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根据境界创造过程中的主客体关系，将境界分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其中对于“无我之境”的定义如下：“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在王国维看来所谓的“无我之境”其实就是创作主体与客体相互统一而营造出的审美想象空间，它的存在是与“以我观物，故无我皆著我之色彩”的“有我之境”相对而言的。王国维在此还特意引用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作为对“无我之境”的例证，也就是说在他的眼中这两句话是典型的主客体相统一带给读者无穷韵味的境界样式。对此，我们不禁会联想到庄周梦蝶的典故，那种人与物相互转化的“物化”表现同这种主客体相统一的“无我之境”似乎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这种联系究竟是什么？其背后的意义又是什么？本文将通过对陶渊明《饮酒》（其五）展开分析，探寻这首诗中的“无我之境”与庄子“物化”说之间的这些问题。

一、《饮酒》（其五）中的“无我之境”是诗人心境的真实写照。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陶渊明于《饮酒》（其五）中留给后人的千古名句，王国维谓此二句为“无我之境”当然，这种“无我”的境界并不是指使人的情感没有在诗中得以体现，而是将情感藏于字里行间，需要让读者自己从画面中去体会。因此，这份“无我之境”其本质仍是诗人心境的一种真实写照。

《饮酒》（其五）是陶渊明诗中的上乘之作，既带有禅诗的一位，又与宣言是相类似。清代沈德潜赞曰：“胸有元气，自然流出，拙著痕迹便失之。”（《古诗源》卷九）说的就是这样。诗人通过这首意象分明，真气充溢的诗歌将自身那种超脱自在、傲然独立的气质表现出来。由此，诗中的那些不加雕琢、粉饰的词句非但没有令读者感到粗浅，反而在朴实的意象和氛围中别有一番自然之美，这种美的体验既有空灵超脱的佛门禅韵，又有妙不可言的玄炎味道，而这一切直接根源于陶渊明高尚的人格及其纯朴自然的创作风格。

《饮酒》（其五）的大意如下：在人世间修葺茅庐而居，却没有车马往来、应酬频繁的喧闹。有人问我为何能这样生活呢？其实只要心灵远离尘嚣，地处“人境”也自然偏远。在东篱下才具，忽而忘我，不自觉抬头之间，南山的秀影显现在视野中。此日的暮色极美，飞鸟依次相伴而归巢。看到这一幕幕生动的景象，不只不觉间似乎感悟到了什么真谛，想要说清楚的时候却忘记了该如何表达。

陶渊明是一位真正的隐士，他的隐不是那种为了出仕而隐地“假隐”，而是不屑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抽身离去。因此，弃官而去的陶渊明其心境是淳朴、率真，不与世俗为伍的，山水田园、清风白云尽化为他此时情感的写照。诗人就这样融入了景物中，达到了“无我”的境界。

“有我”与“无我”本为佛家语，与佛家的色空观念也是有着紧密的联系。所谓“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寂静涅槃”便是指修行者能否窥破诸相从而达到佛的境界。《金刚经》中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如果按照“有我”与“无我”来划分的话应该是属于“有我”，也正因如此，所以在观察事物、品评鉴赏的时候不免会用自身的主观色彩来附着到所观事物之上，形成以己观物的现象。而“无我”则不然，它是一种从物而发来观其它物的形式，在这里，“我”已然不再是主体，而与物相融为一。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无我之境”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作者的情感思想没有在作品中体现，而是极为含蓄地表现出来。佛家所谓的“”无我也并非只是表象上的“我”被打破，重要的是通过表层上“我”的虚无达到识得本性（本我）的目的。正如《坛经》中坐禅品所云：“本性自净自定，只为见境，思境即乱。若见诸境心不乱者，是真定也。”禅宗是佛家中对于“我”之种种探索讨论最深入的宗派之一，对于本性（也即本我）的思考也是重要话题之一。不难理解，“无我之境”的实质仍是情感的表达，只不过这种表达抹去了人为的痕迹。

