对观者时表现出的鲜明个性、立场，而且也因为他们富有才情的作品中确实传达出了一代人共同的成长生存经验，表达出了同龄人及更年轻读者渴望突破束缚实现自我的希望。

　　八零后作家的才情有目共睹。韩寒的反讽批判常常在平淡语言描述司空见惯的现象中强烈的呈现出来，带给人“皇帝新衣”的顿悟感；郭敬明等人则敏锐地抓住个人对生活、对世事细腻的感触，运用华丽的词汇、超绝的想象进行极力的渲染，力图达到文字视觉美感与感情共鸣美感的统一。

　　他们的作品中呈现较多的是个人感受到的孤独、忧郁。如七堇年《澜本嫁衣》写的是女性追求爱的希望最终破灭受伤死亡的故事，但主人公（无论叶一生还是叶知秋）成长过程中因为家庭原因（慈爱无言的哑巴母亲）、个性使然（一生温顺安静、知秋独立乖张）导致各自不同的孤独。姐姐知秋一直沉浸在追逐真爱的喧哗激烈中，她试图摆脱没有安全保障的命运，挣扎一生最终绝望的孤独、自杀；妹妹一生则安静宁定地受用着母亲无声的牵挂、姐姐无形的照顾，独自成长选择、在异域他乡享受着流浪的孤独、凄凉。前者充满着焦躁不安，后者沉淀着平静，回味着前者，世事难动，宠辱不惊，如作者所言：“静静流向虚无之境。”张悦然《誓鸟》也书写类似的孤独、小说讲述的口吻平静节制其中的孤独尽管呈现不同――春迟一生浸迷于寻找记忆的孤寂中，宵行经受着迷恋春迟孤寂的成长孤独，淙淙在背叛的孤独中实现对春迟的报复和谅解，骆驼困于亲兄弟遇难的孤独中征战杀伐――总体上却明显给人一种雍容之感：从容自若而沧桑气显。郭敬明以《幻城》成名。樱空释的孤独在于他致力于王位的争夺和灭亡王国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其哥哥（王国国王）的自由，而这一点直到被哥哥杀死才被理解。他之后的写作似乎延续了这种方式，论者论及郭精明的写作也说道：“郭敬明的‘阳光’写作是一个弹性十足的话语空间：‘阳光’时刻与‘忧伤’相伴，或者说他是在以‘阳光’的方式书写‘忧伤’。”孤独而忧郁，或许是这一代作家书写的最显著的共同经验之一。无怪乎谢有顺老师在评价张悦然主编的主题书《鲤》时说她有代言一代人的野心：“阅读《鲤》，我能感受到张悦然的野心，那种试图看穿一代人内心深处的隐秘、试图为一代人代言的野心。或许，这种代言的野心，连张悦然自己都未曾省察，而是在无意之中发生的。”

　　他们的写作集中在“自我”这个相对较窄的题材。自我生活的环境（都市学生、白领生活）、现代生活的感受（孤独、忧郁、希望、欲望……）构成写作的基础。自我亲历亲感，才能在华美的字句和天马行空的想象间切实地熔铸进细腻真实的感受，引发情感的共鸣。《誓鸟》描写人物的认识、体验和情感方面远比叙述人物关系、事件过程细致、通畅、真切。张悦然介绍说这部小说是她亲临目睹印度洋海啸灾难三个月后的现场以后创作出来的。应该相信，她在不同人物身上灌注对如海啸此类大灾难前后的人世、人生的感触。直接真切的精神触动在笔下流动，成就小说最具感染力的篇章。阅读八零后作品，不得不为华美的辞藻、精妙的描写、细致的渲染以及独特的感受所惊奇：他们何以一涉及写作就具备这样的水准？

　　原因的探究或许可以从多个方面展开，其中的一点应该可以肯定，这一代作家是目前成长环境较为优越的一代人。别的且不说，他们成长时期接触的信息量足以令人咋舌。传统的文学书籍，他们可以大量地涉猎，确立较高的文学起点；兴起推广的电视、网络不仅提供影像声音等丰富的感官培养资源，而且将社会万象人生百味置于他们面前进行观察体味。借由着广大信息源和自我的思考体会选择，他们写作之初就表现出了从文字叙述到情感寄寓令人意外的娴熟。 阅读他们的作品，可以发现，经验的书写更多的是主观感受支撑下的写作，而关于实际生活层面的经验书写并不充分。八零后当下的生活经验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怀旧旗号下童年经验和个人记忆，如动漫、学习生活（如《李雷和韩梅梅之歌》）等等；一是作为奋斗一代正在经历的工作生活的种种，而且表现出承受着生活精神双重的强大压力。怀旧可以被视作是后者寻求精神舒缓的一个途径。一代人的文学当书写共同的生活经验，而不仅仅是感受。然而这方面的作品似乎少见，即使存在郑晓琼的写实诗歌，“只是，与郑小琼同时代的写作者，多数人选择的是和她完全不同的话语路径，他们的个人记忆，以及价值迷茫，应和的也多是那些在现代生活中沉浮的青年――这样的作品，一度在出版界泛滥，似乎惟有如此，才能代表‘八〇后’在精神上的激越面貌。”

　　支持八零后这种写作方式的手法主要是想象。从《幻城》到《澜本嫁衣》到《誓鸟》，经由一点感受的触发，依靠天马行空的想象便组织华美的情节；更遑论网络玄幻武侠小说――譬如朱古力《绝杀》、步非烟《武林客栈》――中诡谲的想象构思。想象的情节并非自创，大多数应该来自于其他的故事原型，即生活经验之外的内容。《澜本嫁衣》后半部分叶知秋的堕落尤其报复仇杀情节明显借鉴于帮派、犯罪侦探小说（电影）。阅读至此，前后反差突兀，有失真实之感。他们借助繁复绚丽的想象纳入一代人直接经验之外的内容，表达一代人的独特感受。问题在于，如何控制叙述经验之外的表达尺度，而且当多数人都在使用这一手段时，想象是否已经达到其极限，呈现出类型化、雷同化的写作？

　　八零后作家们似乎应该面对经验书写的表达方式的问题，并思考写作得以延续的路向了。

　　2010.6月

　　注：文中引用话语均来自网络论文、博文、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