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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中的探寻(二)

luyued 发布于 2011-03-08 12:08   浏览 N 次  

3、行走文学的各种发展路向。
行走文学发展至今,已表现出了多种发展趋势与特点,通过对古今行走文学著作的分析,可大致归纳出行走文学的几种发展路向。
(1)“厌世却不弃世”的行走:代表为《徐霞客游记》;
徐霞客出身于江苏江阴一个破落了的“书香门第”,博闻强记,满腹经纶,但因明朝末年魏忠贤阉党专权,政治极端黑暗,因而弃绝功名,终身不仕。青年时代,作为旅行家和地理学家的徐霞客,搜奇访胜,游历了泰山、天台山、黄山等名山。五十岁后,他更壮心不已,决计远游,从实际考察中探求真正的地理知识。他放舟杭州,沿富春江下,陆行入江西游赣南,转湖南登衡山,绕湘南进广西,探访桂林阳朔等地的石灰岩地貌。1938年春,徐霞客经柳州北上进贵州,途经独山、都匀、麻江、贵定、惠水、龙里、贵阳、长顺、平坝、安顺、镇宁、关岭、晴隆、普安而抵盘县,开始了他对盘江源流的实地考察。正是在这一系列的行走中,成就了一部影响整个世界的伟大著作―――《徐霞客游记》,达到了“行走文学”的一个光辉顶点。游记中有对山水洞林的描摹,有对风土人情的记录,有对山川河流源委的精细考述。他文采高妙,美景奇观一到笔下,无不鲜活灵动,并回荡着逸心豪情。钱谦益称为“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12]
(2)“有目的”的行走:代表为《走遍夜郎故土》散文书系;
2002年,贵州省写作学会启动“520工程”,以歌颂多彩贵州为主题,用3年多的时间,走进20个县采风,为每个县出一本散文集。学会会员先后到习水、湄潭、遵义、风冈、余庆、镇远、平塘、普定、玉屏、天柱、福泉、思南、台江、赫章、独山、桐梓、龙里、贵定、普安等县(区)采风,700多人次,行程数千里,创作出版了20本散文,如:《名城遵义红花岗》及其续集、《苗疆古城镇远》、《奇秀平塘》、《李白夜郎桐梓》等。这些集子,收录了1600多篇文章,有600多万字,2000多幅图片,生动形象地表现了贵州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自然环境、民族、民风、民俗、民居、人物、古建筑、音乐、绘画、雕刻、舞蹈、戏剧、庙宇、古遗址、酒文化、茶文化、红军长征伟业、节日庆典、土特产、“三农”,乃至风味小吃等等一切,几乎包罗万象。
(3)“奢华”的行走:代表为《千禧之旅》;

由凤凰卫视巨额投资,余秋雨等游历了埃及、罗马、希腊等人类文明的发祥地,跨越世界古代四大文明、三大宗教发源地,浩浩荡荡一路下来,所到之处皆有地方官员迎送,最终出版了《千禧之旅》,但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奢华了。
(4)“悠闲”的行走:代表为《咖啡苦不苦》;
陈丹燕的出发没有任何目的,没有想过要使每一趟旅行都变成书,书在不经意中得来。她给人的感觉就是闲适与从容。路线全凭个人喜好,兴之所致,兴尽而归,是真正的、在最自由心态下的行走。在这种自由心情下的行走,给人带来的心理体验和心智成长是完全不一样的。而所有这些最后都会折射在她所写的书里。

(5)“底层”的行走:代表为《一路奔走》;

