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保罗·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娃是本世纪法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大作家。他们两人的名字在今天早已远播全球，而且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们二人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更是人们谈论的焦点。其中最有争议、也最有独创性的就是二人终生生活在一起，但绝不去履行结婚手续。然而，尽管如此，谁也不能否定他们两人比好多夫妻更像夫妻，他们是恋人、是朋友、是战友，当然也是同志。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故事是什么样的故事？他们究竟给我们的时代带来了什么影响？下面这篇选自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世纪姻缘》的文章，会让我们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1929年夏日的一天，西蒙娜经马欧的介绍，认识了萨特。

他们两人很快就单独约会了。每天清晨，西蒙娜只要能溜出家门，就一定要去见萨特。他们在一起谈论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朋友、书籍、生活、前途……长久的散步和漫长的谈话让他们彼此欣喜不已。

在夏天巴黎的风景下，一男一女在走着，谈着。男的个子矮，结实，戴一副教师眼镜，右眼受过伤，他总是在笑。女的个子高，瘦长。男的就是萨特，女的就是波伏娃。

萨特后来回忆了第一次见波伏娃时所留下的印象：“我认为她很美，我一直认为她美貌迷人，波伏娃身上不可思议的是，她既有男人的智力，又有女人的敏感。”

波伏娃后来也同样说过：“我和萨特的关系是我一生中不容置疑的巨大成就，三十多年来，我们只有一次在就寝时是不和谐的。”

他们的恋爱的确是谈出来的，是思想上的共振，以及感觉上的共鸣。

萨特从十岁起就写了故事、诗歌、随笔、警句、双关语、民谣和一部小说。他一直对他遇到的姑娘们说，她们也应该写作。他说一个人只有创作虚构出来的作品，才能避开生活中的遭遇。而且他决不想成为一个有妻室的人，他决不结婚，决不会过安定的生活，决不会用财产填塞他的一生。他只想周游世界，积累对他的写作有好处的种种阅历。

西蒙娜在理论上也喜欢过冒险生活、耗费精力和一切过激行为。对她来说，大学毕业就意味着自由，从家庭中走出。但她从未想到她是一个天生的作家。十八岁时，她写了一部小说的开头几页。小说写的是一个十八岁少女终日关心的事情是保护自己免遭他人纠缠。

西蒙娜开始喜欢上萨特了。原因是萨特在一直不停地思考，从不把一切事情视为理所当然。他还告诉她，她应该坚持她个人的自由，应该保持好奇、坦率、真诚，做些与写作有关的事。萨特只比她大两岁半，但他的老练成熟却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和她追求同样的目标——写作，而且他还赞美了她的容貌。

可是，西蒙娜毕竟是一个女性，她认识到，对一个姑娘和她受的教育来说，婚姻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说，一个女人应该结婚。但萨特却绝对讨厌婚姻生活。

当他们的恋爱在进入实质阶段时，萨特喜欢对西蒙娜说：“我们的结合是一种本质上的爱。”这意味着，他们都可以体验偶然的风流韵事。他同时也告诉她，他们的关系会持续不衰，她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但是仍不能取代和其他人的短暂约会。

他们两人已充分认识到，他们是属于一类人，当然，问题在于如何避免与他人短暂风流后的懊悔和嫉妒之类的情感。

萨特比波伏娃大近三岁，生于1905年6月21日。他很小就显示出不同凡响的天才。四岁就能读书。六岁时就读高乃依、伏尔泰、雨果的作品，甚至还读很艰深的《包法利夫人》。五岁时就戴上了近视眼镜。十岁开始写作。十九岁时考入巴黎大学师范学院，主修哲学。

他第一次参加教师资格考试未能通过，翌年（1929年）他准备再度应试。而就在他真正地死记硬背、准备上考场时，马欧带来了一位对莱布尼兹哲学了如指掌的姑娘，西蒙娜·德·波伏娃，她也是巴黎大学师范学院的学生。

