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英案再显官员财产申报必要_网易新闻中心

吴英案债权人名单浮出水面，共有债权人137人，50万元金额以上的义乌债权人有103人，很多都是官员，部分官员涉案的金额在千万元以上。据称，在义乌等地，一般说来局长及以上官员名义收入在10万元左右，而灰色收入则大大高于这个 ... 本文来源：南方报业网 ...

137人：吴英手中的“黑名单”

2007-03-26 16:12:40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 陈小莹

牵涉吴英案的债权人名单逐渐浮出水面。
记者从两名消息人士处获悉，东阳与义乌警方手上已经掌握了一张吴英背后的债权人名单。名单上50万元金额以上的义乌债权人有103人，加上东阳债主，共有137人，有的涉及金额上千万元。
该名单透露的信息显示，其中资金来源几乎都来自义乌。“上榜”者包括之前从未曝光的义乌企业主，甚至有义乌本地官员与此案有染。
“这份名单一旦公布出来将引起很大震动。”一位证实此消息的人士表示，103人中很多都是官员。
东阳当地人士认为，吴英这起非法集资案与之前的“台会”等集资形式不同，牵涉到的普通居民不多。但牵连出如此众多的官员令人惊诧，其背后还有什么隐秘的资金运作模式尚待案情的进一步明晰。

官员的影子
记者经过多方打听，确认名单中当地官员有义乌市公安系统的某队长，义乌市政府某官员。另有浙江省政府的一名处长涉案，该处长与吴英案中被捕的杨姓律师有涉。
确认上述官员涉案的消息人士非常谨慎：“有一些是本人，有一些是他们的亲属。”该人士并表示，根据已经掌握的线索，部分官员涉案的金额在千万元以上。
在义乌等地，一般说来局长及以上官员名义收入大约在10万元左右，而灰色收入则大大高于这个数字。他们投资的渠道是持有企业股份或者出租商铺。
知情人士介绍，在一般情况下，有些官员会将大部分收入投入朋友的企业，并以亲属的名义在企业中持有股份、取得分红。
在他们看来，这样看得见收益的投资方法较之投入股市更为可靠，他们手中的权力也可以为这种投资提供一定程度的庇护。
另一个通道则是投资义乌当地最为稀缺的店铺资源。不少官员都在市场上有摊位，“一年坐收10万租金没问题”。
但吴英案表明，问题并不像上述投资方式那么简单。
“不排除这些官员的钱部分来自于当地金融机构。”一位当地媒体的资深人士推断称。
佐证此观点的另一消息是，义乌市另一家金融机构———农村合作银行被传牵涉其中，有消息人士称该行有两亿元以上的资金流出并通过中介人及上述机构最终流向吴英。
记者向该银行办公室陈姓副主任求证此事，其否认了资金从银行直接到吴英的可能性，但对于是否经过贷款企业或者贷款人再流入吴英处，他表示要问此案经办机关。
另有分析认为，已知涉案人员中，部分资金来源与寄售行有关。
在浙江义乌和东阳地区，寄售行随处可见。据本报记者在东阳市区街头所见，各种称呼的寄售行如“胖子寄售行”、“小弟寄售行”等，最密集处每隔三四米就有一家，整条街上15家之多。其门面比典当行还大。
这些寄售行以高利回报为诱饵非法集资，甚至偷偷发放贷款，有的甚至成为销赃的场所。
“与以往的非法集资不同，吴英牵涉的人并不多，但如果资金量这么大，又牵涉官员，性质就十分恶劣了。”长期研究民间借贷的专家、温州市经济学会会长马津龙评价说，吴英的借贷与以前发生在温州等地的“台会”不同，没有牵涉成千上万的普通百姓，而是一些在当地有身份的官员和企业，“资金背后的来源亟须追究”。
“如果这些官员的钱都来路很正，吴英出事后，他们为什么没有去挤兑，反而连面都不敢露？”一位熟悉当地情况的人士表示。

能达利涉案？
亦有消息人士称，浙江能达利集团老板陈溪见也有亿元的资金量牵涉其中。包括能达利在内，义乌市大陈镇等两个镇的服装企业共有7亿－8亿元资金集资在吴英名下。另有某官员也向本报记者证实能达利老板确实涉案。
但能达利办公室主任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能达利与吴英之间并无账目往来。目前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些资金与上市公司有涉。
陈本人在吴英案发后对媒体否认与此有关。此后媒体记者再也联系不上陈溪见。
公开资料显示，浙江能达利集团的主营业务是纺织业，旗下公司在新加坡和德国的交易所同时挂牌上市，是浙江唯一在海外两个国家同时上市的企业。除了服装业，2006年陈溪见还联合其他三名义乌商人涉足民营航空业。在这家名为钱塘航空的民航企业中，陈溪见一人持股比例就达到40％，资金之雄厚令人炫目。
而该企业所在的义乌市大陈镇，从上世纪90年代起便有“中国衬衫之乡”之誉。当时在整个镇上诞生了数以百计的百万、千万富翁。能达利则是该镇诸多服装企业的龙头老大，在进入义乌的高速公路上，远远就能望见能达利的巨幅广告。
“第一次他就给了吴英一个亿，没多久吴英就还了4000万利息，之后资金来往规模就更大了。”一位义乌当地金融圈的资深人士透露了陈溪见和吴英之间的第一笔往来金额。
但记者进一步查阅资料发现，浙江能达利集团2005年全年的销售额为5亿元左右，其中的利润仅为500万元。
“纺织业是一个利润很薄的行业，利润率在5％左右，以他现在的企业规模，个人是不可能拿出这么多钱来集资的。”上海一大型纺织企业的投资部门负责人分析说。


