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鹏鸣现象”

这些年来，中国文坛一直比较沉寂，特别是中国诗坛，则更加萧条。这时候，出现了鹏鸣。他共创作诗歌两万五千余首，出版书籍五十余本，引起了文学界的强烈关注，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争议，成为一种“现象”，即“鹏鸣现象”。

鹏鸣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现像”，究其原因在于一般作家诗人出版著作绝无其装祯之精美，一方面他十分张扬自己，诸如出版社在著作的封面赫然印上鹏鸣头像、采用了许多与领导人的合影、在书名中运用了“经典”二字等；另一方面在其著作扉页的“内容简介”中对鹏鸣评价极高。对鹏鸣产生争议的最大之处似乎在于：传统的思想观念认为，文学家就是文学家，就他应该而且只能去搞文学创作，做其他事就是个务正业，而鹏鸣与领导干部交往甚多，有 “拉大旗作虎皮”之嫌，与中国自古以来的“仁义”之道、讲求温良恭谦让似乎格格不入，不为个别人所接受。这实际上是出版社对著名作家一种应有的评价、包装与责任。也是一种个人自由，因为出不出书，出怎样的书，这是出版社的事情，别人无权指手划脚、说长道短，而应尊重人的个性，人的权利。况且鹏鸣与领导干部的交往，既不违纪，也不犯法，更不违背社会伦理道德，完全是他的权利。中国已经进入法治社会，公民有他的自由，他与领导干部交往，在作者的书上刊登他们的照片，这都是出版社的事，其他人无权干预。从客观的角度来看，鹏鸣跋涉祖国万里河山，遍识上自中央领导、下至普通村民乃至外国友人，三十年笔耕不断，至今创作了二万五千余首诗歌，发表了二万三千首诗歌，出版了五十余本书籍，堪称全世界最高产的诗人。作为评论家，应该着眼在作品本身去加以评论，不应该抛开作品本身而去攻击作者的生存方式，社会交际，因为这样做有“说三道四”的嫌疑。

剖析“鹏鸣现像”其内涵大致有三层：一是三大奇迹，二是三大悲哀，三是三大成就。

第一是三大奇迹。可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大奇迹是鹏鸣创作的诗歌数量居全世界诗人之首(创作二万五千余首、出版二万三千余首)，煌煌二大本《鹏鸣情诗经典》(上、下两卷)，足以说明作者的诗歌创作在其数量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九九三年鹏鸣在接受广西广播电视报记者的采访时，曾信心百倍地向世界宣告：60岁以前出一百本诗集。诗人一点也不夸张，据《人民日报》介绍：1984年到1986年两年时间创作了800多首。而新疆广播电视报介绍：8岁开始写诗写到35岁时已出个人诗集21本，小说集3本，散文集3本，论文集4本，共计31本。今年鹏鸣才40多岁，以后20年间，再出69本，也是平均每年不到四本，每本以100首满打满的装订，也不外是400首/年。以鹏鸣诗高潮的频繁勃发，勃发时每晚一干就是几十首，充分量一年只劳作10个夜晚而已。鹏鸣出一百本的计划将是一个非常谦虚、保守的估计。

被列入“中国文学大家金库”的《鹏鸣情诗经典》，煌煌一百五十八万字的两大卷，这么大规模的艺术创造对于一个从社会底层奋斗起来的诗人来说，是多么不易啊，其艰难程度非常人可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曾说：“我为鹏鸣的高产感到震惊，更为他的勤奋感到震惊，我们要关心他，爱护他，让他再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

第二大奇迹是鹏鸣的诗如一石投水，让早已沉寂多年的中国诗坛波澜顿起。从八十年代中期，整个文坛都开始陷入低潮，尤其是诗歌界，似乎更是无人问津。一般人都认为诗歌太艺术，太高雅，与现实生活相距太遥远，早已失去了读者，失去了社会，失去了生存的可能。现代诗歌继文革的“口号诗”和新时期的“朦胧诗”之后，进入了低潮，写诗的人比看诗的人还多，甚至整个文坛都陷入了低潮。这时候，好多人都不写诗了，要么“转行”，要么去“下海”，写诗的人“凤毛麟角”。鹏鸣的诗能引起人们的热切关注，首先是他冲破了传统的诗歌模型，语言通俗优美，表达了丰富的思想与情感，形式上也有了创新，更宜于大众接受。他的经历非常丰富，思想和作品也非常成熟，能与中年人产生共鸣。这些都说明鹏鸣的诗深受广大读者欢迎是正常的。