萨特永远忘不了他与西蒙娜初次见面的这一天，这天是星期一，复活节假日之后的第一天。

接下来，萨特通过了这项竞争激烈的考试并名列榜首。此后，他先在中学教书，后去大学任教。可以说他在成功之路上一帆风顺。直到1944年，他在巴黎与教学最后告别，开始了他名扬全球的时期。

萨特于1931年服完兵役后，即受聘在勒阿弗尔当了教师。西蒙娜那时在马赛的一家公立女子中学任教。勒阿弗尔如同乡村一般，很闭塞，离马赛乘火车需要二十个小时。西蒙娜惶惶不安，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真正的分离。

萨特建议结婚，但他明确指出，婚姻的俗套将不会影响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一致认为，表现得和他们的信念一致是合乎道德的，并认为独身状态理所当然。他们两人都感到只要二人永远相爱并生活在一起就够了，这就是婚姻的本质，而勿需去办理什么手续。同时双方都保留一个空间，只能使双方的感情更加深入。的确，他们的恋情越来越深入，变得更为相互需要，他们决定彼此决不分手。他们考虑的只是短暂的分别，而不是非常孤独的逃避。西蒙娜写道：“我们不发誓永远忠诚，但我们的确同意延迟任何分手的可能性，直到我们相识三四十年的永远的年代。”

萨特教书的城市勒阿弗尔是灰暗的、多雨的工业城市。西蒙娜在马赛，朋友们在巴黎。他感到孤单寂寞。然而就在这样一种状态下，萨特将自己投入写作和如饥似渴的阅读之中。西蒙娜在马赛一边教书，一边用眼睛盯着邮箱和日历。她在盼望萨特的来信，以及学校赶快放假。同时，她也埋头写小说。

假期是美好的日子。学校一放假，萨特和西蒙娜就跳上去巴黎的火车，去双方的铁路终点站等候，然后一起去找一个旅馆。他们在一起无所不谈，谈所读的书，谈思想；他们试图创造出他们自己的哲学。
世人们称波伏娃为萨特的终生伴侣而不是夫人，这无论对於萨特还是波伏娃都是最乐于接受的，同时也是最恰当的，唯有这个称呼才能真实地概括这两位思想家、文学家爱情生活的内容和所奉行的哲学信念。他们这两具血肉之躯和普通人一样相爱，却又从未正式结婚，过着一种不同于普通人的爱情生活，在各自独立的共同生活中，他们将自己造就为全球享有盛誉的思想文化巨子。
近二十年了，我一直在心中，将萨特与波伏娃的情爱定位在最完美的境界，为他们树起了一座最美丽的爱情丰碑。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恐怕不再会有一对情侣能像他们那样，站在世人无法企及的高度，用一生去体验、探索情爱的真谛。

近些日子，同样是怀着对他们的热爱和崇敬的心理，我读了黄忠晶的《第三性——萨特与波伏瓦》。在细读了他们从相遇、相知到相爱以及所有的爱情经历之后，我反倒产生了些许困惑。
为此，我不得不重又翻开萨特的《存在与虚无》，翻开波伏娃的《第二性》，我想说服自己，能站在更高的层面上去理解萨特与波伏娃。因为，要从心中移走这块丰碑，我有一种心痛的感觉。

《第三性——萨特与波伏瓦》中写道：“在性爱问题上，萨特过去不只同一个女性交往，今后也不打算实行一夫一妻制。他在同波伏娃结识之初，就直言不讳地说明了自己的态度：‘我们之间的爱情是一种真正的爱，但这不妨碍我们有时体验一下其它的风流韵事。’他认为男女两性在这上面有着同样的自由，这种观点颇合波伏娃的意思。虽然这时她并不打算另有什么‘风流韵事’，但原则上同意了他的看法。”

