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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高考语文试题诗歌鉴赏专题解析(六)

luyued 发布于 2011-01-05 05:05   浏览 N 次  
山东卷
14.阅读下面这首古诗,回答问题。(8分)

咏怀八十二首(其七十九) 阮籍

林中有奇鸟。自言是凤凰。清朝饮醴泉。日夕栖山冈。高鸣彻九州。延颈望八荒。

适逢商风①起。羽翼自摧藏。一去昆仑西。何时复回翔。但恨②处非位。怆恨使心伤。

[
]①商风:秋风。②怆恨(liàng):悲伤。

1)诗中“清朝饮醴泉,日夕栖山冈。高鸣彻九州。延颈望八荒”四句体现了“凤凰”怎样的品性?(3分)

2)这首诗整体上运用了什么表现手法,表达了怎样的感情?请作简要分析。(5分)

【要点提示】

1)提示:品行高洁,志向远大,才能出众。(2)提示:托物言志、象征。怀才不遇的悲伤。

【译文】

据说在山间树林中有奇异的鸟,自己说是“凤凰”。

清晨醒来喝的是泉涌出来的甜的水酒,早晚栖息在山冈树林间。

它一声高吭的鸣啼可以响彻整个大陆九州,它伸长了颈子可以望穿八荒那最僻远的地方。

此时正适逢商朝靡滥的世风下,它把自己的羽翼破坏藏拙起来。

就往昆仑山的西侧飞去,要到何时才会复归回还啊!

只恨处于不对的职位,那种凄凉悲伤真的使我伤心难过啊。
[2]
作品简析

曾国藩解曰:凤凰,本阮公自况。沈德潜曰:凤凰本以鸣国家之盛,今九州八荒无可展翅,而远之昆仑之西,于洁身之道得矣,其如处非其位何。所以怅然心伤也。二人之解都可通。但尚有他解。

这首诗很可能是为嵇康的悼诗或者悼其下狱。首先,“林中有奇鸟,自言是凤凰。清朝饮醴泉,日夕栖山岗。高鸣彻九州,延颈望八荒”这与阮籍其他咏怀诗的起调大不一样。所谓“感于哀情,缘事而发”,“师心以遣论”。这诗的起因应该不是自伤身世,苦无洁身之道那般简单。且阮籍在咏怀诗中最常用孤鸿,孤雁自喻,桃李尚惧成蹊,自己不会自言凤凰。其次,嗣宗写诗语气。“林中有奇鸟,自言是凤凰。”显得既爱其才,又几分笑弄,更多无奈。况除却阮嵇当时没人能当凤凰之喻。“清朝饮醴泉,日夕栖山岗。高鸣彻九州,延颈望八荒。”短短二十字写的正是“性烈而才隽” “高情远志,率然玄远” 的嵇康。

阮籍卒于公元263年(景元四年)冬,与嵇康被刑在同一年。嵇康的下狱应该对嗣宗触动很大。当时阮籍为司马炎写了劝进表,他希望嵇康能了解他的酒狂之意。

【延伸阅读】

【作者简介】阮籍(210-263)三国魏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尉氏县)人,是建安七子之一阮
的儿子。曾为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为人志气宏放,博览群书,尤好老子和庄子的哲学。爱饮酒,能长啸,善弹琴。文学艺术才能超群。与嵇康齐名,为“竹林七贤”之一。蔑视礼教,政治上则采谨慎避祸的态度,与司马氏多所
牾。阮籍的诗歌代表了他的主要文学成就,诗多五言,对当时黑暗现实多所讥刺,辞语隐约,主要是五言《咏怀诗》82首。原有集13卷,已佚。明代曾出现多种辑本,张溥辑有《阮步兵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作品今存赋6篇、散文较完整的9篇、诗90余首
飞鸟意象与阮籍的多重人格

摘要:阮籍的《咏怀诗》历来被誉为“旷代绝作”,同时也是绝对的难解之作,“百代之下,难以情测”。而飞鸟则是《咏怀诗》中最重要的诗歌意象,它们是阮籍主体人格的诗性外化,各种飞鸟意象体现着阮籍隐晦难测的内心世界。