鹏鸣的诗给中国诗坛投下了一枚巨石，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流传之广泛，打破了中国诗坛长期以来的沉寂与平静。上至中央首长、下至庶民百姓，像当年学“毛选”一样都在捧读鹏鸣的诗篇。据1994年 12月2日《人民日报》第九版——各地传真“人生舞台”专栏上，由人民日报记者钱志新署名的文章：“鹏鸣和他的诗歌，开始引起诗坛关注。从8岁开始至今，28年中他共创作7200 余首诗，出版诗集21本，选集3卷，其中有2本诗集已被译成英文在海外发行。在最近出版的《鹏鸣抒情诗选》中，有50多首诗已被谱曲，在港台和东南亚一带青年中广为传唱。由艾青主编的《鹏鸣情诗选》共3卷，鹏鸣是在《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中，惟一享有出版3卷本殊荣的诗人……”中国的《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青年报》、《中国文化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青海日报》、《光明日报》、《三奏都市报》、《劳动早报》、《甘肃日报》、《广西日报》、《南宁日报》、《人民政协报》、《农民日报》、《陕西日报》、《新疆广播电视报》、《广西广播电视报》等在九十年代先后都以大幅照片、隆重的版面，推出了鹏鸣现像，作专题采访。

第三大奇迹是鹏鸣诗歌的反响之大也超乎人的意料。国家主要领导人、老一辈革命家、中国文坛泰斗都给予了极诚恳的支持与极高的评价。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鹏鸣诗歌选集踊跃题词。原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题词是“血与泪的结晶，爱与恨的歌唱”，原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屈武的题词是“当代风流”；原中顾委常委王首道的题词是“天之骄子”，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的题词是“千古绝唱”，原全国政协副主席汪锋的题词是“伟大的里程碑”，全国政协常委赵伯平的题词是“深沉博大的爱”，原中顾委员张帮英的题词是“苦难诗人出珍品”，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高占祥的题词是“农民的儿子，诗人的骄傲”。

中国诗坛泰斗艾青在1989年3月27日下午给他致信：“……我喜爱你的诗，它有自己的独特个性，自己的艺术风格，自己的表现手法，自己的构思方式。它很朴素，有意识地避免了用华丽词藻来掩盖空虚，它很单纯，以一个竟像来表明一个感觉和观念；它很集中，以全部力量去完成自己所选择的主题；

它很明快，不含糊其词，不写为人费解的思想，决不让读者误解和坠入五里云雾之中”。

中国诗坛宿星臧克家以“荣誉面前再苦干”为题给他发去贺信：“我羡慕你的年龄，你的才思，你的激情”。“你不愧是一位杰出的抒情诗人”，“你作为著名诗人，完全可以骄傲地有资格地接受‘预言家’这个伟大而光荣的称号，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目中，你早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个景风雨中的海燕了。这个你比我更清楚的多。”

著名画家、书法家董寿平、黄胄、胡洁青、叶浓、李铎、娄师白、陈富宽等也满腔豪情地为鹏鸣诗集作画、题词。

古今中外的诗坛上，没有一位诗人在生前有过鹏鸣这样大的显赫，没有一位诗人有过这样高的荣耀与评价，没有一位诗人获得过全世界的一致鼓掌，鹏鸣诗歌的反响之大，不能不称之为一大奇迹。

诠释“鹏鸣现像”内涵的第二个重要方面是三大悲哀。何为“三大悲”?

第一大悲哀是中国社会政治的悲哀。“文化大革命”期间，少数统治者曾对许多知识分子进行严重的批判和攻击，动不动说“一棍子打死”、扣帽子、抓辫子，当做典型的“批判对像”进行人身攻击，这不能 不说是中国文化的一大悲哀。也是中国社会政治的悲哀。“文革”虽已过二十余年，但遗风犹在，仍存在着用政治权力来打击文化人的作风。鹏鸣诗歌遭到了个别投机钻营的小人的非议，实是将鹏鸣当作打击对像来对待，这不能不说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一贯作风。有一两个自封为评论家的小人，到处写文章，往往不是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去善意地评论诗歌，而是用“大批判”的遗风，对鹏鸣人身进行恶毒的攻击，这是极不正常的。