萨特在与波伏娃相爱之后，先后又与不少的女性有过性爱关系。柏林的“月亮”女人、卢昂的金发“小白俄”、“小白俄”的妹妹万达、美国的多洛丽丝、“希腊的年轻女子”梅琳娜，直至到最后，他收养的小他三十二岁的女子，也成了他的情人。
萨特这样接二连三地有艳遇，按常理势必引起波伏娃的强烈反应，破坏他俩的关系，可实际上并没有。这大概是缘于他们相识之初就决定不结婚，给对方自由和权利。萨特在生活中体验关于自由和偶然性的思想，将他同女人的关系、爱情、性欲、肉体，都揉和在一起，以一种哲学体系的形式表现出来。
而波伏娃与普通的女人一样，性与爱对她来说是密不可分的。她几乎不可能同时爱两个人，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去使用这种性自由。当然，波伏娃并不是丝毫不在意萨特的行为，她也有过痛苦，但是其一，她不愿意违背当初的诺言；其二，波伏娃始终认为萨特的这些“偶然的爱情”都只是昙花一现。也只有她能理解萨特不结婚，以一具自由之躯去探索去发现爱情真正价值的做法，和他对资产阶级那一套社会制度和习俗的蔑视和背叛。
萨特曾在给波伏娃的信中写道：“几个月来所有这些以她们的爱来烦恼我的人，没有一个是在生理上真正让我愉快的和在感情上能够彼此交流的。”他还说：“只有你可以给我一个鲜活的印象，你是我的眼、我的心，我的精灵，我的生命的保障，我的意识，我的源泉！”

他们虽然在一起生活，但各自都保持着自由和独立，彼此既不承担海誓山盟的义务，也不求助于法律的约束。他们的这种爱情生活方式，正是他们所奉行的存在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同时，也是这种哲学观念的具体尝试。
我认为，萨特与波伏娃之间的关系，还有着比爱情更为重要的内容，就是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以及文学创作。萨特说过：“波伏娃是我最理想的对话者……在我们之间独立无二的事情，是这种对等的关系。”他们能在四十五年的风风雨雨中不弃不离，便是他们在体验与探索中，始终保持着思想观念的一致以及在哲学、文化领域的平等地位。

作家诗哲魂在回复中也对我说：“他们的情爱方式对于那个法国时代是非常前卫的，他们对于性与爱之间的理解上超越了我们普遍人可接受观念的，对于现实社会的大多数人还缺少理解他们的前提条件，或是过于开放没有了文化内涵，或过于保守不能面对这种情爱。
实际上我理解对于性或情他们的实践都是以寻找冲决人类现实婚姻状态的一种大胆的选择，我理解他们的处境，也同情他们一生的遭遇，更觉得他们探索精神的可贵。一定是文化或精神支撑的性与情，才可能达到如此的实践高度。才可能有生命的意义，他们的这种选择是一种对人类几千年文化和婚姻史的反思。”

作家英子在她的《追问爱情》一书中也写道：“爱情的本质在于，我们最高的爱情对象不是一个人，而是高于人的神圣永恒的生命，是‘上帝’本身，它是一切爱的源泉，只有它才能保证人的爱情，体现爱情的真正价值和意义。”
正像耿立所说：“爱情的最高对象不是你寻找的那个人，而是人类的一种追求自由和真正幸福的永恒精神。”
对于今天的国人来说，爱与性已经不再是两个很刺眼的字。但是，如何理解和看待萨特与波伏娃的爱情生活，还要看你能站在怎样的一个高度。过于开放和所谓自由，都是对萨特和波伏娃爱情本质的歪曲和亵渎。
早在八十年代，人们从理论上对待爱情与婚姻的思想和观念，就已经走向开放。然而，爱情的梦幻和诗意与婚姻的现实有着无法调和的冲突。那种在性、爱情和婚姻三方面都得到满足的婚姻，是人们最最向往的，也是最符合人性的，可是，它却遭遇着缕缕的失败。

萨特与波伏娃是幸运的，也是唯一的，他们的体验与尝试是成功的，他们用自己的一生，探索和体验了完美爱情的存在方式，而且也找到了生命存在的意义。也正像萨特回答《新闻周刊》采访记者时说的那样：
记者问萨特：“你如何描述你和西蒙娜·德·波伏瓦45年的关系？”
萨特答道：“这不仅仅是一种友谊。这是你在婚后状态中所能有的一种感情。”

