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观约取 出入魏晋

——张德林的书法之路

文/马 啸

在中国国家画院沈鹏工作室2008课题班的40余位成员中，张德林是十分显眼的一位。尽管他个子不高，也不好张扬，但在多数场合，总是会引起别人的关注。

这种关注度的赢得，自然不是靠作秀或矫情（此种情形在如今艺术界比比皆是），他靠的是一手不俗的从魏晋、唐宋大师那里继承来的书法和开朗、乐观、真率的性格，加之他那十分男性的浑厚、靓丽的嗓音和长发飘逸的造型，几乎随处都能制造一种活泼的气氛。

如今的张德林，仅从他的外表，许多人都可轻而易举地判断出他是做艺术的。但真实的张德林，远远比一个外形上的“艺术家”来得丰富甚至复杂。

作为上世纪60年代初生人，张德林有着非同寻常的人生经历：生于安徽来安乡村，务过农，做过工、经过商，办过厂。进到2006年，他忽然调整自己生活的方向，告别先前的这一切，潜心投入于艺术。一年后他负笈来到京城，拜名师，交道友，在学习书艺的同时，感受这个全国政治、经济、文化最集中之地的气氛与动向，并且过起了一种纯粹而简单的艺术家生活。

在全国书法界，张德林的名声虽崛起于近年，但他习书历史之长却是多数同龄人所没有的。

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张德林便酷爱上了书法。经过近20年的操练，90年代初，他的努力换得了中国书协的一纸会员证书。尽管，这样的成效，在如今许多靠“速成”起家的同道那里算不得什么，但张德林正是凭着这样的“慢功”，为自己日后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他的艺术空间日益广阔并丰富多样。

从事书法实践30余年，张德林感到，收获最大的还是最近这些年，特别是3年前来到京城，先后进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张荣庆书法艺术工作室、中国国家画院沈鹏工作室，拜师于当代两位德高望重的名师，从他们那里聆听诸多教诲，结合平时自己所知所感，心中豁然开朗，技与道均大进一步。

进入21世纪，中国的文化、思想界开始了某种反思与调整，先前风风火火的创新与创造，几乎一夜之间被一种“回归”甚至“复古”潮流所取代。在书法界更是出现了“人人争说魏晋，笔笔效法二王”的局面，所谓的“新帖学”成了新的“流行书风”。

从诸多方面看，张德林近年成就的取得也得益于当下书坛的“回归”思潮与书风。在这股大潮中，他与如今的许多实践者一样，浸淫于以二王法帖为代表的魏晋书风中，心摹手追，朝夕用功，直至废寝忘食。数年间不间断的辛勤“劳作”，使张德林功力大长，笔墨趋于精致。

崇尚“帖学”，是张德林书法的一个总体特征。如果往前推15年、20年或更长的时间，这种特征或许可以被人看成是一种个性，因为那时是“碑学”的天下，无论书家还是画家，也不论南方人还是北方客、新手或老者，他们偏好的大多是阳刚、拙朴的碑版体，即使是以效法帖系为主的书家，在挥毫时还是要融入些碑或金石的笔意（浙江美院的三位巨匠潘天寿、沙孟海、陆维钊是最好的例证）。这种“尚碑”的传统来源于清代中叶“朴学”的盛行。发现“碑”之美，以“碑”之雄强弥补“帖”之萎靡，成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以来两个多世纪间中国书法家对于艺术史的最大贡献。“尚碑”的惯性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叶。我没有见过张德林先前书法的样式，但若没有眼下这股轰轰烈烈的所谓“新帖学”潮流，他的笔底的行书或草书多半会是质朴（甚至是拙朴）的碑意而不是雅致的帖味。因为，（据我观察）他的精神或性情里头，更多的是那种激越与豪情，就像他聚会上每每会秀出的诗朗诵，慷慨激昂，豪情满怀。当然，果真若此，张德林可能会生出另一种缺憾——笔下的线条下的精良与细腻比今天少许多。

艺术史，某种意义上是一部精神的时尚的历史。所以，我们无法假设更不能强求。既然张德林与当下的许多人已经顺着时代的脉络走到了这一点，我们便只有站在一个中性的立场（起码笔者希望如此）来窥探他和他的创作。

数十年的刻苦训练，使得张德林获得了一种超越常人的才能：真、行、草、隶、篆诸体皆擅，且大多达到相当的水准。

“余学书三十余载，虽五体皆涉，然于草书尤其大草为最爱。凡历代草书名迹，尽习之。惟于张旭、怀素、黄庭坚诸帖用功最勤。法张旭以得其坚实、朴素、倔强之美；临怀素以得其圆劲、从容、飘逸、迅疾之美；习山谷以得其空灵、婀娜、屈曲、遒劲之美也。”（张德林《拟山谷大草跋》）此番表述，让我们看到，尽管张德林将晋人之法帖视为最高典范而潜心效法，但也决不排除对书法史上其他杰作、名迹的借鉴与学习。正因为如此，他的书法，除了我们异常熟悉的晋人面目外，还有汉人、唐人、宋人、甚至明人的笔意或造型。前者显现于他的行书和行草书，后者显现于隶书、楷书与草书。

