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早期哈尔滨的外来宗教现象，不仅在中国宗教史，甚至世界宗教史上也是不多见的，东正教是这其中的典型代表。由于社会动荡、主体为俄国人、时间短暂、中国本土宗教的根深地固等因素，使得东正教在宗教思想观念上对哈尔滨的影响不大，她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哈尔滨的城市设计理念、建筑艺术风格、刺激中国传统文化复兴、冰雪文化等。东正教对形成哈尔滨东西兼容的国际性、多元性城市文化品格具有较大影响。

关键词：哈尔滨 东正教 影响

中东铁路的修建，使得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的哈尔滨由小渔村迅速成为一个国际知名的新兴城市，仅在此设立的各国领事馆就达21处。这一时期的哈尔滨对外经贸活动非常频繁，宗教生活也极为繁荣。可谓是欧风亚雨、华洋杂处，至20世纪40年代，除去中国的佛教、道教、民间宗教的60座大小庙观之外，哈尔滨有东正教、天主教、基督新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神道教等教堂68座，而且汇聚了许多宗教的不同派别或异端，如基督教亚美尼亚派，犹太教中的卡拉派，东正教中的旧礼仪派、莫洛干派等。本文要谈论的东正教是指被俄国统治者所认可的“正统教派”。

一、 东正教传入黑龙江及哈尔滨地区的简单历程

我们知道，黑龙江曾经是东正教在我国发展最兴盛的地区之一，虽然它传入的时间晚于北京二、三百年，但发展速度及其规模却远远超过北京及全国其它地区。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东正教主要就是在这个时期由俄国正式传入哈尔滨和黑龙江各地的。正如中东铁路以哈尔滨为中心，分为东、西两段，黑龙江省的东正教也是沿着中东铁路分为东、西两区。东区以当满洲里、海拉尔为中心，西区以牡丹江、绥芬河为中心。黑龙江省境内的俄国东正教堂，起初由北京传教士团管辖，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经沙皇尼古拉二世批准，改归海参崴教区领导[①]。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颁布新宗教法，宣布东正教与政府分离，重新组建莫斯科牧首区。沙俄时旧教会于1921年逃亡南斯拉夫的卡尔洛夫齐，成立流亡牧首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迁往美国），与莫斯科牧首区对立。1917年前黑龙江各教会与沙俄莫斯科牧首区所属的西伯利亚一些教区保持隶属关系。1920年西伯利亚教区大主教梅弗季同俄国一些贵族、资本家、白俄军官等逃到哈尔滨，他以中东铁路沿线及哈尔滨居住着的30万东正教信徒为理由，要求成立哈尔滨教区，并得到流亡南斯拉夫的牧首区批准。1922年，建立了哈尔滨教区[②]。哈尔滨教区不与苏联国内的东正教发生联系，而与北京传教士团联系，接受流亡在南斯拉夫的俄国国外教会的领导。1945年8月苏军进入哈尔滨后，堪察加教区主教涅斯托尔与哈尔滨教区主教助理尤韦利纳和季米特里发表声明，宣布与南斯拉夫牧首区断绝关系，接受莫斯科全俄东正教会的领导[③]。俄国东正教传入黑龙江，从发展到衰亡，以教堂建成的数量和教徒的人数为标准，我们可以将它大体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9世纪末到1917年，为形成和发展时期。第二个阶段从1917年到1935年中东铁路被苏联单方面“出售”给伪满洲国，是东正教发展的繁荣期。在这一时期与苏维埃新政权相敌对的沙俄资本家、贵族、旧军官等，纷纷逃亡到黑龙江，被黑龙江各地东正教会收容，成为新教徒，东正教规模陡然扩大。黑龙江省境内的俄罗斯东正教堂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当时的中东铁路出资或赞助款项修建的，一少部分是由教民捐款。中东铁路局内曾设有宗教事务科，管理沿线的教堂。铁路沿线东正教堂的神职人员，都是中东铁路的职员。1924年中东铁路由中苏合办后，被任命为中东铁路职员的神职人员被免职。第三个阶段是1935-1954年这20年左右的时间，可以作为一个动荡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东正教较为复杂，但是人数仍然较多，能够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第四个阶段是从东正教1954年到1966年“文化革命”，这一时期可以看成东正教在哈尔滨的衰落期。