关键词:阮籍 咏怀诗 飞鸟意象 人格

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直接用飞鸟意象者29首,间接用者13首,总计42首。这些飞鸟意象的渊源,可追溯至《国风》、《离骚》、《庄子》、《山海经》。《国风》中的自然物象,多用以起兴;《离骚》的美人香草、俊鸟恶禽,多具象征意味,或以之刺激奸邪,或以之寓己高洁之志;《庄子》中的飞鸟意象,则多寓示不同的精神境界。而阮籍《咏怀诗》中的飞鸟意象,则三种意义皆有:他时而以俊鸟如凤凰、玄鹤寓其高洁之志和现实追求;时而以高鸟如鸿鹄、海鸟寄其逍遥之梦;时而借孤鸟寒鸟起兴,写其孤苦之思。各种不同的飞鸟意象,折射出阮籍不同的心理侧面,最终建构了阮籍复杂、矛盾的多重人格。《咏怀诗》第一首云:“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徘徊”二字,既为八十二首《咏怀诗》奠定了基调,也反映了阮籍和其他竹林名士共同的人格特点。

一 凤凰折翼——儒家济世理想的破灭

随着东汉王朝的分崩离析,儒学大一统的地位不复存在。由是,魏晋时期,儒道废弛,玄学兴盛。阮籍的好友嵇康“非
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2]1369,阮籍自己,也对现实中所谓的正人君子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其《大人先生传》云:且汝独不见乎虱之处乎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裆,自以为得绳墨也。饥则啮人,自以为无穷食也。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死于中而不能出。君子之处区内。何异夫虱之处中乎?[1]
《咏怀诗》六十七首云:

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梁。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

诗与文相互补充,辛辣地讽刺了世之所谓君子拘礼法、盛容装、装模作样的可怜与可恶。然而,在讽刺伪君子的同时,自己却是真正的君子;在蔑视礼教的同时,又笃信礼教。《晋书》云:

子浑,字长成。有父风。少慕通达,不饰小节,籍谓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复尔。”
[2]1362
对儿子的教导与期望反映出阮籍对儒家思想的真实态度。他之所以反对礼教,是因为当时的礼教只剩下了虚伪的外在形式。在反对虚伪礼教的同时,他内心却笃守儒家的精神信念。正如鲁迅所说:“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
[3]194
阮籍“本有济世志”[2]1360,意图建功立业,留名于后世,《咏怀诗》三十八、三十九云:

炎光延万里,洪川荡湍濑。弯弓挂扶桑,长剑倚天外。泰山成砥砺,黄河为裳带。视彼庄周子,荣枯何足赖?捐身弃中野,鸟鸢作患害。岂若雄杰士,功名从此大!

壮士何
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挟鸟号,明甲有精光。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岂为全躯士,效命争战场。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
“泰山成砥砺,黄河为裳带”,“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有这样的气慨与志向,阮籍又怎会是真正能遗落世事之人呢?所以方东树评三十八首云:“此以高明远大自许,狭小河岳。言己本欲建功业,非无意于世者。今之所以望首阳、登太华,愿从仙人、渔父以避世患者,不得已耳,岂庄生枯槁比哉?”[4] 可见,阮籍虽有放诞之名,内心深处却深受儒家精神的影响,并非真正无意于世者。

阮籍深得司马昭赏识,作官本应该是不太难的。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能否作官,而在于作官之后能否施展自己的才华与抱负。而当时,“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2]1360,连生命都“朝夕有不虞”,更遑论施展自己的抱负了,正是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一点,才致使阮籍有凤凰折翼浩叹,《咏怀诗》七十九云:

林中有奇鸟,自言是凤凰。清朝饮醴泉,日夕栖山冈,高鸣
九州,延胫望八荒。适逢商风起,羽翼自摧藏。一去昆仑西,何时复回翔!但恨处非位,怆恨使心伤。
凤凰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灵鸟,治世则现,乱世则隐。阮籍以之自比,寄托其“高鸣
九州”、“志欲威八荒”的济世理想,怎奈“适逢商风起”,羽翼摧藏,所处非位,现实之梦破灭,所剩下的,唯有心伤而已。
陈祚明曰:“可知远引之怀,特为处非其位,度无所济,惟有洁身。”沈德潜曰:“凤凰本以鸣家国之盛,今九州、八荒无可展翅;而远之昆仑之西,于洁身之道得矣,其如处非位何!所以怆然心伤也!”[5]于“处非位”一句之解释,陈沈二人之观点似乎全然相反,实则可兼通而并存。今人李建中云,诗中凤凰有双重意指,“饮醴泉”、“栖山冈”的凤凰,是高蹈者的形象,寄托着诗人避世而远遁的栖逸之想;而“凤凰本可以鸣家国之盛”,虽远去昆仑之西,却时时想着“复回翔”。因此,作为栖逸之象征的凤凰,因“恨处非位”而远遁昆仑之西;而念念不忘“鸣家国之盛”的凤凰,因远在昆仑之西而“恨处非位”。无论是遭遇哪一种意义上的“处非位”,其“怆恨使心伤”的结果都是相同的。
[6]204
二 鸿鹄高飞——道家逍遥理想的虚幻