第二大悲哀是东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悲哀。《鹏鸣情诗经典》一书中刊登的部省级领导干部的照片计30余幅，“鹏鸣作品研讨会”发来贺信、贺电的部省级现职领导计9位，《鹏鸣情诗经典》一书的封面赫然印上了自己的头像，《鹏鸣情诗经典》被选入“中国文学大会金库 ”用“了“经典”二字，鹏鸣在书中的“简介”内对已评价过高等等这些行为，经个别小人不停的造谣和扇动，引发了文化界个别人的极大不满。如果没有商界、政界和社会各界的朋友，作家的视野肯定会缩小，不管是领导干部也好，专家学者也好，老百姓也好，这些都是生活不可缺少的，而文艺创作者必须和社会生活保持密不可分的关系，否则，就可能产生边沿化。我们应该看到，鹏鸣的书里不光是与领导干部的合影响，同时也有与普通贫苦农民、文艺工作者的合影。不论是与普通贫苦农民、文艺工作者、还是领导干部的交往，都是作家、诗人写作活动的一部分，是他生活体验的一部分。从另一方面来看，鹏鸣与领导干部的交往，这是他的个人自由，也是他的人身权利，别人无权加以干涉。十年前鹏鸣的“诗人小传”，也曾因小人的诽谤引来诸多非议。鹏鸣曾说那不是他写的，(其实出版社早已在报刊上作过了公开说明，是出版社写的小传与内容简介，与鹏鸣根本无关)，换句话说，即使是他写的，这也是他与出版商之间的事情，别人没有必要去说长道短。文学应该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不应该千篇一律。在出版体例上不习惯、不能接受，都是“文革遗风”，说远一点是“封建遗风。文学是创造性劳动、要鼓励创新、不能抑制创新。

有些带着有色眼镜看待社会交往的人，他似乎也有商界、政界里的朋友，他却看不惯别人，这是一种狭隘的文化心态。

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典型代表，整体的东方文化在不断的发展，而曾经是东方文化精髓的中国文化发展却非常缓慢，由此形成相对保守的、陈旧的、腐朽的、落后的文化。

与东方文化相比，西方文化本身比较开放，西方人对于个人的事很少关注，也不会去指手划脚，说长道短。这是尊重人的个性，人的权利。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形成的条条框框比较多，传统的束缚严重。从孔孟之道、到儒家思想，倡导的都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对人们思想伦理上的束缚特别多，精神枷锁特别沉重。

其中有一种心态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自己不规范、不文明反而对别人说三道四，现已经演变成“只许自己放火、不许别人点灯。”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心理变态。

这种心态造成了一种伪善的生存方式，要求人夹着尾巴做人，必须温良恭谦让，形成一种极端化的思想。这种落后思想文化导致了各方面的落后，人们不敢创新，不敢出头，扼杀创造等令人心痛的现像。

十几年前，刘晓庆曾自称：“中国最好的演员”，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外国人对此可能很欣赏，而在中国她却成了众矢之的。这是不正常的。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即使你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也必须谦虚，口口声声说着自己不行，否则便是张狂、自高自大。鹏鸣的成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挑战，而中国传统文化则必须不能容纳，必定要引起巨大的非议，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悲哀。

第三个悲哀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悲哀。1986年第四届中国文代会上对文艺界提出了“三宽”政策，即宽容、宽厚、宽松，为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但就目前的一些现像来看，文艺界的有些怪事根本就体现不了“三宽”政策。文艺界个别小人拉帮结派、搞小圈子，在小圈子内互相吹捧、互相炒作的现像已蔚然成风。另一方面又不择手段地攻击、排斥不是一个圈子内的人，对比自己成就大的人动不动就要大加兴问罪。这个自封的评论家并不评论鹏鸣的作品，而是对鹏鸣的一些个人生存方式蛮横指责，比如说个人交往，在《鹏鸣情诗经典》的封面印上自己的头像、书名采用“经典”二字(这些都与鹏鸣无关)一系列的琐屑小事进行攻击谩骂，嘲讽中伤，这是极不正常的一种心理变态。

艺术首先要真实，再要深入，惟有切中肯綮、鞭辟入里的剖析、才会对文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有所促进。否则，浮光捺影地赞美、嘲讽、傲慢地中伤，对于被褒者、被贬者来说，都不会在艺术上有实际用处。厚厚两卷《鹏鸣论》中诸多专家，学者和教授写给他的评，足以证明鹏鸣诗作的影响力之大。对于这样一位著名诗人来说，最重要的是看他的作品有何价值，而不是吹毛求疵地对诗人过分苛刻。否则，是极不正常的，也是失去对文学本身的评论意义。

剖析“鹏鸣现象”，我们最应看重的是其第三个重要方面，即三大成就。

第一大成就是鹏鸣诗歌绝对有益无害。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鹏鸣诗歌毕竟要比那些贪污、赌博等低俗的、有害社会的产物要高尚得多，它是高雅的艺术，是精神文明的产物，从这个最低层面来说绝对是对社会有益的。