作者关山花了整整一年时间,自费在全国东奔西走,行程4000多公里,足迹遍及城市、乡村、港口、边境,跟各类人比如打工仔、导游、司机、坐台小姐等都打过交道,倾听他们的故事,然后忠实地记录下来。所以他这本书的副题是“倾听中国底层真实的声音”。这在“行走文学”中算是一个异类,因为出于自觉,所以显得更为可贵。
三、行走文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1、 行走文学存在的利与弊。
一种文学现象的产生与发展,总有其特定的利弊关系,行走文学发展至今,已饱受众多学者的争议,人们对此褒贬不一。
褒之者称,“行走文学”抛弃了过于书斋化和私人化的写作倾向,让文学走出萎顿无趣及孤芳自赏的状态,对作家们的创作观念是一个极大的触动。如《武汉晚报》副刊部袁毅在2000年《芳草》文学月刊与武汉市文艺理论研究所联合举办的关于当前行走文学的座谈会上提出:“‘行走文学’对时代有意义,因为众人对文学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们对边缘的东西更感兴趣。上一个世纪是虚构的世纪,现在这个世纪是纪实的世纪,21世纪则是散文和随笔的世纪。‘行走文学’走出了书斋,是从身体和心灵感受到思想再到创作,因此更有原创性。”;贬之者则认为其“急功近利”、“哗众取宠”,致使文学犹如脱缰之马四处“撒野”,没有实际意义,对其表示怀疑。如湖北少儿出版社徐鲁认为“从创作与生活的关系来看,文学无疑需要行走,但‘行走’未必都能产生文学,有的作家就是坐井观天,也能写出优秀的作品,博尔赫斯就是这种作家的典型代表。因此,我怀疑‘行走’是不是一条通向文学的必由之路。”;此外,著名学者、作家葛红兵也坚决不愿把自己的作品《葛红兵海外日记》归为“行走文学”之列,并且批判“行走文学”不过是个伪概念,他认为目前所谓的“行走文学”只有行走而没有文学。在他的眼中,“真正的‘行走文学’应该是忘记自己,潜入异国生活的深层的文学,是放弃本土视野真正理解异国生活和文化的文学。”
可见,自“行走文学”风潮流行以来,各种声音便不绝于耳。
从古至今,人们常喜欢引用这样一句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清代学者王夫之也曾说过:“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也就是说,感知生活,获取素材是写作的第一道门槛,作家,艺术家及一切文艺工作者,只有到火热的生活中去,到群众中去体验、观察、感受生活,创作的作品才能为群众欢迎,也才富有生命的活力。可见,“行走”是写作的前提,“行走”的重要性在这里不言而喻。而行走文学,就恰好顺应了这一点,行走与写作构成了完美的双向互动。作家们背起行囊,走出书斋,走进大自然,奔向所好奇、所要探究的地方,去捕捉最本质的东西,他们的行走不同于常人,这是一种精神的行走,这样的行走是一种思索、一种探寻、一种提问,背负着责任和使命,通过行走,进而谋求注入生命活力的精神潜能,让更多的人从精神层面认清生活的现状和生命的美丽,发现人见之未见的事物和哲理,放飞想象,积聚情感,捕捉素材,在行、读、体察的过程中,开掘出一泓清洌洌的文学之泉。因此,我们可以说,行走文学的存在是大有必要的。它的出现,给中国文学界带来了阵阵清风。
仔细说来,行走文学的作用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它适应了时代潮流。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读者更加关注的是本真的生存状态,也就是说更倾向于非虚构文本,读者需要的是作家在现实环境下激发出来的真性情。
其次,它重塑了文学的品格。它以形象和情感为特征,以各种形式肩负起了解读历史、文化、民族的责任。
再者,它给文学界带来了一种科学方法。通过实际的考察和走访,重新去发现各种文化背后的本质,为读者提供了具有亲历感、现场感的有用信息,利用多种形式、多种角度,向读者展示了各种文化、宗教、民俗等的无穷魅力。
而总结起来,这便是给文学找到了它的本真归属。文学的前提是什么,文学的任务是什么,文学的归属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想必行走文学都给我们提供了答案。
不过,任何一种事物都存在其缺陷与不足之处,行走文学也不例外。有些缺点,不仅引发了众人的巨大争议,有时甚至还阻碍了自身的发展。
从古至今,行走文学大都采用了“个人行走”的方式,也产生了不少优秀的作品。而由于社会的发展,由于各种媒介的介入,行走文学渐渐走入了一种“集体行走”的模式,本来这种“集体”的模式也无可厚非,集体出去走走,有时还可以相互交流交流,但通过某些人的策划失误,“集体行走”的模式衍生出了众多的弊病。这种由出版社或电视台出资的形式,出了钱便是东家,东家势必对作家们管头管脚,路线是确定的,内容、书名都事先拟定,作家不仅要给媒体提供使用的稿件若干,一两个月内还要炮制出几十万字的作品来,于是芝麻绿豆打个喷嚏都得一一记录,大段大段引用史料更是在所难免。更有甚者,写出的作品全是些吃喝拉撒,甚至还能让你知道什么地方交通怎么解决、旅游景点门票、宾馆价格又为多少,这样的文字,说是随感也可,游记也罢,但跟文学可没有多少关系,多是些散文式的旅游手册。这样“攒”出来的“作品”,何来的真性情?也难怪反对者对行走文学投以怀疑的目光。当前文坛产生的些许“行走文学”的确存在令人怀疑的地方。“行走”这一文学创作的基础方式丢了、淡化了,出版社的“集体行走”模式反成了行走文学重新兴起的催化剂。行走已不再是一种自觉的创作方式,行走文学进入了畸形状态。