阮籍“尝于苏门山遇孙登,与商略终古及栖神导气之术,登皆不应,籍因长啸而退。至半岭,闻有声若鸾凤之音响,乎岩谷,乃登之啸也。遂归著《大人先生传》。”[2]1362阮籍在文中所塑造的大人先生形象,是其道家理想人格的外化:

“夫大人者,乃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天地制域于内,而浮明开达于外,天地之永固,非世俗之所及也。”

“今吾乃飘遥于天地之外,与造化为友,朝食汤谷,夕饮西海,将变化迁易,与道周始,此之与万物岂不厚哉?”

“必超世而绝群,遗俗而独往,登乎太始之前,览乎氵勿 漠之初,虑周流于无外,志浩荡而自舒,飘遥于四运,翻翱翔乎八隅。”

“逍遥浮世,与道俱成”是阮籍理想的人格境界。这是一种个体生命与自然本体之“道”融合无间的境界,是主体人格能得到充分张扬的境界。自由境界是人类的终极追求,于阮籍而言,这种终极追求因其济世理想的破灭而显得分外强烈。因而,《咏怀诗》中,他多次运用黄鹄、海鸟、高鸟、鸣鹤等飞鸟意象来表现对逍遥境界的追求,如四十三:

鸿鹄相随飞,飞飞适荒裔。双翮凌长风,须臾万里逝。朝餐琅
\宝,夕宿丹山际。抗身青云中,网罗孰能制?岂与乡曲士,携手共言誓!
此诗借鸿鹄高飞,表明自己“远游”遗世之念。济世理想既已破灭,茫茫尘世已没有他留恋的东西,所以,他希望冲破世俗的束缚,抗身青云之中,在荒裔之境,自由翱翔。由是,“荒裔”之境成了他心灵休憩的伊甸园,成了他心灵最后的归宿。在此荒裔之境中,他不但可以飘遥于四运、翱翔乎八方。而且,还可以忘却现实世界的打击,得到心灵的绝对自由。

好像是为了让别人相信他的逍遥与旷达,又好象是要说服自己真的已经遗落世事,所以,阮籍在《咏怀诗》中多次重复着同一个意思:“时路乌足争,太极可翱翔”(二十五)、“谁言万事艰,逍遥可终身”(三十六)、“非子为我御,逍遥游荒裔”(五十八)等。通易者口不谈易,能逍遥者不必说逍遥,阮籍对逍遥之境的不断重复,正是由于他对逍遥之境的怀疑,正如鲁迅所说:“他诗里也说神仙,但他其实是不相信的。”
[3]196
因此,为排遣济世理想破灭的痛苦,阮籍才努力使自己显得达观,以神仙的逍遥境界来安慰自己,但其内心深处又无比清醒地意识到,“逍遥终身”的理想不过是镜花水月。所以,在其《咏怀诗》中,我们能看到阮籍对神仙逍遥的真实态度: “采药无旋归,神仙志不符。逼此良可惑,令我久踌躇”(四十一);“崇山有鸣鹤,岂可相追寻”(四十七);“黄鹄呼子安,千秋未可期”(五十五)。

可见,“逍遥浮世,与道俱成”的神仙境界对阮籍而言,只是一个虚幻的梦,因为他并不能真正遗落世事,更不可能达到真正的逍遥境界。

三 孤鸟独飞——阮籍的孤独人格

济世理想已经破灭,逍遥也成了虚幻之梦,阮籍因而限入了“失路”之悲,他独坐空堂,或许想起了少年时的凌云之志,想起了逝去的朋友,想起了兵家死去的女儿……但满腔繁辞,却无从倾诉。《咏怀诗》十七云:

独坐空堂上,谁可与亲者?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

何焯曰:“天地愈旷,而我心愈悲,穷途之哭、广武之叹,都是此意。”陈沆曰:“悼国无人也。‘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途穷能无恸乎?”吴淇曰:“‘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独坐空堂上’无人焉;‘出门临永路’ 无人焉;‘登高望九州’无人焉;所见惟鸟飞兽下耳;其写无人处可谓尽情。”又曰:“……鸟本上,故曰西北。兽本下,故曰东南,东、南、西、北,处处皆然,竟何逃于天地之间哉!其写乱之意,至矣至矣。”
[7]276
三家注释,都抓住全诗主旨—— “无人”。诚如吴淇所言,此诗写无人处,可谓尽情。唐人陈子昂《登幽州台歌》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其感慨之深,大抵可算是阮籍的知音。

