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华特的第七交响曲现场让北京寂寥的马勒年终于有了一丝纪念的气息，如果没有这一场，真不知道北京的思路到底是以诞辰为主，还是以去世为重，抑或是可有可无式的无动于衷。我很赞赏迪华特的选择，这种选择就如同去年五月的水蓝一样，明知上座率惨淡，但却固执己见地恪守着信条，让生疏变成共享，通过其所传递的特殊情致明确地告诉你在一系列的不安之中其实有很多的深意。

昨天晚上，就在上海的指环轰轰烈烈地骑行着女武神的时刻，迪华特在国家大剧院策励着被他调教成亚洲一流乐团的香港管弦，为稀稀落落的上半场听众呈现了《少年魔角》之中的4首。中场休息时，因为迟到而迫不及待涌向音乐厅内的人流与从音乐厅内向场外走出的散客所形成的对比其实就是下半场第七交响曲的基本乐念，该乐念牵扯到昨天京城散落的一场极不猛烈的小雨，导致平时连同等待红灯在内的3分钟路程需要花费30分钟，而且一个红绿灯至少需要四五拨才能过去，直到晚上10点，东四环内环的时速仍然低于30公里，高峰拥堵路段峰值超过140条，打破了今年年初因大雪造成90余条拥堵路段并刷新了采用限行措施以来的最高纪录，这些无趣的数字就像马七与瓦格纳的指环一样充斥了太多的纠结。其实，昨晚的迟到者比我们更有资格享受第一乐章之中伴随着竖琴的弦乐以及中间两个乐章的夜曲，他们也许能够料到第五乐章的狂躁会让他们回想起刚才的爆堵，但却在管乐与弦乐的一致之中领受到，迪华特的第五乐章足以替代并补偿他们一个多小时以前的那些不适。

如果说弦乐是马勒的情绪，那么铜管就是马勒的象征，他所使用的象征主义手法被无所不用其极地倾倒在铜管之上，铜管对于曲意的恰当表达成为一部交响曲演绎成败的关键所在。昨晚乐团的铜管与木管呈扇形排列，看到14人的铜管中只有2位、18人的木管中只有4位香港面孔的这只“雇佣军”之后本可以放下心来，但在第一乐章伊始中音号（乐谱上标记为“次中音法国号”）的吹奏没有棱角而且含混不清，带动那位名为Mark Vines的圆号首席在第一乐章里心猿意马言不由衷，独奏圆号的表现是昨天晚上最显著的败笔，它直接影响了第一乐章的总体构思，在马勒提示的“大自然的咆哮”里一再犹豫，在风雨之后的宁静中又缺乏诗意。圆号的效果从一个侧面反证了香港管弦在第一乐章里的整体表现，其实第一乐章的广度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要对比出它的深度与精度，我觉得迪华特和荷兰广播爱乐于94年10月的录音就比昨天晚上的迪华特更有说服力，那些对抗性的抑扬色彩被以一种两极分化的心态渲染出来，所以听到弱奏的小号和轻柔的长笛以及细微的双簧管在展开部时引领出抒情的旋律之后，那种美轮美奂的感觉能够强烈地反差出呈示部和再现部里铜管肆虐的必要性。我最喜欢这部交响曲的第一乐章，因而也就更刻意地关注马勒其剧烈与旖旎的对抗性能否被深邃出来，尽管香港管弦的乐手们很认真也很努力，但还是欠缺了细化。与在文化中心他们演绎布鲁克纳第八时三架竖琴的用料相比，昨晚他们只用了两架竖琴，（阿巴多与琉森的马七用了三架），问题的本质并不在于竖琴数量的多少，如果用昨晚第一乐章的柔性部分与总体的记忆去和伯恩斯坦分别在SONY和DG里的纽约爱乐整体的透彻剖析相比较，纽约爱乐的音型和音感更令我信服，它们甚至比1974年伯恩斯坦与维也纳爱乐还要精雕细刻，马勒的象征性尤其是在这样一部以实验性为主的作品里如果缺乏精细，就往往令人心头添堵，导致被搅扰的心智愈发凌乱，而分不清疏密有致的真正意义。