如果我们将上面的叙述比作东正教在黑龙江地区的宏观速描，那么哈尔滨则可以看作东正教在黑龙江地区的传播过程的一个局部特写。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随着日军侵占辽东半岛，沙俄大批军队进入了黑龙江和吉林，仅哈尔滨和吉林一俄军就有3万多人。为了保证哈尔滨这个沙俄军队在中国的总后方基地的正常运转，他们于1898年在哈尔滨香坊军官街5号（现香坊区香政街）建立哈尔滨第一座东正教堂，名为圣尼古拉教堂。每到礼拜日，沙俄陆军一些军官就到这里祈祷。当时这座教堂仅仅是个祈祷所，不久就正式变成教堂，宗教活动规模越来越大。从此以后，东正教活动不断出现在哈尔滨的土地上。1900年义和团运动发展到东北，沙皇调动了阿穆尔省等3个军区的17万7千陆军，兵分5路，从西、北、东三面向黑龙江省推进。他们宣称：必须利用这个机会夺取整个满洲。同年，8月3日进入哈尔滨。就在这年，由莫斯科精心设计的、全部木制结构的教堂（包括全部的圣物、圣像、圣经、教堂钟等）由俄国的欧洲部分城市运到哈尔滨，在现在的南岗区大直街中心位置建成尼古拉中央大教堂（哈尔滨人俗称“喇嘛台”）。这座教堂的建立，标志着俄国东正教大规模在哈尔滨活动的开始。在这座教堂里，集中了俄人有威望的神职人员，如哈尔滨教区第一任都主教梅弗季，第二任都主教涅斯托尔都在这座教堂兼过掌院神父，梅弗季死后尸骨于1931年埋在这座教堂地下（1956年该教堂归属中华东正教，接任者是哈尔滨教区主教兼该堂掌院王玉林）。如前面所述，1917年苏联10月革命胜利后，与苏维埃新政权为敌的沙俄旧军官、地主、贵族、资本家纷纷逃难进入黑龙江各地及哈尔滨。由哈尔滨教会下令，在中东铁路沿线各主要城镇教堂建立专门接待难民的收容所。1922年设立哈尔滨教区，1939年哈尔滨成了东正教远东总教区牧首所在地。俄人的骤然增多，加之失势情绪，这个时期东正教在哈尔滨的发展达到了最高峰。从1920年到1930年前后10年间，建立教堂15座，教徒从原来的6-7万增加到15万人左右。从1898年到1930年，哈尔滨共有教堂23座（不包括外市县的16座）。哈尔滨各教堂神职人员80人，其中都主教3名，主教2名，其他为大司祭（包括金盔大司祭和修士大司祭）和司祭、辅祭。1945年10月，莫斯科牧首区派教会代表叶列菲里主教来到哈尔滨，共同签订联合的声明，从此，哈尔滨教会归属于莫斯科牧首区管辖。哈尔滨的东正教徒日本投降后，直至1954年大批遣返苏侨以前，基本都在进行宗教活动。此后，随着苏侨次第离开哈尔滨，各地教堂也陆续关闭。1956年，教堂由正式成立的中华东正教会管理。60年代初，因教徒减少，只有少数教堂在开放。“文化大革命”期间，已开放的6 座教堂全部关闭。1984年末，哈尔滨市圣母帲幪教堂重新开放，这也是目前中国唯一一个还在使用中的东正教堂。这些教堂是东正教在哈尔滨近代发展的见证，是研究哈尔滨与东正教的重要史料。具体教堂及其现在位置详见论文下面的图表。

20世纪上半期哈尔滨东正教教堂一览表[④]