显然,九州无人只是虚写。天地之间,并非真的一人也无。阮籍之所以发出无人之叹,不过是觉得自己与周围的人与社会格格不入。阮籍气慨高迈,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连汉高祖、西楚霸王这样的历史人物,他也不以为然。而现实之中,“随波纷纶客,泛泛若浮凫。”(四十一)有的只是虚伪的君子:“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六十七);有的只是随波逐流的轻薄之辈:“轻薄闲游子,俯仰乍浮沉”(其十);有的只是贵财贱义的小人:“婉娈佞邪子,随利来相欺”(五十六);有的只是谄上媚下的名利之客:“如何当路子,磐折忘所归”(其八)、“悦怿若九春,磬折似秋霜”(十二)……他想在“小人计其功而通,君子道其常而塞”的乱世之际,坚持自己的理想与追求,注定“羁旅无俦匹,俯仰怀哀伤。”只能独自徘徊于空堂之上,咀嚼自己的孤独。

阮籍之所以孤独,不仅因为自己与周围的社会格格不入,还因为他对自身命运的无法把握。他虽然身处上流社会,并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特别眷顾,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有足够的安全感,对生命与命运的嗟叹一直是其《咏怀诗》的主题之一。如“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其三)、“人生若朝露,天道竟悠悠”(三十二)、“晷度有昭回,哀哉人命微。飘若风尘逝,忽若庆云
”(四十)、“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四十一)等。
此前的《古诗十九首》也多有对生命苦短、人生无常的嗟叹,但因《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大都是中下层失意文人,所以,他们的生命悲歌多源于其自身命运多舛的具体经验。而阮籍对生命的嗟叹却不仅与具体的生活经验有关,而且还具有了更普遍、深广的超验色彩,标志着主体生命意识的觉醒。

究其根源,阮籍和其他魏晋名士对生命苦短的感叹与玄学思想有限与无限的对立有关。张湛注《列子
o杨朱篇》题曰:“夫生者,一气之暂聚,一物之暂灵。暂聚者终散,暂灵者归虚。”[8]魏晋玄学有“有无之辩”,将玄学本体论之有无观落到生命意识上,则为有限与无限。个体的生命现象,所谓“暂聚”、“暂灵”,是有,是有限;而人生死的归宿,所谓“终散”,所谓“归虚”,是无,是无限。人之由生至死,可视为有限归于无限。个体生命的诞生有着某种偶然性,而生命的殒灭,则是不可抗拒的必然。宇宙是无限的,宇宙的时空是无限的,而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个体的生存空间是有限的。宇宙时空的无限凸现出人生年命与境地的有限,“魏晋人如无根的蓬草,在茫茫宇宙在无限时空中漂泊”。[6]162个体生命的有限与宇宙时空的无限两相对立,让人产生无限的孤独与失落,所谓“天地愈旷,而我心愈悲。”
因为厌恶俗人,感到与世俗之士格格不入,所以狂放不羁,以一种夸张反常的任达来排遣自己对俗世的愤懑之情;因为生命不可恃,却想苟全性命于乱世,所以谨小慎微,以一种过分的小心来与世周旋,似乎生命历程中的每一步都如履薄冰。

《世说新语
o德行》云“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9]但在至慎的同时,却对礼法之士毫不留情地作青白眼,面对司马昭的求婚,敢于连醉六十日,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其外在行为方式至慎与至狂的矛盾,反映出其内心的冲突与矛盾。一方面,想在乱世中保全自我,所以至慎;一方面,却又无法忍受世俗之士的虚伪与卑下,所以至狂。无论是至慎,还是至狂,最终都不可避免地限入孤独。“他们的至狂,张于外而落落寡合,是人群中的孤独,是外向的孤独,是高处不胜寒的孤独;他们的至慎,退于内而封闭自我,是沙洲上的孤独,是内向的孤独,是深处亦不胜寒的孤独。”[6]247
无论是独坐空堂之上,还是出门登高弥望,无论是向内,或是向外,阮籍的孤独都无法选择、无法避免。在无边无际的孤独中,阮籍《咏怀诗》中“日暮思亲友”的情绪,已不仅仅是人间无友、羁旅无俦的感叹。恸哭之后,其孤独之思已超越尘世,进入了那只属于个体的、具有先验性的“孤独”。