吴英案的启示：还有多少官员在洗黑钱？
[2007-04-03 20:23:37 | 陈则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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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浙江义乌亿万富姐吴英的本色集团泡沫的消散，一则新近的报道让更多的事实水落石出，人们的视线被引向了官员权力寻租，而一些官方报导却力图将视线引向民间。其实，吴英之所以能够在短期内积敛巨资为害义乌当地金融市场，主要不是因为民间金融业混乱，而是当地某些身拥巨资的官员急于将钱洗白，不惜扰乱当地金融与行业秩序所致。
据媒体报导，吴英案债权人名单浮出水面，共有债权人137人，50万元金额以上的义乌债权人有103人，很多都是官员，部分官员涉案的金额在千万元以上。据称，在义乌等地，一般说来局长及以上官员名义收入在10万元左右，而灰色收入则大大高于这个数字。他们投资的渠道是持有企业股份分红，或者出租最为稀缺的商铺坐收租金。另外，不排除某些官员的钱部分来自当地金融机构(《21世纪经济报道》)。
南方报业集团也从另一个角度报导、评价了此事，主要针对官方报导侧重于民间金融管理混乱而忽视官员洗钱的事实。
从经济角度来说，吴英案警示的不是民间金融机构的混乱，而是官员寻租现象泛滥，寻租收益四处泛滥。义乌是中国市场经济前沿尚且如此，国内寻租经济的严重性不问可知！
市场经济最可怕的歧途，就是官员掌握优质市场资源的使用权与配置权，权贵资本主义大行其道，市场经济不过是“仕场经济”的烟幕弹。与其说吴英是一个地下集资的钱庄主与投资客，还不如说是当地寻租官员的洗钱通道。
当地政府抓住吴英与民间金融不放，失算两着:如果政府在处理问题之前未搞清症结，就轻易对民间产业与金融下不利结论，为施行取缔民间金融大造舆论，反映出当地政府对于事涉经济发展走向的大案的调查敷衍塞责，对当地经济与民生缺乏负责精神；如果政府明知症结所在，明知吴英案为官员寻租收益的清洗渠道，却一味剑指民间置身事外高高挂起，政府生病民间吃药、政府生疮民间剜肉，不外乎试图转移视线，强化行政权力、继续扩大政府官员的寻租权。
从政治角度而言，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政府法律法规三令五申，禁止官员及其亲属经商，但却徒劳无功。涉及官员的财产监督条例不是像官员的财产公开申报制度一样遭到强烈抵制，就是沦为一纸空文。虽然我国的处级以上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实行数年，但从未成为社会的公开信息，此等“内部资料”只对内部处理有用，无助于建立在宪政基础上的纳税人监督体制的形成。
与此相反，针对民间财产的公开制度雷厉风行，如年收入所得总计在12万元人民币以上的纳税人必须自行申报，否则实行经济处罚。有人认为，实行迂回战术同样可以对官员的财产来源形成制约与监督。这是极大的误解，凡实行个人所得税申报制度的国家，都实行了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我国尚未建立后一制度，公务员包括税务官员的个人所得没有公示于众，却要求纳税人自行申报，这就意味着政府对普通纳税人的道德与法律要求在公务员之上，不仅丧失了道德与法律上的双重理据，而且由于民众内心抵触，实行的效果可想而知。
法令专门责民，无以建立法治与市场社会的基石，建立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是执政者绕不过去的坎。他山之石足资借鉴:越南总理阮晋勇13日签署颁布的一项法令，要求国会代表与政府高级官员最早下月起申报财产，旨在打击越来越严重的腐败行为。效果或许未必尽如人意，却是越南执政党迈向公民社会、法治社会的重要一步。
吴英案不应该成为政府整肃民间市场的借口，而应成为义乌市政府制约官员寻租的契机。以对民间经济的雷霆行动取代对执政者的约束，从现时来看成本很低，但从长远来看，会付出市场扭曲、民心涣散、信誉丧失的沉重代价。
之所以形成这种现象，极有可能是地方官本身的屁股不干净，生怕追究下去“拔出萝卜带起泥”，这就给我们另外一个重要启示：义乌还有多少官员在其它“吴英钱庄”中洗钱？全国会有多少官员在洗钱？这恐怕是个天文数字，也极有可能是个查不清的数字，但只要是中央真正下决心让一定级别的官员收入透明化，权力行为公开化，真正置之于监督之下，最起码权力寻租现象会有所收敛，这对于老百姓来说，已经是阿弥陀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