序号

教堂名称

始建时间

地点

备注

1

圣·尼古拉教堂

1898

香坊区军政街5 号（现香政街）

1926年重建原木结构新教堂，1957年关闭

2

圣·尼古拉中央大教堂

1899

南岗区新市街（现大直街与中山路交叉口）

1933年，教堂内东侧建伊维尔小教堂。尼古拉教堂于1958年关闭。1966年8月23日被“红卫兵”拆毁

3

圣母领报教堂

1903

道里区警察街41号（现友谊路）

1918年焚于火，1930年重建，1941年建成，1974年部分拆除。此堂原属北京教区，1942年移交哈尔滨教区。现哈尔滨市建筑工程设计院楼内

4

圣·伊维尔教堂（伊奥罗斯卡亚教堂）

1908

道里区军官街（现道里区工厂胡同5号）

1966年关闭。现址破败不堪

5

圣·索菲亚教堂

1908

道里区水道街（现兆麟街）

原为王兆屯的西伯利亚第4步兵师随军教堂。现在的哈尔滨索菲亚教堂为1923年始建，1933年10月建成。1958年关闭

6

圣母安息教堂（乌斯宾斯卡亚教堂）

1908

南岗区大直街1号（现文化公园内）

1958年关闭，保存完好

7

圣·阿列克谢耶夫教堂

1912

马家沟教堂街44号（现革新街）

现在的教堂是1930年10月在原木制教堂（1912年建，2000年拆毁）旁边所建，1935年10月建成。1958年关闭，现为天主教使用

8

圣季米特里·索伦斯基教堂

1918

现南岗区中山路军队某航校

原为霍尔瓦特中学附属教堂，1925年关闭。1933年迁至喀山女子修道院

9

述福音约翰教堂

1920

马家沟文艺街

“俄人之家”孤儿院附属教堂（今南岗区文林小学址）

10

主易圣容教堂

1921

懒汉屯木兰街17号

1966年关闭

11

圣·先知约翰教堂

1921

道里区北安街与商市街的拐角处（原小商市街2号）

规模很小，已无

12

圣·先知伊利亚教堂

1922

道里区工部街19号

1965年关闭。

13

斯科尔比亚申教堂

1927

南岗区营部街24号

属堪察加教区驻哈尔滨分堂，聂斯托尔慈善院也在此。1946年莫斯科东正教大牧首远东全权代表处祈祷所

14

圣·伊维尔斯卡娅教堂

1908

王兆屯懒汉街56号

1922年1月毁于火灾，1946年移到现在的文景街

15

圣母帲幪教堂

1922

南岗区大直街54号

1930年建成目前的拜占廷风格的砖石教堂

16

圣·波里教堂

1923

正阳河河图街

1927年建成，1958年关闭之后，圣像祭器移至皇山俄侨公墓。

17

神学家彼斯卡娅教堂

1923

斯拉夫屯（现文景街一带）

只有1 名神职人员，属南斯拉夫流亡牧首区

18

先知约翰教堂

1923

莫斯科兵营街（现民康街）

规模很小。

19

喀山圣母男修道院教堂

1924

马家沟十字街2号

1958年关闭

20

尼古拉教堂

1924

江北临江街

1928年举行建成祝圣典礼，1958年关闭

21

喀山圣母女修道院教堂

1924

南岗区邮政街62号

最初在避署街（人和街），1927年迁至此处，1958年关闭

22

圣·阿列克谢耶夫教堂

1924

南岗区曲线街76号（现教化街）

此教堂原属1910年哈尔滨商务学校内部教堂，1925年迁出，1942年迁至曲线街，1966年关闭

23

圣·彼得保罗教堂

1923

道里区安丰街

1924年建成。1942年重建，由于缺乏资金此堂没有建成

24

尼古拉监狱教堂

1927

道里区商务街（上游街）

1951年关闭

二、在思想观念上东正教没有对哈尔滨的中国人产生较大影响的原因

东正教在传入哈尔滨的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中，就宗教本身而言，她与近代传入中国的天主教与新教有着明显不同，即从信仰的角度它对哈尔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之所以如此，主要有如下原因：

