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厂旧事 ：青儿和大杨 大杨，您能否不跟着我们
11月11日下午4点，我打电话邀小茹出来吃饭。小茹说，不喊青儿了？我说，我倒想喊，但是讨厌大杨又跟着，今天单身节，坚决不要看见他。下午5点我们俩坐在全家福饭庄，一边看街景，一边等菜，我说，没有大杨很舒服吧？小茹也笑了，说，青儿回头一定骂我呢。
青儿和小茹是我纺织厂期间，关系仅次于虹儿的两个好朋友。他们两个的情况和我们相同——两人从小学就同学，下放在一家，然后一起上调到纺织厂。由于我们四家的父亲是一个机关的，所以关系特别密切。大约在80年代，他们也先后调回了省城，因此我们三个经常在一起聚会。可是近十年总是多出一个人，那就是青儿的爱人大杨了。大杨曾经担任过某空军飞行大队大队长多年，97年转业到某一个研究所担任纪委书记，现在已经退休了。
大杨和青儿的感情特别好，这与我们无关，我们所烦的就是他总是跟着青儿，于是怎样甩开大杨就成了一个话题。有一次，应该说忍无可忍了，我们在电话中就对青儿说，这次不准带大杨来敖。青儿答应了，还真是一个人来的，大家都很高兴。谁知青儿说，大杨在外面，说了，如果真不带他玩，他就自己玩去了。小茹抹不开这个面子，就说了句，他要想来就让他来吧。于是大杨笑眯眯地又进来了，我好生气。
我们烦大杨是有理由的。第一，他从不买单，他经常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反正我小气；第二，他对过去耿耿于怀，经常说的第二句话是，我怕你们再做坏事；第三，他对我们现在仍然有戒心，他经常讲的第三句话就是，你们两个都单身，别把青儿带坏了。据说有一次，我和小茹先后都自说自话地去纺织厂玩了，青儿很不快活，在家对大杨发难说，我也要自己去一次。并说，我现在是跟您打招呼，不是征求您的意见——我也是自由的敖。大杨为此很受刺激。
我们聚会时，大杨总是提起过去的事情。我们说，您不要这样，我们检讨就是了。 想谈就不准写信，写信就不谈 1971年应该是青儿很困难的一年，那一年她的父亲和妹妹相继过世了。父亲是生病去世的，妹妹小布尔是下放学生，在来例假的时候去地里打农药，当时就晕倒在地里，抢救无效去世了。另外她的家也从省城跟着下放的母亲搬到了农村，所以青儿那时很脆弱，我们有时觉得，大杨也有些是乘虚而入吧。
72年春节过后，青儿一回到厂里，就偷偷地把我们几个找到一起，将大杨的事情说了。原来这次她路过省城时，父亲的老战友将自己的儿子即大杨介绍给她了。当时大杨还只是一个普通的飞行员，部队住在很远很远的边境上。两人见了面，大杨还硬送了一张照片。我们一边看照片，一边听她说，一开始都有些茫然。后来突然醒过来了，说，这不是军婚吗？坚决不同意。我们逼问她，您自己什么看法？青儿肯定地说，我是不愿意的，我过去又不认识他。我们说，您不愿意就告诉他，不就完了。事情好象也就这么定下来了。
于是几个无聊的人有事情了。青儿和我一个车间一个工段，即上下班都在一起，因此监视来信的任务就是我的。那一段时间，每天很积极地去拿信，只要是大杨的，立刻就拆，就象自己的信一样。记的几次过后，大家就觉得不对劲了，说，您不是说不愿意吗？为什么这么多信？没有告诉他吗？青儿说，我告诉他了，他要写我有什么办法。于是几个人研究了好久，最后决定给大杨写封信，告诉他，如果想谈，就不准写信，只要写信就不谈。很快，这封由大家共同起草、措辞特别强硬、青儿执笔的信就寄出去了。
该来信了，还没有来，大家很高兴.....几天后，一个和我们差不多大的女孩从省城赶来了，她是大杨的妹妹，她带来了大杨的问题：想谈，不敢写信，请指示，怎么谈？ 没有人能够回答，笑翻了........