前不久在西安召开的“鹏鸣诗歌座谈会”上，作家张贤亮在贺词中写道：“……如今很多人已懒谈爱情，不谈爱情，还有人已不会谈爱情，不知爱情为何物，有的只是生理的冲动或感觉的需要，能怀有某种心理的渴望与欲望已经难能可贵了。在‘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这个命题已摇摇欲坠的时候，你却大书特书爱情，使爱情恢复它应有的精神高度和文化高度并让它能‘可持续性发展’，我觉得你也是在作一种‘拨乱反正’的工作”。“我读了一些你的爱情诗，情感既细腻又有冲击力，时时感到你似乎在引诱我去谈情说爱。这对我有一大把年纪的人来说很危险。但如果我年轻，我想还是能够从你那里更深地领略到爱情的美妙。你的诗能把年轻人引入一片多年隔绝的爱情的天地，使年轻人更加珍惜自己的年轻，更深层次和更广地开掘年轻人的情感，从而使他们更好地体味人生热爱生活，我以为，这大概可说是你‘工作’的成绩吧。”鹏鸣诗歌毕竟是在引导人们探索深邃的精神世界，是高雅的艺术， “鹏鸣现像”也说明了人们对文学艺术的关注，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一种可喜的现像。

第二大成就是鹏鸣诗歌赢得了众多领导与专家的高度评价，这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老一辈国家领导人王首道说：“鹏鸣是一位忠诚人民的诗人，他的诗是讴歌时代的珍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曾说：“我为鹏鸣的高产感到震惊，更为他的勤感到震惊，我们要关心他、爱护他、让他再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匡扶教授曾说：“他是一位学者诗人，读的诗，让我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马家骏教授说：“读鹏鸣的诗，不由得使人想起俄罗斯伟大的天才诗人普希金。”

前不久在西安召开的“鹏鸣诗歌作品座谈会”上来自国内外的150多位专家、教授、学者、评论家全部与会。对鹏鸣从事文学创作30多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给予高度评价与充分肯定，回了鹏鸣在文学跋涉中的艰难历程，赞扬他为诗歌事业献身的奋斗精神。原中共中央副主席、中顾委常委李德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青海省委书记白恩培、陕西省省长程安东、福建省委副书记赵学敏、湖北省副省长韩忠学、中华新闻报总编辑汤李梁、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宁夏文联主席、作协主席张贤亮等诸多专家、领导分别写来了热情洋溢的祝贺信。中国作协副主席、陕西省作协主席陈忠实也从外地打来长途电话表示热烈祝贺。

这么多中央领导、部省级领导、多位文艺界领导、多位著名作家、著名文艺评论家能够给予高度评价，这绝对说明鹏鸣诗歌的创作成就是十分罕见的。因为这些人从政治智慧、文化水平、自身修养等各方面来说都是出类拔粹的，有十分高明的辩别能力和鉴定能力，他们绝不会分不清作品的优劣与作家的好坏而妄加评论。我听好多名家讲，他们的评价是非常正确的。

第三个成就是鹏鸣诗作本身艺术成就是非凡的。一方面数量极大，诗人从六岁开始写诗，至今写了二万五千首诗，出版了二万三千首，出了五十多本书，其中字数最少的书也有20多万字。六岁写诗写到35岁时已出个人诗集21本，小说散集3本，散文集3本、论文集4本、共计3 1本。1984年到1986年两年时间创作了800首诗。如此惊人的创作速度，如此惊人的创作数量，在古今中外诗坛上却是极为罕见的。

从另一方面讲，鹏鸣诗歌的质量也极高，在朦胧诗称帝多年后，鹏鸣诗歌的出现一扫诗坛的沉闷之气，为中国诗坛注入了新鲜的活力。他的诗歌发行量在目前全国诗人之中堪称其首，不但深受广大文艺爱好者的喜爱，在党与国家领导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中也流传甚广。这一现像在历代文坛上是绝无仅有的。鹏鸣的诗语言优美、通俗易懂，读起来使人感到深沉、真挚，充满着诗人对人生、对命运、对祖国的理性沉思及对自己荣辱的细细品味，因此，鹏鸣的诗深受广大读者欢迎是极为正常的。

一个诗人的成功取决于他个人的努力，但也存在社会、时代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就目前来看，起码有一点可以肯定：鹏鸣诗歌和鹏鸣现像必将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光辉灿烂的一页。

2000,8,28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