第一，从宏观背景上说，东正教传入的时期是黑龙江及哈尔滨地区动荡不安的时期，不具备产生影响的良好条件。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1904-1905年日俄战争、1917-1922年苏联十月革命、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1931年“9·18事变”、1939-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1946-1949年国共战争等，东正教在哈尔滨传播的这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可谓是风起云涌、起伏宕荡。虽然哈尔滨这座城市本身没有经过战火的洗礼，但是每一次重大事件的发生，哈尔滨都会被波及，甚至对哈尔滨产生了相当大影响。它不仅使得哈尔滨的地区局势复杂多变，实际占领者经常变换，而且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跑毛子”、“闹胡子”也让人们终日不得安生。加之瘟疫、灾荒，人民的生活历经磨难。在这种情况下，初期的东正教神职人员及绝大部分教徒又是沙俄侵华的代表者，他们的注意力是维护沙俄在华利益。十月革命后他们又变成仇视苏维埃政权的流亡者，其更大的注意力是企图重新夺回失去的天堂。因此，教士们既没有很多的时间进行传教活动，中国百姓也不关心东正教的来世天堂。

第二，由于东正教的最初传入是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对东北地区的强行殖民，是以刺刀和枪炮为后盾的，这就使中国人对东正教“敬而远之”。人们看到、听到的不是耶稣舍已为人的崇高人道主义关怀，而是许多烧杀、抢劫、奸淫妇女的兽性事件。如血洗海兰泡、围攻爱辉、海拉尔、三姓（依兰）、珲春、双城等，在攻占哈尔滨时，“俄逆新到村屯，悉行焚烧，凡遇华人，不论男女大小，尽行杀戮。遭害者不下数千村，被烧者不下万户。”[⑤]这些流血事件给哈尔滨的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迹，自然也就对侵略者的宗教“恨屋及乌”了。近代中国政治、经济落后，造成文化上的不平等。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原来的那种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在哈尔滨的俄人教徒心中仍然强烈地存在。即使日本侵华期间，这种关系也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他们依然把华人看作是低下的。加之语言、民族习惯方面的障碍，大多数俄国人不与中国人交往，因此，哈尔滨及周边地区信教的中国很少[⑥]。1946年7月，莫斯科牧首指示哈尔滨教区都主教聂斯托尔运用教会“全部力量”发展中国藉教徒，“1947年，‘传教委员会’举办汉语学习班，培养年轻的苏联藉神职人员。至1949年，发展中国藉教徒15人。”[⑦]当然，虽然俄国人从总体上说与中国人接触不多，但并不排除少数例外，东正教在哈尔滨的神职人员就有一些中国人或中俄通婚后的“混血儿”，如何海林、丁松坡、瑞增玉、朱世朴等。

第三，作为东正教信徒的哈尔滨俄侨保持了传统俄罗斯文化、习俗、宗教和其他特征，他们之所没有对中国人产生较大影响，还与他们生活区域相对集中、东正教在哈尔滨地区的传播相对短暂有着必然联系。从空间上说，中东铁路附属地的存在，使早期的哈尔滨东正教徒主要集中在新城区（现哈尔滨市南岗区）和埠头区（现哈尔滨市道里区），俄国人的行政权、司法权、警察权等不受清政府管辖，很少与中国人进行交往，“国中之国”的宗教生活“封闭性”特征极为明显。从时间上说，1898年第一座教堂建立至1966年东正教会解散共68年，由于50年代初绝大部分东正教徒已经离开哈尔滨，因此，实际有效的时间不过50年。这对于两个文化迥异、历史悠久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还是显得过于短暂，更何况外部世界的战争、动荡产生的层层隔阻。东正教自身的保守性、封闭性，也使之失去了与中国文化相互影响的动力。东正教会根本上漠视五四以后在中国知识界掀起的非基督教运动，漠视导致了中国基督教新教的“本色化运动”和中国天主教的“中国化”进程，这使东正教与新教、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大相径庭。

