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阅读不断轻质化的时代，《鸣钟人》显然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写作。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没有时尚的元素，没有消费文化的流风，但却有着太多、太沉重的思考。而且，这样的思考是用复杂的长篇艺术来表现。

作品虽然是以“我”为主人公兼叙事人来结构的，但实际上是两条线索。一条是现实中的“我”，我的工作、生活与情感的故事，我与芸、雯、墨、海、COCO等人的故事。另一条则是梦中的“我”，“我”从维尔国的凯斯监狱逃到帝斯国，参与了该国摧毁“灵塔”的行动……。在现实世界中，“我”本在报社有一份从容安定的工作，但是循规蹈矩的生活对内心的压抑使“我”不选择了出逃，当上了自由撰稿人。芸是“我”的女朋友，但却是个从小受到伤害的人，家庭的不幸，社会的挤压，使这个倔强的女性一直挣扎在向往个性的无望的漫漫长途中；雯是对我提供过帮助、馈赠过友情的人，她外表平静，善解人意，但内心也无时无刻不在挣扎，刻板的清规戒律，面具式的公共生活，委曲求全的媒体束缚，最终击垮了这个尽心尽职的优秀杂志编辑。她也曾试图自救，独自出门周游世界，在孤寂的高原思考人生，但最终失败了。这些亲人与朋友的人生难题一次次激发起“我”的思考，促使“我”改变生活的态度，努力从“旁观”变成“进入”，于是，我选择了房产策划，想以实业对社会有所贡献。但就在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我”却发现了这个时代最热产业的腐败，于是，我与朋友墨一起奋起批评，虽然违法者得到了制裁，但墨却在这场较量中付出了生命。故事本身即已提供了真实而复杂的社会现实，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我”伴随着故事进程不断深入的思考。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较为方便地为这些思考提供了通道，从而使作品直接呈现出思想的激情与批判的勇气：“现在社会上很多人都只顾寻求个体欲望的满足，在他们看来，‘责任’、‘思想’、‘情操’、‘道德’这些名词都已经过时了，最多嘴上说说，没有导入行动的必要。表面上很多人从中得到了满足，结果却一步步失去自我，这样真的就会快乐吗？这样就是时代进步的体现吗？”不过，这样的批判在作品中并没有变成常见的绝望与愤世嫉俗，“我”也并不是一个坐而论道、惟我独清的“愤怒青年”，而是主张“责任是在我们这代人身上”，“我们终归还是要在其中生活，与其逃避，不如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努力让它完善起来”。虽然“我”有时不免过于理想，失之幼稚，但这样的态度与抉择却在批判中给作品带来了亮色与向上的气息。

现实与梦境这两条线索是互为补充互为说明的，而且，从一定程度上讲，梦境所提供的故事，所进行的思考更为严峻、严酷甚至惨烈。不论是维尔国，还是帝斯国，都处在专制的统治之下。尤其是帝斯国，竟然在一个神秘和人格化的建筑“灵塔”统治之下，弃绝人性，以恶为尊，黑暗专制，比起中世纪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就是在这样一个铁桶般的社会，依然有向往自由、理性与文明的人，他们前赴后继，不畏牺牲，终于推翻了这个黑暗的王国。梦中的“我”亲历其间并成为反抗专制的重要力量，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也曾几度迷茫，经历了人性的失而复得，体察了真善美与假恶丑的错综交叉。梦境中的反思相比现实，更为宏观，因为“我”面对的是人类的历史，是国家、制度、政治、文明与人性等宏大主题，充满了思辩，不时让人重新体验到经典哲学的魅力，有关文明进程中真与假、善与恶等等存在与道德的难题，尤其显示出作者的勇气与宽阔的视野。显然，作者是将梦境作为现实的背景来安排的，对现实的批判与希望只有建立在历史与文明的语义空间中，才会找到参照，也会获得深刻的启悟。

毫无疑问，现实与梦境是两付笔墨，现实是相对写实的，而梦境则是想象的，夸张的，超现实的，变型的，作者显然吸取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甚至穿越、玄怪的元素，而又将这一切置于宏大、严肃与厚重的主题之上。整部作品是多声部与复调的，这种复调不仅表现为现实与梦境的对话，也体现为其他关系间的对话，不仅树、湖可以与人对话，连同人的身与心，身、心的各种构成形式也都可以外化、角色化与对象化，从而可以设计出多层次、多角度的对话关系。尽管如何安排好这些叙事关系还可以讨论，但从完成该作的创作意图，表达丰富的思想内容，拓展小说的语义空间上讲，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尝试。

这是一部复杂的作品，是思想者的心智轨迹，从中，我们分明听到了为时代鸣响的警醒钟声。

（《鸣钟人》，老鉴著，文汇出版社2010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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