笔者于2007年以观众身份参与了“中国·凯里首届原生态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节”,有“中国文化传播坐标人物”之称的余秋雨教授被官方邀请参加此次盛会,也特别开设了“原生态与余秋雨对话”活动。余秋雨是以“在行走中思考、在行走中写作”而著称的“大文化学者”与作家,而黔东南(凯里为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首府)曾被联合国世界文化保护基金会列为“世界十大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圈”和“世界十大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旅游圣地”之一,也以“原生态”特色而享誉中外。原本以为,黔东南会成为众作家的向往之地,可没想到,余秋雨教授会是以这样一种官方组织的形式而踏上这块神秘的土地。活动期间,余秋雨被安排考察走访了“文化孤岛”隆里、“千户苗寨”西江、“天下第一侗寨”肇兴以及芭莎苗寨等著名的旅游景点,所到之处,均有官员接送,人群相拥,走马观花似的走过一遍之后便匆忙赶赴下一站。文化节结束之后,余秋雨在其新浪博客上发表了《黔东南考察手记》,包括《也许是归程》、《以美丽回答一切》及《我本是树》等三篇文章,洋洋洒洒近两万字,引来了几十万人次的高点击率和众多人的评论。笔者也拜读了大师的美文,仍有行走作家的印记,仍有让人自责自问、于时光隧道中穿梭的感觉,也许,这为黔东南的宣传做出了一点贡献。但也不禁令我深思,倘若余先生是单独前往考察,默默去发现黔东南的美妙之处,细心去感受黔东南至今仍保存完好的原生态环境与生活,那他笔下的《黔东南考察手记》又会是怎样一种情境与高度呢?
可见,行走文学与其它事物一样,在发展的过程中,有其闪光之处,也难免存在瑕疵。它身上存在的利弊关系,既可能是自身的一种先天性缺失,也可能是由于操作者不当而造成的失误。
2、如何冲破文学的困境。
行走文学,已成为中国文学界一种新的现象与风潮,倘若能对这种文学作出科学理性的阐释,扬其利而避其弊,对于繁荣这一品种,发展中华文学,是有积极意义的。
行走文学发展至今,产生了不少优秀的作品,这是不假的事实,但如今的状况却不得不让人产生一些隐忧。
首先,这表现在理论建设方面。其自身理论建设,至今仍未得到质的跨越。自身理论的缺失,导致行走文学缺乏一个统一的纲领指引,从而走入了无序的状态。行走文学,至今为止,我们仍只能称其为一种文学现象,它能否成为一种文学样式,其定义、特征、走向、要素等究竟是什么?“行走”与“文学”是怎样结合在一起的?是“行走”催生了“文学”,还是“文学”萌动了“行走”?“行走”究竟是一种状态,还是作为一种内容?在与“文学”联姻的时候又将对“文学”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目前均未能形成定论。
其次,由于部分人的操作失当,导致行走文学出现了畸形发展状态。
出版界为了商业利益,打着“行走文学”的幌子大行其道,大肆招摇,作家们也趁此大肆作秀。“行走文学”在操作中逐渐显露出两个矛盾,即作家写作的积淀和出版社所要求的时间之间的矛盾,写作的个人性与“行走文学”的集体性之间的矛盾。
因此,行走文学欲走出一片天地的话,先解决理论建设问题至关重要。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其理论建设若是一片空白,行走文学注定不能走远。而接下来该做的,便是改变观念,走出误区,力争化解目前“行走文学”在操作中显露出的两个矛盾。
作家林白曾说过:“我始终觉得日常生活对人的消磨很要命,通过出去行走,超越了日常生活。但我不是为了写作行走,而是想获得在路上的状态和感觉。写作是第二位的。当一个人背着行李爬上峨眉山时,获得的就是一种极端体验。真正作品是在三五年之后,如果马上写是一种东西,过几年写,是另一种定西。我希望能给我三到五年的时间,写作是需要积淀的过程,马上就写是报告文学的做法,对我并不适合。我始终认为写作是个人的事情,不是统一的集体行动、团体行动。”林白的意见应该值得我们深思。出版社也好,还是作家也好,不能仅仅着眼于眼前的利益,更应该着眼于未来。作家应该从更深的社会层面去挖掘由“行走”所带来的关于社会、风俗、人情的理解。而不是急于编造出一些“文学垃圾”来充斥出版市场。正如台湾作家龙应台所说:所谓文学就是“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文学需要行走,但这种文学的行走,绝不是一般的旅游玩乐,它是身心的投入,是对内在激情的唤起,是为激情和生命而行动起来的姿态。我们对文学这个发自心灵的艺术形式,应该抱以更高的期许。
此外,我们还应该让文学回到它原本的归属,抛弃作秀的成分,回到个人式或本真式的探索状态。作者要在自己的心路历程上留下屐痕,在笔管里注入自己对山水和万物的激情和人文关怀。同时,在出发之前,我们也最好先问问自己,究竟是为写作而行走,还是为行走而写作。
总之,行走文学应该从内涵上突破,文学有其商业的一面,但不应该因为商业成分而损害文学的本真状态。只有从内涵上突破了,行走文学才会一路走好,才会越走越光明!