陶渊明于《饮酒》（其五）中为我们塑造了一位采菊东篱之下，忘情山水田园间的隐士形象。同时也是对他自身心境的真实写照。陶渊明生活在魏晋南北朝那个动荡不安的几百年里。“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战乱、天灾、吏治腐败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他不满意他生活时代的这种状况，因此他或托古以寓志，或寓言以寄怀。但是古代的社会和幻想的世界都是遥不可及的，现实中惟有田园中的归隐生活才是能使他远离浊世的方法。于是带着那份归隐的想法他走进了田园生活，在这里，他找到了自己所期待的淳朴、率真和自然，即便如《五柳先生传》中家徒四壁“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的潦倒贫困，却仍不悔其选择。可以说，这份纯真自然、不染尘秽的生活契合了诗人此时的心境，这份心境也是追求纯真和自然的。因此，“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一种“真”景，却也是诗人纯真性情的流露。情感在此已经不需要刻意的说明，那一菊一山的自然之情已经涵盖了一切。所以，《饮酒》（其五）中的“无我之境”是诗人心境的真实写照。

二、庄周梦蝶——物我同一的“物化”境界

《庄子·内篇》中的《齐物论》记载有庄周梦蝶的典故，说的是昔日庄周梦化蝶身，醒来不知是自己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变成了自己。故事的最后有这样两句话：“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物化”的概念听起来似乎很深奥，实则是人与物的转化，物与我的同一。

庄子的“齐物论”，即整齐万物之论。他提倡齐万事万物，在庄子眼中世间万物都是平等的，人与物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庄子生活在战国时期，杀伐纷争、追名逐利的社会现实使庄子对世俗产生了否定。作为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庄子沿袭了老子无为、守柔等思想内容，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些内容产生了扩展。“物化”说便是由此而产生的。庄子认为人若要达到无差别的精神自由之境，就必须超脱世俗观念的束缚，忘掉无我之别。因此，庄子的不知蝶与我谁变成了谁的“物化”实则是一种精神状态和心理活动，从现实生活来说人与物是不可能发生“变化”的，只有在想象中才有可能完成。这种“物化”的精神状态反映在艺术创作中就成为创作主题与课题之间相互统一、融合，放映在文本中就是作者的情感与内容紧密结合、不分彼此。这种创作形式已经不能再用简单的“模仿说”来将文学作品概括为是对现实生活的模仿，而是要发现者其中所蕴含的作者与作品相融合的痕迹。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情景交融就可以看做是一种物化表现，作者通过审美意象将自身的情感如实地表现出来，但是情与景并不相脱离，而是相辅相成，相互影响。审美意象具有哲理性的本质特征和象征性的表现特征，感性与理性的元素交汇于审美意象中，因此作者的思想感情就能通过一项表现出来，而一项有因作者的情感融入而富有了生动性、形象性。正如《文心雕龙·物色》中所言：“是以诗人感悟，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

“物化”说的出现实则是人类自身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探索，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物化阶段其实是人与物之间打破芥蒂的一种形式。人与物之间不再是一方战胜另一方，也不再是有另一方的主观色彩去审视另一方。而是一种对话，一种交流，一种深层次的相融，最终达到一种和谐共存的状态。这是一种不到有任何功利色彩的境界，是最能体现道家无为、自然、超然世外的审美准则的形式。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庄子强调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自然、天地本就有美蕴于其间，人生于天地之间，融入天地之间亦会自得其之美。所以忘掉物我之别，实则就是用万物平等的眼光去看待事物最终达到物我两忘、物我同一的境界。这种境界无疑与道家所说的“道”是接近的，因为万物皆是秉“道”而生，与物同化也就是间接的与道相通。

庄子的“物化”说实则是对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所进行的一种诠释，体现在精神方面就是做到主题与客体的相互统一。因而庄周梦蝶的故事看似如某些人所论述的可能是一种主体迷失论，但其实质却是探索人与物之间主客体相统一的关系。这种物我同一的关系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内容。

三、《饮酒》（其五）中“无我之境”与庄子“物化”说之间的关系及意义

陶渊明《饮酒》（其五）中所体现的“无我之境”与庄子的“物化”说之间是存在着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它们体现的是文化的意义。