我们说的小气是他小家子气！ 通信我们基本不管了，但是信还是要看的。记得有一次，别人告诉我们，青儿自己把信拿走了，虹儿很气愤也很厉害，只见她往青儿的床前一站，正坐在双人床上层的青儿立刻就把信递过来了。因为她很清楚地知道不给的后果——虹儿一定会嚷起来，在我们那个时代，谈恋爱是很丢人的，她丢不起这个人。
有一次，又来信了，几个人在看，说的是什么不记得了。可能也是在骨头里挑毛病吧，我说，青儿，我发现这个大杨很小气哎。青儿说，是吗？在我们那个圈子里，小气是很被人瞧不起的。我说，是的,然后就乱分析了一通。估计青儿回信里就这个问题狠说了几句，所以第二封信来时大家都笑晕了。大杨整封信都在证明他不小气，还列举了很多例子，包括对战友、对家庭、对朋友、甚至对生人。另外还列举了别人对他的评价等等，总之他不小气。口气好象很委屈，但是又不敢生气的样子。青儿问我们，还好吧？我还没说话，虹儿就说了，这个人水平太低了，我们说的小气不是物质上的，而是精神上的、气质上的，连这个都看不懂。我也接着说，我们说的小气是他小家子气！连这个都理解不了，什么飞行员。青儿当时很郁闷，眼泪都要出来了，立刻就提笔写信，把我们的意见说了......不记得后面了，反正估计大杨没有少遭罪，否则为什么至今耿耿于怀。
当然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发现情况渐渐不对了，青儿口心不一致了。我们再拿信时，她虽然不敢翻脸，但是信被她拿到的次数多了。另外我师傅也出手了——严肃地告诉我不准再看人家信，所以我有些收敛。但是虹儿依然不死心，并有所创新。拿到信后还是拆，只不过拆的比较注意，沿着信封边撕。送过去时，老远就开始喊，青儿有信啊！接着就喊，我拆了敖。青儿肯定会一边跑过来，一边说，不准拆。虹儿说，我就拆。顺手就把信封一下子撕开了——然后信被抢去了，好象我们并没有看，实际我们早就撕过一次了。 大杨和青儿的后来当然是很不错的。大约是78年，8年抗战的两个人终于结婚了，1980年青儿调回省城，1983年有了女儿，现在女儿也工作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几十年青儿一直和公公婆婆住在一起，很和睦（青儿有好多套和老人相处的理论及实践经验），所以应该说是一个称职的军人家属吧。97年大杨也回来了，现在又没有什么事情，所以经常和我们在一起玩。当然大家玩起来也是挺愉快的，大杨长的还可以，1米82的个头，话不多，但是只要说就很幽默。另外还可以充当保镖、马崽、司机、摄影众多角色，我们只是讨厌他每次都参与而已。 提起过去的事情，我也觉得确有些过分，差点拆了一对好姻缘，所以写此文，也算是一份检讨吧。------------------------------------------------ 无题：另类军婚
在上文中，我们提到军婚就不同意，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了很多另类军婚——这类军婚不是以感情作为基础的。
第一次是1970年底，一个和我一起从Y县上调的女孩子就结婚了，嫁给了Y县当时支左的军人——号称戴参谋，当时她刚刚18岁，而那个人已经近30了。因为我们两人正好是交接班的关系（她接我的班），感情特别好，走前她对我说了很多家里的事情。她的父亲本来也在省城工作，1960年左右犯错误被贬到那个山城，所以妈妈变的很神经质，也很势利。文革开始后，爸爸被打倒了，妈妈立刻就与爸爸离婚，带着他们3个孩子生活。1968年，她也下放了，为了使家庭能够有一个好的环境，她妈妈主动托人将她“许配”给支左的戴参谋（一个很可怕的人，我看过他的照片），就这样，她被上调了，弟弟妹妹也留城了。现在戴参谋提出，她已经十八岁了，要结婚，所以她必须回去结婚。她和我说的时候，很平静，没有一滴眼泪，但是我觉得她一定哭过怨过闹过，只不过最后认命了而已。很快她就调离了纺织厂，并结了婚。后来听到她的消息，结婚2年后，即随转业的戴参谋回了他老家，然后是很多年的“干仗”。
第二次与第一次完全相似，只不过当事人好象是自愿的。当时我们那一批有400多人，全都是下放学生，除了少数A城下放学生外，其他都是外地的，包括省城和附近8个县的。因为纺织厂又很累，所以大家的最大梦想就是回家乡去，于是军婚就成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我记的第二个人也是嫁给了他们县人武部的一个参谋，也比她大很多，很快她也就调回去了，在县邮局卖邮票。
还有几例，就不一一列举了。这些事情的积累，对当时还很年轻的我们刺激非常大。虽然经过文革、受过伤害，可是作为年轻人，希望自己至少能够有一个真正美好的爱情，我想也是一种最低的要求了，所以我们从心理上很抗拒这种军婚。在我保存的很多照片中，有一位军人的照片，就是虹儿的邻居给她介绍的。虹儿家庭成分很差，又没有什么背景，因此要调回省城是难上加难，所以就有了这样的提议。我问虹儿，怎么办？她说，死都不从（最后虹儿也没有调回来）。之所以还留着这张照片，只是我觉得撕掉有些太不尊重人而已。 当然我在这里说的都是另类军婚，是以某种利益作为交换的，是没有感情基础的。象青儿和大杨不包括在内，许许多多的令人尊重的军婚也不包括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