【注释】
[1] 李舫.文学,还有“黄金时代”吗?[N].人民日报,2007-8-24,(5).
[2] 李敬泽.“行走文学”:媒体叙事考察[J].南方文坛,2001年第1期.
[3] 李敬泽.“行走文学”:媒体叙事考察[J].南方文坛,2001年第1期.
[4] 李俊.谈谈行走写作[N].贵州日报,2006-9-8,(9).
[5] 班固.《汉书》卷二十[M].北京:中华书局,1962.1123.
[6] 李俊.谈谈行走写作[N].贵州日报,2006-9-8,(9).
[7] 袁行霈.古代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222.
[8] 曹惠民.台港澳文学教程[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0.258.
[9] 李俊.谈谈行走写作[N].贵州日报,2006-9-8,(9).
[10] 谭飞.邓贤批余秋雨[N].成都商报,2007-7-28,(6)
[11] 徐颖.旅欧作家陈丹燕:别把我归入行走文学[N].解放日报,2001-3-12.
[12] 钱谦益.嘱徐仲昭刻游记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1186.

【参考文献】

[1] 袁行霈.古代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 余秋雨,胡馨云.文化思想家[J].出版情报,1989(4).

[3] 赵荣.徐霞客盘江溯源[J].兴义文艺,1978(1).

[4] 黄锦珠.从文化苦旅到山居笔记---兼论余秋雨散文的关怀主题[J].中正大

学中文学术年刊,1989(8).

[5] 张堂锜.跨越边界---现代散文的裂变与演化[J].文讯月刊,1988(9).

[6] 曹惠民.台港澳文学教程[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0.

[7] 续鸿明.“行走文学”将再结硕果[N].中国文化报,2000-9-5-6.

[8] 林彦彬.文化苦旅的漂泊意识---赏读文化苦旅[J].翠岗学报,1988(6).

[9] 舒晋瑜.行走文学:究竟能走多远?[N].中华读书报,2005-11-3-3.

[10] 争春.精神与局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两极透析[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

社,2002.

[11] 余秋雨.文化苦旅[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1.

[12] 余秋雨.千年一叹[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

[13] 余秋雨.千禧之旅—从奥林匹克到万里长城[M].北京:现代出版社,2000.

[14] 李俊.谈谈行走写作[N].贵州日报,2006-9-8-9.

[15] 李舫.文学,还有“黄金时代”吗?[N].人民日报,2007-8-24-5.

[16] 李敬泽.“行走文学”:媒体叙事考察[J].南方文坛,2001(1).

[17] 邓子.用脚在大地上行走[N].江南时报,2003-1-21-9.

[18] 王尧.美文的闲话与独语---关于现代散文话语的一种研究[J].中国现代

文学理论,1987(9).

[19] 徐颖.旅欧作家陈丹燕:别把我归入行走文学[N].解放日报,2001-3-12-6.

[20] 俞吾金.“行走”还是“回避”?[N].文汇报,200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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