但在第五乐章里，迪华特手下的乐团就像改头换面了一般，几乎所有的乐器声部都几无瑕疵，那种一气呵成的整齐其实是重拾了第一乐章里未被很好贯彻的紧张感与焦灼感，而以一种金蛇狂舞般野蛮的初衷归顺到一个协调的队列。迪华特把在第四乐章时放下的指挥棒又重新操起，但他并没有肆无忌惮地放纵音量，而是适度地把它们控制在一个理性的区域之内，尽管末乐章的最后煞是辉煌，但却感觉不到被无限夸大的狂野。迪华特多次演过马勒第七，他在2007年与香港管弦的正式演出已经让乐团积累起一定的马勒观念，所以马勒第七在迪华特的手下与09年1月在同一个舞台上同样是五个乐章的马勒第五一样，以不带任何回味和反思的气势收手，但却把应该表述的，大部分都表述清楚了。

马勒在第七交响曲里试图提出明确性和非明确性，他的第二和第四乐章尽管重又走回了标题的老路，但却以不循规蹈矩的姿态把柔软做了一次梅开二度。与第一乐章的展开部相比，我并不太热衷和垂青有些赘述的第二乐章（也许某一天我会通过另外一个更有魅力的现场从而改变对这个乐章的看法也未可知），但昨晚迪华特在这个比第四乐章多出几分钟的乐章里，把另外一架牛铃放到了舞台的左内侧，演奏员在敞开的门内呈现了一种简约而细微的立体感，它其实是对第一乐章里没有做到位的对抗性的一种平衡，令我感觉良好。从第二乐章开始，乐团开始有模有样，并以一种跃上层楼的递进式表现越来越好，从第三乐章开始，尽管圆号仍有不尽人意之处，但乐队在迪华特驾驭之下的整体合一性愈益明显，他们把训练有素的势头很好地保持到了最后一个乐章。

在乐手的表现来看，第四乐章时乐团首席兼团长John Harding（夏定忠）的几次独奏很像是一首首的小夜曲，而单簧管首席的细密表露也很有况味，他营造意境的余韵感三日绕梁，只是马勒音乐里唯一的那把吉他的声音太弱，如果不是因为拨奏的曼陀林的定位，根本听不到位于竖琴旁侧的吉他的任何声音，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暴露出大剧院在细微音响效果方面的致命弊病，有时候演唱者在低音区域的某些声音就不能完全传递到每一个听者的耳膜里。

首乐章的再现部有勋伯格大加赞赏的无调性，末乐章又让凄绝的情感复现出马勒在铜管上肆无忌惮的风格，这种显著的对位让每一位指挥家都以自圆其说的理由自由发挥。昨天晚上第七交响曲的演奏从20点15分开始，连同五个乐章之间的短暂停息到21点31分结束，用时76分钟。迪华特的速度与纽曼、阿巴多、布列兹、吉伦、殷巴尔、贝尔蒂尼、赞德、巴伦伯伊姆和MTT的在75～78分相仿，这个速度很中庸也很适度，在我看来，与克伦姆佩勒1968年指挥爱乐乐团那个罕见的99分51秒或者西诺波里与爱乐的87分26秒亦或塞格斯坦的88分22秒相比，不到80分钟的长度就已经能把问题说得很透彻了，如果极端地说第二乐章属于画蛇添足的话，那么克伦姆佩勒的一个半小时也细分得的太令人疲累，以至于第二乐章甚至可以小憩，完全可以等到第五乐章时再被唤醒。

感谢迪华特和香港管弦在一个多元化的世界里为沉闷的北京奏出了一首多极化的交响曲。遗憾的是北京持有赠票的听众们让乐团大感失望，演出结束之后一位乐团的高管说此次中国巡演（只有西安和北京两个城市），西安观众的极高素质以及水平令乐团感动，因而演奏时发挥出色，音乐厅内没有任何拍照鼓掌和异动的声响，场面上互动感十足，所以前些天的演出在西安造就了令北京汗颜的轰动效应。为什么近几年只有美国国交、爱乐和香港管弦三支乐团造访的西安能有如此高素质的听众，北京是否需要反思和不耻下问呢？大清国以固步自封而闻名，但固步自封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观众与乐团的互动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互动并不是单向的恣意妄为，而是对于彼此的尊重，可惜持有赠票的观众甚至一些装模作样的外国人并不懂得这种尊重。

在香港文化中心请迪华特的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