四 宁与雀翔——阮籍内心的矛盾

《晋书》云:“籍容貌环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2]1359在其诗文中,阮籍给我们的印象,也是超尘绝俗的名士。如“岂与鹑
游,连翩戏中庭”(二十一)、“鸠飞桑榆,海鸟运天地”(四十六)、“高鸟翔山冈,燕雀栖下林”(四十七)、“鸣鸠嬉庭树,焦明游浮云”(四十八)等,均以两种不同的飞鸟意象作对比,表明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与生存方式。
他理想的人格追求是“焦明游浮云”、“海鸟运天地”的逍遥游,然而,由于“与道周始”的逍遥游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梦想,所以在其《咏怀诗》中,我们明显能体会到阮籍内心的矛盾与困惑:

灼灼西颓日,余光照我衣。回风吹四壁,寒鸟相因依。周周尚衔羽,蛩蛩亦念饥。如何当路子,磬折忘所归。岂为夸与名,憔悴使人悲。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黄鹄游四海,中路将安归?(其八)

陈祚明说:“西日之颓,言魏将亡而余恩不泯也。回风之吹,言运虽衰而恩恋情长也。君臣之分,缠绵不解,情同比翼,忧乐共之。而当路者磬折权臣,都忘旧主,此是何心!我所立异于众,非以要名,特睹故君之憔悴,未免心悲,故宁甘燕雀之卑栖,不随时黄鹄之肆志也。”
[7]237
阮籍的《咏怀诗》虽不只具有讽寓现实的功能,但以现实来阐释也同样有力。所以,陈氏以西日之颓喻魏之将亡,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至于他为何“宁甘与燕雀之卑栖,不随黄鹄之肆志”,却不一定是念魏之余恩而不愿追随司马氏集团。阮籍对司马氏集团固然没有多少真实感情,但对曹氏集团恐怕也没有什么真正的依恋。

沈约云:“若斯人者,不念己之短翮,不随燕雀为侣而欲与黄鸿比游;黄鸿一举冲天,翱翔四海,短翮追之而不逮,将安归乎?为其计者,宜与燕雀随翔,不宜与黄鹄齐举。”[7]238沈约的观点不拘于史实,或许更接近阮籍的本意。与黄鹄齐飞是阮籍的理想人格,而他之所以不能实现与黄鹄齐飞的逍遥梦想,是因为有感于自己“短翮追之而不逮”。短翮象征着阮籍有感于乱世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与抱负。所以,虽有鸿鹄之志,也不能作出鸿鹄之举。因为鸿鹄之志难以实现,所以才会有“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的愤激想法。

不过,虽然是愤激的想法,但毕竟也是真实心态的写照。在那个混乱的时代里,每个知识分子都面临着安身立命的问题。当儒家济世理想和道家逍遥梦想均告破灭后,阮籍内心的痛苦是不言而喻,所以才会有“穷途之哭”。在这种情况之下,放弃自己的追求、志趣,与世同流合污的想法难保没有在他脑海中出现过,这首诗大概就是这种心态的反映。

“黄鹄游四海,中路将安归?”阮籍似乎在为自己 “与雀随翔”找一个更充足的理由。他似乎在庆幸:幸好自己选择与燕雀同游而不是与黄鹄齐飞。否则,黄鹄一举冲天,横及四海。而以自己的短翮,中途追之不逮,又将归于何方呢?无处可归、无路可走,那是彻底的绝望与虚无,而与燕雀随翔,虽然违背自己本来的追求,但毕竟还是一种生存的方式。《咏怀诗》四十六云:

鸠飞桑榆,海鸟运天地。岂不识宏大,羽翼不相宜。招摇安可翔,不若栖树枝。下集蓬艾间,上游园圃篱。但尔亦自足,用子为追随。
这首诗可说是对“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的一种注释。阮籍再次力图为自己找一个合理的理由,让自己相信,与燕雀随翔是自己正确的选择:并非自己没有鸿鹄之志,而是“羽翼不相宜”,自己也无可奈何。对
鸠而言,集蓬艾、游圃篱,也可自足了。
一面是想随波逐流,与燕雀随翔,安于现状;另一面却与燕雀鹑
之流坚决决裂,没有丝毫回旋的余地。《咏怀诗》二十一云:
于心怀寸阴,羲和将欲倾。挥袂抚长剑,仰观浮云征。云间有玄鹤,抗志发哀声。一飞冲青天,旷世不再鸣,岂与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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