行书、草书（包括行草），大约是张德林自己最得意的两种书体。推测原因，似乎也极简单：在行书中，他将自己对毛笔的控制力发挥到了一个极佳的状态，即所谓得心应手。于是，魏晋人特有的隽永、闲适、幽雅与从容，便从他的每根线条、每个字里行间弥散出来。尽管其自谓“不斤斤于小处，而务求能与二王神会”（张德林《拟二王手札跋》），但对于技的注重是他获得这一切的首要条件。

草书是张德林书写时最过瘾的书体，那些奔放的线条、自由的组合、参差错落的结构、张驰有度的节奏，分明是他自己生命的写照。在这里，张德林充分施展他转益多师、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的能力。他将东晋二王父子，唐代孙过庭、张旭、怀素，宋代黄庭坚，明代祝允明、徐渭的草书或笔法或结体或章法有选择地加以融合，从而形成了两三种外表具有明显差异的草书样式，或偏向于晋人，或偏向于唐人，或是黄庭坚、祝允明或徐渭的结合体，以不同的技术手段营造的不同书法样式、产生不同的艺术氛围，以表达不同的心境与情绪。而其中，张德林最为得意的，是那类线条连绵缠绕、结字错落迭宕、章法行列穿插，洋洋洒洒的“满构图”式大草。这种草书，看去颇有几分惊心动魄。此大约也是张德林性情与状态最好的表达式。

除了典雅、潇洒、酣畅，张德林还有静穆、朴质与内敛。这便是他的隶书和楷书。

习隶，自然要以汉隶为宗，其平稳、坚实、沉着、开阔、朴茂是每一位后来者都应效法的。张德林深谙于此，故其笔下之隶书走平实、工稳一路，不求华丽、奇巧。然而，博观约取、兼容并蓄是他的一个长项。正因如此，他笔下的隶书，不会简单地停留在古人的样式上，而是以汉代人的创造为基点，将之前（秦或先秦）和之后（魏晋）的书法样式（如小篆、大篆、行书、楷书以及处于隶与篆、隶与楷之间的过渡性书体）中的某种用笔或结字元素巧妙地融入其中，从而构成了自己的个性面目，寓变化于平实、寓灵动于静穆。不同凡响，令人回味。

楷书，张德林主要取法于唐代颜真卿。按理，颜楷是一个过于世俗化的书体，一位希望有些作为的艺术家会对其心生恐惧，汲取其营养或借取作品中的某些元素尚可，但将其作为主要取法对象无异于自投罗网。但张德林竟然成功了，而且几乎是轻易而举！如果没有留意过他的楷书，可能会以为他会将颜家的“庙堂”改造、修饰得面目全非。事实是，他既保存了颜楷的纯正、开阔、厚重，又显现出他自己。张德林如何做到这一点？答案似乎简单得让人出乎意料：让本来肃穆严峻、神圣不可犯的“颜尚书”放松下来，让它拥有更多的空白、更多的俯仰与错落、更多的虚实对比，于是原本正襟危坐的颜楷有了更多的活泼气氛。这份活泼，自然不是来自颜真卿本人，而是张德林精神与性情的自然而巧妙的流露。

“余近来尤喜赵孟頫书，其《寄民瞻十札》更是临之不愿释手。历来论其书者，众说不一，有谓其书具媚俗相也，持是论者，殊非深识书也。余以为，赵孟頫乃承传二王最杰出者也，其书中和之美，致其极也。今拟是通寄民瞻十札帖，虽用极生之皮纸，然余因临是帖久矣，有甚深之领悟，故写来畅意自如，似与老赵对话交流也，真乃纸不碍笔，笔不碍手，手遂心也。”（张德林《临赵孟頫手札跋》）

生命是一个过程，时而激荡，时而沉静。并且，对于多数人来讲，随着年岁的增长，阅历的增加，曾经的激荡会被委婉的沉静所取代。

今天的张德林，经历了许多人生的风雨，生活和观念中的许多东西已经改变，但他仍然慷慨、内心仍是充满激荡，下笔之时更是信心满满。因为他相信，凭着对艺术的虔诚和对艺术真谛的渴望，凭着成年累月、朝朝暮暮之间对传统不间断的研习、揣摩，凭着一颗永不封闭的博取和进取之心，自己会不断接近古人、把握真理。

而接近古人、把握真理的过程，也就是张德林赢得自己、塑造自我的过程。

2010年元月 于中国国家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