此外，哈尔滨当地人民中流传的各种宗教观念已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习惯势力，深深地浸染了他们的心灵，如萨满教的“大神”、“二神”所借以显灵的“狐仙”（狐狸精）、“黄仙”（黄鼠郞精）、“屈死阴魂”等，各种民间信仰的土地神、山神庙、龙王爷、灶王爷、财神、门神等。这些中国民间传统观念、习俗对外来的宗教自然地产生了排斥作用，也不是短期可以改变的。

三、东正教在文化意义上对哈尔滨的影响

以上我们分析了东正教在哈尔滨对中国人思想观念缺少较大影响的原因。同时，我们应注意到由于宗教的复杂性，如教堂建筑风格、以及作为政治、经济、宗教合一的巨大俄国教徒势力等，他们都会强烈地影响哈尔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让我们从东正教对哈尔滨中国人的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影响来展开我们的问题。

我们先来讨论东正教对哈尔滨物质层面的影响。首先，东正教对哈尔滨城市规划部局的影响。哈尔滨的城市布局与中国传统的城市布局不同，它不是一个中心，而是二个中心（道里、南岗）或多外中心。这种情况的形成就是与俄国人在哈尔滨活动的历史直接相关的[⑧]。俄国人一直有着要将中国东北地区变成他们“黄色俄罗斯”、将哈尔滨设计成他们心中“理想城市”的梦想。例如，哈尔滨火车站位于整个市区的中轴线上，它的起点是视野宽阔的半圆形站前广场，整条大街沿着地势走向，逐渐上行。在哈尔滨早期的城市规划中，不仅有行政机关大楼，而且留有教堂的位置。哈尔滨的圣尼古拉中央大教堂，位于城市的最高点上，不管是它的平面布局，还是立体结构，都突出了教堂引人注目的核心地位。一个外来者走出了火车站抬头的第一眼，就会望向上坡处的东正教堂。这样的位置设计，是沙俄实用功能与精神功能的一个巧妙安排。沙俄的建设者们很注重对区域功能的布局处理，以教堂为中心的不规则放射广场呈现出一种变化莫测的动态风格，向周围东西南北以及西北、东北辐射出6条路面，在周围安排了一批办公、住宅、商业服务等配套建筑，陆续修建了莫斯科商场(今黑龙江省博物馆)、秋林俱乐部(今哈尔滨市少年宫)、新哈尔滨旅馆(今国际饭店)等异域风格建筑，使广场空间别具一格；而教堂南侧则与哈尔滨老火车站(典型的新艺术运动建筑)遥相呼应，连为一线。这些“建筑和谐有机地组合在一起，使广场形成了伸展、自由、活泼、充满动感的特有风格……这一杰出的建筑瑰宝是哈尔滨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⑨]如果从空中鸟瞰，尼古拉教堂更是十分巧妙地镶嵌在以东西新市街(今大直街)和南北车站街(今红军街)构成巨大的路面十字架的中心，教堂钟楼的十字架又直指天空，使当时整个哈尔滨都处在东正教十字架的遮盖之下。换个角度说，这种独一无二的景象，不能不说是哈尔滨城建和宗教文化在历史上的一个奇观。哈尔滨“东方莫斯科”的形象也因此被树立了起来。其次，精美的教堂在建筑艺术风格上对城市品位的提升和美化作用。东正教在哈尔滨市如此短暂时期之内，其数量之大、布置之广、教堂建造之精美都是在国内所罕见的。“哈尔滨城市景观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那些属于不同教派的宗教建筑古迹。在各种宗教建筑中，俄罗斯东正教无论在数量，还是在内部装饰方面都占据十分显赫的地位。这些工艺考究的教堂建筑多为木质和石头（砖）结构，而且从城市奠基之日起，直到20世纪40年代止，建设教堂的工程在哈尔滨一直没有停止过。哈尔滨记录了俄罗斯境外近半个世纪的东正教堂建筑艺术发展史。”[⑩]从前哈尔滨的教堂触目皆是、美轮美奂，哥特式风格的“圣尼古拉中央大教堂”、拜占庭式的“圣母守候教堂”、俄国斯式的“圣索菲亚教堂”和“圣尼维尔教堂”等形状各异的教堂穹顶勾勒出独具异国风格城市景观。放眼望去，正是这些教堂最大程度地赋予了这座城市浓郁的俄罗斯风情。2005年夏，刊登在哈尔滨的许多重要媒体和网站上有关是否“重建尼古拉教堂”的话题引发市民的热烈讨论。无论支持者，还是反对者，仅就“强烈支持”与“强烈反对”本身而言，就已经反映出当年东正教对这座城市的影响还远未消除。第三，东正教对哈尔滨冰雪文化的影响。虽然第一届哈尔滨冰雪节开始于1985年，但是冰雪文化在哈尔滨的历史却要追溯到东正教。1922年1月19日，时值极冷时节，俄国东正教徒首次在道里松花江堰举行洗礼祭祀， 冰上洗礼前2周，教堂就开始雇派工匠，携据执凿（冰穿子）到松花江干流处开凿冰槽。池边立有一特大冰十字架，1月19日，哈尔滨东正教各教堂掌院率队执十字架出巡，教徒引路灯、圣旗、圣像，司祭持大十字架、福音经，由教堂向江心祭场进发[11]。据说，当时哈尔滨人像过节一样，几乎倾城出动。虽然1965年1月19日，是哈尔滨东正教徒最后一次在松花江上进行主显节，但是，由此却开启了哈尔滨冬泳的先河。在1935年洗礼节时，坐落在马家沟营部街俄国人慈善院里，举办具有浓重宗教色彩的冰雕展，展出有微缩的小教堂、各种造型的十字架，簇拥着一个晶莹的冰雕大十字架。哈尔滨的冰雕现在已成为国际性的冰雪艺术博览盛会，这其中就有东正教的部分影响[12]。