首先，《饮酒》（其五）中“无我之境”是对庄子思想的一种体现。“有我”与“无我”多为佛家语，王国维一次来形容陶渊明的是个看似与道家思想没有任何关连，实则干系重大。谭远明的是个中所充斥的一位如上文所言既像禅诗有似玄言诗，这与魏晋时期玄学的繁盛和佛教在中土的兴起是分不开的。道家思想探寻的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佛家钻研的则多是人与自身的事，因此道家讲究修身，佛家主张炼心。陶渊明生活在那样的一个时代，回避世俗的他自然要逃避种种世俗的牵绊，于是采用佛、道两家的观点是必然的。在这，魏晋时期由于社会动荡不安，人们精神上为解决痛苦与空虚就选择了种种“自救”的的途径，因此崇佛侍道之风盛行，这些也自然会影响到陶渊明，所以他笔下的文章佛道思想交汇其中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

“无我之境”指创作主题与课题之间相互统一而营造出的审美想象空间，而“物化”说是指主体与客体打破界限相同等的一种精神境界，陶渊明的《饮酒》（其五）中恰恰同时体现了着两种思想，而且通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我们可以看出诗中隐藏的“我”（无我）之所以会“无我”就是因为将自己与景物相融，达到了“物化”，所以才会情景交融，虽不言我之种种，然我却在其中。这里所蕴含的“我”并不是佛门所说的的众生的“本我”，实则只是作者纯真的本性，所以此处的“无我之境”不应从佛门诸法空相的大概念去界定，应当仅从创作主题自身入手。因此这里的“无我之境”乃是对“物化”说的一种体现。

其次，“无我之境”是对“物化”说的一种补充和发展。道家思想是中国本土的思想，“物化说源于道家。而佛家的“有我”“无我”的概念恰恰又是对“物化”说的一种补充。魏晋时期，思想碰撞也曾有过如先秦时期诸子百家般激烈的阶段，佛、道的思想也在经过同其它思想的碰撞磨合中发生着改变。因此，陶渊明的《饮酒》（其五）才会带着玄言与禅的意味。

“物化”说是到家持有的对于人和物之间关系的一种观点，本身并没有论述人心态与物的关系。主张探讨人与自身心理活动的佛家思想无形中填补了这一处空白。因此“无我之境”实则是对“物化”说的一种补充和发展。而是人在诗的最后“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则体现了“言不尽意”的美学、哲学思想，愈发使《饮酒》（其五）的韵味无穷。苏轼曾说：“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复不已，乃识其奇趣。”便是到处陶渊明诗中的这种意境和韵味深远的特征。这种特征与“物化”说和“无我之境”的相互影响、补充是分不开的。

最后，“无我之境”和“物化”说关系体现的是大文学——文化的意义。王国维对陶渊明《饮酒》（其五）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句进行的“无我之境”的评价与该诗中体现的庄子的“物化”概念除在内容上有相互补充、体现的关系之外，它们还具有着十分深远的文化意义。从哲学上来看，“无我”的佛学思想与庄子“物化”说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而是彼此相互影响，“无我”的概念到了王国维那里其实就已经是暗含了佛、道、儒三家的思想。因此，“无我之境”与“物化”说之间具有着哲学上的融合意义。从文学上来看，“无我之境”的提法和“物化”说的关系对于文学创造和欣赏有着重大意义，无论是从创造心理，作品内容、形式，审美层面上都有着推动进步的意义。从文化上来说，作为哲学思想的“无我之境”和“物化”说能够对文学、对艺术的创作和鉴赏起到巨大的影响，这不仅不令人回想起先秦时期的大文学——文化，文史哲不分家的时代。无论是文学、史学还是哲学都在彼此的影响中臻于化境，而这一文化的融合也最终奠定了中华灿烂文化的基础。因此，“无我之境”与“物化”说之间的关系也体现了文化的意义。体现了文化虽“欲辨已忘言”，却“此中有真意”的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