世人们称波伏娃为萨特的终生伴侣而不是夫人，这无论对於萨特还是波伏娃都是最乐于接受的，同时也是最恰当的，唯有这个称呼才能真实地概括这两位思想家、文学家爱情生活的内容和所奉行的哲学信念。他们这两具血肉之躯和普通人一样相爱，却又从未正式结婚，过着一种不同于普通人的爱情生活，在各自独立的共同生活中，他们将自己造就为全球享有盛誉的思想文化巨子。
近二十年了，我一直在心中，将萨特与波伏娃的情爱定位在最完美的境界，为他们树起了一座最美丽的爱情丰碑。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恐怕不再会有一对情侣能像他们那样，站在世人无法企及的高度，用一生去体验、探索情爱的真谛。

近些日子，同样是怀着对他们的热爱和崇敬的心理，我读了黄忠晶的《第三性——萨特与波伏瓦》。在细读了他们从相遇、相知到相爱以及所有的爱情经历之后，我反倒产生了些许困惑。
为此，我不得不重又翻开萨特的《存在与虚无》，翻开波伏娃的《第二性》，我想说服自己，能站在更高的层面上去理解萨特与波伏娃。因为，要从心中移走这块丰碑，我有一种心痛的感觉。

《第三性——萨特与波伏瓦》中写道：“在性爱问题上，萨特过去不只同一个女性交往，今后也不打算实行一夫一妻制。他在同波伏娃结识之初，就直言不讳地说明了自己的态度：‘我们之间的爱情是一种真正的爱，但这不妨碍我们有时体验一下其它的风流韵事。’他认为男女两性在这上面有着同样的自由，这种观点颇合波伏娃的意思。虽然这时她并不打算另有什么‘风流韵事’，但原则上同意了他的看法。”

萨特在与波伏娃相爱之后，先后又与不少的女性有过性爱关系。柏林的“月亮”女人、卢昂的金发“小白俄”、“小白俄”的妹妹万达、美国的多洛丽丝、“希腊的年轻女子”梅琳娜，直至到最后，他收养的小他三十二岁的女子，也成了他的情人。
萨特这样接二连三地有艳遇，按常理势必引起波伏娃的强烈反应，破坏他俩的关系，可实际上并没有。这大概是缘于他们相识之初就决定不结婚，给对方自由和权利。萨特在生活中体验关于自由和偶然性的思想，将他同女人的关系、爱情、性欲、肉体，都揉和在一起，以一种哲学体系的形式表现出来。
而波伏娃与普通的女人一样，性与爱对她来说是密不可分的。她几乎不可能同时爱两个人，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去使用这种性自由。当然，波伏娃并不是丝毫不在意萨特的行为，她也有过痛苦，但是其一，她不愿意违背当初的诺言；其二，波伏娃始终认为萨特的这些“偶然的爱情”都只是昙花一现。也只有她能理解萨特不结婚，以一具自由之躯去探索去发现爱情真正价值的做法，和他对资产阶级那一套社会制度和习俗的蔑视和背叛。
萨特曾在给波伏娃的信中写道：“几个月来所有这些以她们的爱来烦恼我的人，没有一个是在生理上真正让我愉快的和在感情上能够彼此交流的。”他还说：“只有你可以给我一个鲜活的印象，你是我的眼、我的心，我的精灵，我的生命的保障，我的意识，我的源泉！”

他们虽然在一起生活，但各自都保持着自由和独立，彼此既不承担海誓山盟的义务，也不求助于法律的约束。他们的这种爱情生活方式，正是他们所奉行的存在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同时，也是这种哲学观念的具体尝试。
我认为，萨特与波伏娃之间的关系，还有着比爱情更为重要的内容，就是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以及文学创作。萨特说过：“波伏娃是我最理想的对话者……在我们之间独立无二的事情，是这种对等的关系。”他们能在四十五年的风风雨雨中不弃不离，便是他们在体验与探索中，始终保持着思想观念的一致以及在哲学、文化领域的平等地位。