以上我们粗略地讨论了东正教对哈尔滨物质层面的影响，下面，我们来分析东正教对哈尔滨精神层面的影响。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那样，总体上说，东正教在思想观念层面上对哈尔滨的没有太大影响。但是，她在其它方面的影响还是明显的，主要表现为：第一，她促进了哈尔滨早期文化的国际化、多元化，对后来哈尔滨兼容并包的城市文化品格具有勿庸置疑的意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问题，就会使我们在批判沙俄殖民侵略的同时，看到东正教在哈尔滨近代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与影响，承认其所扮演着“侵略的西方”与“先进的西方”的双重角色。在殖民侵略的一面，它集征服者的狂妄、投机者的贪婪、掠夺者的野蛮于一身，把哈尔滨变成了帝俄对华扩张的大本营；而在客观的先进一面，它却将近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精神产品带到这里，使一批近代学校（东正教在哈尔滨不仅拥有自己完整的近代教育体系，俄侨的绝大部分子女都能接受良好的系统的正规教育，而且他们在哈尔滨所办的一些学校亦“招收与俄国学生享受平等待遇的中国孩童”[13]。他们在哈尔滨兴学建校，促进了中国新式教育的产生与发展）、近代企业、近代报刊、近代市政建设等率先出现在哈尔滨，把其变成了封建社会传统文化氛围中一个向人们展示世界文明的窗口，使哈尔滨能够在一个高起点的发展之路上迅速崛起。第二，东正教在哈尔滨的兴盛，刺激了中国传统宗教文化的复兴、激发了中国人的精神认同。正如前文所述的圣尼古拉大教堂，它所在的南岗区的大直街因地处高岗，被哈尔滨人视为关乎本地兴衰的“龙脉、龙脊”。而俄国人的教堂就建在“龙脊”的中央。圣母安息教堂又建在[14]大直街的最东端，这就让一些中国人觉得，俄国人的教堂坏了哈尔滨的风水。1922年，哈尔滨地方名流请来天台宗第44世传人倓虚法师主持在“龙头”处修建极乐寺。1924年9月28日极乐寺开光之日，便成了哈尔滨人抱龙头压龙尾保风水的之日。我们认为，这并不是单纯的封建迷信，而是东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影响的典型例证。第三，俄国侨民在这座城市生活中的一切，也不仅是在生活中，在其他各个方面也都与所信仰的东正教密不可分。比如，那些给俄罗斯人工作的中国人从一开始就要学习俄语，接受他们的音乐、礼节和习俗，甚至服饰和饮食习惯。他们把接受过来的这一套又传给那些没有机会直接接触俄罗斯人的中国人。第四，东正教作为俄罗斯人在哈尔滨居住的几十年的精神支柱，也为哈尔滨这座城市留下了一个无形的精神遗产：十几万人背井离乡，流落到异国他乡，聚集在一个异常复杂的环境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却能够齐心协力，努力营造出自己熟悉的文化氛围。他们面对苦难无所畏惧的勇气，在陌生环境里坚韧不拔的伟大创造，都为这座城市留下了一笔无形的巨大遗产，影响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哈尔滨。

