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子厚之贬，其忧悲憔悴指叹发于诗者，特为酸楚。悯己伤志，固君子所不免，然亦何至是？卒以愤死，未为达理也。乐天既退闲，放浪物外，若真脱屣轩冕者①，然荣辱得失之际，铢铢较量②，而自矜其达，每诗未尝不着此意，是岂真能忘之者哉！亦力胜之耳。

惟渊明则不然，观其《贫士》、《责子》与其他所作，当忧则忧，遇喜则喜，忽然忧乐。忘，则随所遇而皆适，未尝有择于其间。所谓超世遗物者，要当如是而后可也。

观三人之诗，以意逆志，人岂难见？以是论贤不肖之实，亦何可欺也！

（宋）蔡居厚《蔡宽夫诗话》

[注释]①屣（xi）:鞋。轩：车。冕：官帽。脱屣轩冕：指放弃官职而为平民。②铢铢较量：极细小的方面也要计较。即“斤斤计较”。

柳宗元遭受贬谪之后，在诗歌里抒发了他深沉的忧愁悲伤之情，显得特别的“酸楚”。蔡氏以为，为自己的怀才不遇、志向难酬而哀叹感伤，本来是君子所难免的，但是柳宗元何必弄到这样的地步呢？最终因为忧愤而死，实在是不能通达事理。白居易已经退休闲居，似乎放纵心情在俗物之外，仿佛就是脱下朝靴官帽的平民百姓；但是面临荣辱得失时，却依然斤斤计较，并且自夸自己的旷达，在写诗的时候常常显示这种意思，这哪里是真正忘记了荣辱得失呢？

蔡氏认为柳宗元不能“达理”，白居易计较“荣辱得失”，都是气度识量偏小，不够通达，不能超然物外，所以他们的诗歌自然不能进入一流境界。

蔡氏以为“惟渊明则不然”。只有陶潜“当忧则忧，遇喜则喜”，随遇而安（“随所遇而皆适”），不羁世俗观念不计荣辱得失，超脱尘世遗忘外物，是绝顶的境界。他“以意逆志”，根据诗所流露的思想推断诗人，认为陶渊明是远远高出柳宗元和白居易的。“超世遗物”（心无俗念）成为了他“论贤不肖”的准则。

蔡氏“以意逆志”，根据诗文来看人的观点，确实是有一定道理的。文如其人，一般来说是正确的；但是也有例外，不可绝对。写诗作文时应该“超世遗物”，排除一切杂念，也是不错的，不然就难以出佳作。但是认为内容、情感也必须“超世遗物”，却是不正确的；文章诗歌的思想情感都“超世遗物”，大家都写冲和平淡的诗文，就不可能有反映生活现实的好作品，文章诗歌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主要价值。其三，柳宗元、白居易的诗歌反映自己的思想和社会现实，是应该肯定和发扬的，况且陶渊明也有“金刚怒目”式的作品，社会更需要这些作品。当然陶渊明的田园隐逸诗，也是不能否定的，因为文学的园地本来就应该百花齐放的。蔡氏贬柳、白，而崇陶潜的看法，无疑是有片面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