作家诗哲魂在回复中也对我说：“他们的情爱方式对于那个法国时代是非常前卫的，他们对于性与爱之间的理解上超越了我们普遍人可接受观念的，对于现实社会的大多数人还缺少理解他们的前提条件，或是过于开放没有了文化内涵，或过于保守不能面对这种情爱。
实际上我理解对于性或情他们的实践都是以寻找冲决人类现实婚姻状态的一种大胆的选择，我理解他们的处境，也同情他们一生的遭遇，更觉得他们探索精神的可贵。一定是文化或精神支撑的性与情，才可能达到如此的实践高度。才可能有生命的意义，他们的这种选择是一种对人类几千年文化和婚姻史的反思。”

作家英子在她的《追问爱情》一书中也写道：“爱情的本质在于，我们最高的爱情对象不是一个人，而是高于人的神圣永恒的生命，是‘上帝’本身，它是一切爱的源泉，只有它才能保证人的爱情，体现爱情的真正价值和意义。”
正像耿立所说：“爱情的最高对象不是你寻找的那个人，而是人类的一种追求自由和真正幸福的永恒精神。”
对于今天的国人来说，爱与性已经不再是两个很刺眼的字。但是，如何理解和看待萨特与波伏娃的爱情生活，还要看你能站在怎样的一个高度。过于开放和所谓自由，都是对萨特和波伏娃爱情本质的歪曲和亵渎。
早在八十年代，人们从理论上对待爱情与婚姻的思想和观念，就已经走向开放。然而，爱情的梦幻和诗意与婚姻的现实有着无法调和的冲突。那种在性、爱情和婚姻三方面都得到满足的婚姻，是人们最最向往的，也是最符合人性的，可是，它却遭遇着缕缕的失败。

萨特与波伏娃是幸运的，也是唯一的，他们的体验与尝试是成功的，他们用自己的一生，探索和体验了完美爱情的存在方式，而且也找到了生命存在的意义。也正像萨特回答《新闻周刊》采访记者时说的那样：
记者问萨特：“你如何描述你和西蒙娜·德·波伏瓦45年的关系？”
萨特答道：“这不仅仅是一种友谊。这是你在婚后状态中所能有的一种感情。”

世人们称波伏娃为萨特的终生伴侣而不是夫人，这无论对於萨特还是波伏娃都是最乐于接受的，同时也是最恰当的，唯有这个称呼才能真实地概括这两位思想家、文学家爱情生活的内容和所奉行的哲学信念。他们这两具血肉之躯和普通人一样相爱，却又从未正式结婚，过着一种不同于普通人的爱情生活，在各自独立的共同生活中，他们将自己造就为全球享有盛誉的思想文化巨子。
近二十年了，我一直在心中，将萨特与波伏娃的情爱定位在最完美的境界，为他们树起了一座最美丽的爱情丰碑。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恐怕不再会有一对情侣能像他们那样，站在世人无法企及的高度，用一生去体验、探索情爱的真谛。

近些日子，同样是怀着对他们的热爱和崇敬的心理，我读了黄忠晶的《第三性——萨特与波伏瓦》。在细读了他们从相遇、相知到相爱以及所有的爱情经历之后，我反倒产生了些许困惑。
为此，我不得不重又翻开萨特的《存在与虚无》，翻开波伏娃的《第二性》，我想说服自己，能站在更高的层面上去理解萨特与波伏娃。因为，要从心中移走这块丰碑，我有一种心痛的感觉。

《第三性——萨特与波伏瓦》中写道：“在性爱问题上，萨特过去不只同一个女性交往，今后也不打算实行一夫一妻制。他在同波伏娃结识之初，就直言不讳地说明了自己的态度：‘我们之间的爱情是一种真正的爱，但这不妨碍我们有时体验一下其它的风流韵事。’他认为男女两性在这上面有着同样的自由，这种观点颇合波伏娃的意思。虽然这时她并不打算另有什么‘风流韵事’，但原则上同意了他的看法。”

