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年前，罗伯特·基特利一个人为中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国家形象”而激动。如今《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增加到9人，7个人在北京，2个人在上海。他们自由地居住生活，体验着中国社会的变化

人民大会堂的座上客

1971年的北京街头，几乎难觅外国人的踪影。

自1949年以来，“红色中国”就一直令西方媒体充满了质疑和恐惧。第一个要答疑的人是美联社记者兰卡什尔。1956年年底，致信周恩来获得签证后，他走过罗湖桥，成了第一位踏足中国大陆的北美记者。

6个星期里，兰卡什尔奔走8000公里，从中国大陆发来长篇的报道。“中国就像一部由6亿个零件组装的超级机器，以最快的速度运转着。”兰卡什尔描述道，“6亿中国人忘我地埋头苦干，要把他们落后贫穷的祖国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

后来，中国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又把刚刚向外国记者开启缝隙的大门沉沉关上。

“那时能来中国的记者，凤毛麟角，说是记者，但都被视为贵宾或外宾。”曾在美联社实习的美国留学生杰克感叹道。他2008年来到中国，“扫街”成了主要采访任务，而不是像罗伯特·基特利，能够进出人民大会堂，成为座上客。

先后担任《华尔街日报》出版人、《南华早报》和《香港日报》主编的基特利，永远不会忘记1971年6月21日的夜晚：他和夫人，与《纽约时报》助理总编辑托平夫妇、《每日新闻》社长兼发行人阿特伍德夫妇等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受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和宴请。

作为为中美破冰造势的首批美国记者，他们已经在中国采访了数周时间。此前，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西方左派政党媒体记者才得到邀请。“那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时刻。我还带着妻儿，他们也都非常难忘这段经历。”基特利2008年在复旦大学作演讲时回忆道，“对中国的看法，也从此改变。”

会见时，翻译冀朝铸和唐闻生分别在周总理左右入座。唐闻生感觉“这是老朋友的聚会”。

周恩来对大家回忆了壮年时期在南京度过的岁月，感慨道：“现在作为总理，我就没有那么自由了。”说到这里，他用开始出现寿斑的手指着基特利手里的笔记本说：“比如，我现在说一句，你们就记一句。”

借助外国记者的笔，周恩来谈了新中国对台湾政策等问题，强调中国将永远不会允许为台湾“独立”而举行的公民投票，因为这问题不存在，台湾人都是中国人。

新中国领导人的风采，令基特利难忘。之后不久，他又参与了尼克松访华的报道。

偶有空闲时间，基特利领着儿子溜到了北京的街道。一位男子为了看这对金发碧眼的父子，差点撞到柱子上。

开明路线的受惠者

在罗伯特·基特利之后，1979年，经过层层审批，《华尔街日报》成为首批获准在华设立办事处的西方媒体。此后，原先撤出中国的西方媒体机构纷纷回到北京。

“过去不可能跟现在来比。”这是香港报人、专栏作家秦家骢常挂在嘴边的话。1940年在香港出生的他，是北宋著名词人秦观后裔三十三世孙；而他更广为人知的身份是中美建交后中国政府接受的第一个美国华裔记者，《华尔街日报》驻北京机构首任负责人，直到1983年。

1979年4月，秦家骢飞到北京，和《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记者一起，成为第一批来到“文革”后中国的美国记者，在当时中国首都最高的、18层楼的现代化建筑物──北京饭店设立了《华尔街日报》办事处。“每个人两个房间，一间办公，一间居住。我们一直住到了1980年，然后就搬到了建国门外的外交公寓。”秦家骢对记者回忆道。

那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代，中国正处于戏剧化的变化之中。人们长期被压抑的情感爆发了，街头出现了非官方的出版物。

秦家骢在报道中国的空余时间里，也在从事着个人历史的发掘──打电话、写信、会见一些人。每一次接触都给他新的激励。他甚至见到了曾遭受政治迫害、在监狱里蹲了二十来年的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他们于1979年秋获释，是邓小平开明路线的受惠者。

“那时候，没有新闻发布会，没有人主动给你提供消息，你不可以随便旅行，你不可以离开北京，你到上海、天津去也要申请批准。全国你只有一个电话号码，就是外交部新闻司的电话号码，采访什么人、到什么地方都要经过他们批准和安排，甚至在北京也不能直接采访。”秦家骢说。

1983年，秦家骢离开《华尔街日报》，离开了中国。此后的几年，秦家骢埋首写作，出版英文专著《一个中国家族九百年的生活》，“用家族史来写中国的历史”。如今，秦家骢长居香港，为《南华早报》等报纸写评论，视线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

秦家骢离开的那一年，现任《华尔街日报》和道琼斯通讯社中国主编的安迪·布朗，来到了北京，他曾先后在路透社、《华尔街日报》做财经记者，对在外交公寓的生活印象深刻，“从60年代开始吧，就有了外交公寓”。

到文化大革命前，极少数受到邀请的外国记者来中国必须要住在那里，接受统一管理。“‘文革’结束后，一直到80年代，外国记者尤其是西方记者都被要求在外交公寓居住、工作。”布朗与秦家骢有相似的感受，“那时候想离开北京到其他地方采访都很困难，很多部门也不对外开放。”

安迪·布朗到中国后的第二年，伊安·约翰森来到北京大学做交换学生，学习中文，“当时我22岁，拿学生签证，一两个月就办好了”。

伊安到中国学习中文是受父亲的影响。当时，他的父亲为香港一家公司工作，经常到香港出差，“他带回的中国照片和中国开放的故事吸引了我。而且中美那几年正在重建关系，中国变得越来越重要。”后来，伊安·约翰森主攻中国经济改革问题，拿到硕士学位。

此后20多年间，类似书籍在西方持续畅销，这个比喻也屡见于西方报刊。

又一个“金色年代”

到上世纪90年代，对外国记者的管理开始放松，外交公寓也还原了“公寓”的本来面貌，不少外国媒体记者仍在那里办公，因为租金相对低廉。道琼斯驻华机构多年前搬离了外交公寓，在北京丰联大厦等商业写字楼租用了办公室。

如今，《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增加到9人，7个人在北京，2个人在上海。《华尔街日报》还聘用了7个中国研究员。因为中国规定外国媒体不能直接招聘中国人当记者，所以他们只能是“研究员”。整个道琼斯在北京有130多人，上海有50多人。

“我们的记者生活、居住很自由，在北京的机构正准备搬家，换到更适合集中办公的地点。”安迪·布朗说。

继上世纪30年代之后，现在是西方媒体在中国的又一个“金色年代”。中国近年来的变化与转型，以及不断增加的开放度，都使得中国成为西方记者最愿意关注，也很能出新闻的地方。

随着“中国热”的持续升温，今天的《华尔街日报》记者将继续关注中国的故事，而他们只是外国记者，不再是“外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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