东正教在哈尔滨20世纪上半期的发展过程，是哈尔滨这座城市东西文化冲突、兼容的缩影。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从社会文化上看，东正教对哈尔滨的作用与影响都是复杂的，而不是单一的，任何简单的肯定与否定都不符合客观实际。在新形势下，如何认识哈尔滨与东正教的这段历史值得我们认真思想考量。

参考文献：

[①]参见高崖：《黑龙江东正教钩沉》，世界宗教研究，1995，（1）；张绥：《东正教和东正教在中国》，学林出版社，1986，第三部分；唐戈：《19世纪末叶以来俄罗斯文化在东北地区传播的主要途径》，学习与探索，2003，（5）。

[②]哈尔滨教区为了寻求庇护，自1925年多次向东省特别区管理局和警察总管理处提交申请，要求审批承认，但中国地方当局皆以该教区违反中国法律为由与以驳回。

[③]哈尔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哈尔滨市志》第34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

[④]参见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外事志办公室：《黑龙江省外事志资料汇编》第5卷，1990。刁绍华：《东正教哈尔滨教区历史纪实》，载于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室、黑龙江文史馆：《龙江文史》，1992；哈尔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哈尔滨市志》第34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李述笑：《俄国东正教哈尔滨教区史概要》，北方文物，1983，（1）；石方、刘爽、高凌：《哈尔滨俄侨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有修正。

[⑤]嵩崐等：《洋事记册》，《俄人夺哈拉宾略记》，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2辑)，中华书局，1964。

[⑥]据1953年的调查，尚志、牡丹江、阿城、东宁、穆棱总共有东正教徒2289人，全为苏联国籍，无一华人。参见黑龙江省外事办公室：《黑龙江省志·外事志》，1991。

[⑦]哈尔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哈尔滨市志》第34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

[⑧]早在中世纪，欧洲的一些城市的布局，像巴黎、维也纳、彼得堡、莫斯科等等，大多以教堂为中心，街道从这个中心辐射出去。

[⑨]常怀生：《哈尔滨建筑艺术》，黑龙江科技出版社，1990.

[⑩]H. П.克拉金：《哈尔滨—俄罗斯人心中的理想城市》，张琦、路立新译，李述笑校，哈尔滨出版社，2007。

[11]参见哈尔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哈尔滨市志》第34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

[12]参见刘梦：《论东正教对哈尔滨地域文化的影响》，载于当代宗教研究，2004，（4）.

[13]李兴耕：《风雨浮萍—俄国侨民在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3。

作者：

王志军 姜玉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