萨特在与波伏娃相爱之后，先后又与不少的女性有过性爱关系。柏林的“月亮”女人、卢昂的金发“小白俄”、“小白俄”的妹妹万达、美国的多洛丽丝、“希腊的年轻女子”梅琳娜，直至到最后，他收养的小他三十二岁的女子，也成了他的情人。
萨特这样接二连三地有艳遇，按常理势必引起波伏娃的强烈反应，破坏他俩的关系，可实际上并没有。这大概是缘于他们相识之初就决定不结婚，给对方自由和权利。萨特在生活中体验关于自由和偶然性的思想，将他同女人的关系、爱情、性欲、肉体，都揉和在一起，以一种哲学体系的形式表现出来。
而波伏娃与普通的女人一样，性与爱对她来说是密不可分的。她几乎不可能同时爱两个人，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去使用这种性自由。当然，波伏娃并不是丝毫不在意萨特的行为，她也有过痛苦，但是其一，她不愿意违背当初的诺言；其二，波伏娃始终认为萨特的这些“偶然的爱情”都只是昙花一现。也只有她能理解萨特不结婚，以一具自由之躯去探索去发现爱情真正价值的做法，和他对资产阶级那一套社会制度和习俗的蔑视和背叛。
萨特曾在给波伏娃的信中写道：“几个月来所有这些以她们的爱来烦恼我的人，没有一个是在生理上真正让我愉快的和在感情上能够彼此交流的。”他还说：“只有你可以给我一个鲜活的印象，你是我的眼、我的心，我的精灵，我的生命的保障，我的意识，我的源泉！”

他们虽然在一起生活，但各自都保持着自由和独立，彼此既不承担海誓山盟的义务，也不求助于法律的约束。他们的这种爱情生活方式，正是他们所奉行的存在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同时，也是这种哲学观念的具体尝试。
我认为，萨特与波伏娃之间的关系，还有着比爱情更为重要的内容，就是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以及文学创作。萨特说过：“波伏娃是我最理想的对话者……在我们之间独立无二的事情，是这种对等的关系。”他们能在四十五年的风风雨雨中不弃不离，便是他们在体验与探索中，始终保持着思想观念的一致以及在哲学、文化领域的平等地位。

作家诗哲魂在回复中也对我说：“他们的情爱方式对于那个法国时代是非常前卫的，他们对于性与爱之间的理解上超越了我们普遍人可接受观念的，对于现实社会的大多数人还缺少理解他们的前提条件，或是过于开放没有了文化内涵，或过于保守不能面对这种情爱。
实际上我理解对于性或情他们的实践都是以寻找冲决人类现实婚姻状态的一种大胆的选择，我理解他们的处境，也同情他们一生的遭遇，更觉得他们探索精神的可贵。一定是文化或精神支撑的性与情，才可能达到如此的实践高度。才可能有生命的意义，他们的这种选择是一种对人类几千年文化和婚姻史的反思。”

作家英子在她的《追问爱情》一书中也写道：“爱情的本质在于，我们最高的爱情对象不是一个人，而是高于人的神圣永恒的生命，是‘上帝’本身，它是一切爱的源泉，只有它才能保证人的爱情，体现爱情的真正价值和意义。”
正像耿立所说：“爱情的最高对象不是你寻找的那个人，而是人类的一种追求自由和真正幸福的永恒精神。”
对于今天的国人来说，爱与性已经不再是两个很刺眼的字。但是，如何理解和看待萨特与波伏娃的爱情生活，还要看你能站在怎样的一个高度。过于开放和所谓自由，都是对萨特和波伏娃爱情本质的歪曲和亵渎。
早在八十年代，人们从理论上对待爱情与婚姻的思想和观念，就已经走向开放。然而，爱情的梦幻和诗意与婚姻的现实有着无法调和的冲突。那种在性、爱情和婚姻三方面都得到满足的婚姻，是人们最最向往的，也是最符合人性的，可是，它却遭遇着缕缕的失败。

萨特与波伏娃是幸运的，也是唯一的，他们的体验与尝试是成功的，他们用自己的一生，探索和体验了完美爱情的存在方式，而且也找到了生命存在的意义。也正像萨特回答《新闻周刊》采访记者时说的那样：
记者问萨特：“你如何描述你和西蒙娜·德·波伏瓦45年的关系？”
萨特答道：“这不仅仅是一种友谊。这是你在婚后状态中所能有的一种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