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扶持，武当道教处于鼎盛时期。在明朝统治的二百余年间，武当山的政治地位较高，经济活跃，被誉为“举世无双的庞大而宏伟的道场”。 圣旨，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种特殊的文体，专指封建皇帝下的命令或发表的言论。这些命令或言论，往往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对一个地方或一个事件的兴起、成功、失败都起着决定性作用。统治者重视武当道教、支持武当山建设，就突出反映在皇帝颁发的圣旨中。《武当山明代志书集注》中收录了现存明代武当山志书四部，即 《敕建大岳太和山志》（简称 《任志》）、《大岳志略》（简称《方志》）、嘉靖三十年《大岳太和山志》（简称《王志》）、隆庆六年《大岳太和山志》（简称《卢志》），其基本情况见《略述武当山历代山志》一文。 在上述山志中，圣旨总计258道。其中，《敕建大岳太和山志》收录明洪武至弘治七年的 （1368年—1494年）圣旨124道；《大岳志略》收录明朝圣旨103道，其中，弘治七年至嘉靖十五年（1494年—1536年）圣旨15道；《大岳太和山志》收录明朝圣旨255道，其中，嘉靖十五年至三十五年 （1536年—1556年）圣旨107道；《大岳太和山志》收录明朝圣旨139道，其中，嘉靖三十五年至隆庆六年 （1556年—1572年）圣旨12道。解读这些圣旨，对我们了解明朝的政治、军事、经济，以及武当山建设、武当道教的发展等大有裨益。 一、玄帝信仰是武当山大建设的动力，是武当道教鼎盛的重要原因。 关于朱棣“南修武当”的起因，有许多种说法，常见的有以下两种说法： “搜寻说”，即明成祖朱棣夺位后，认为建文帝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他一路派郑和沿海寻找，另一路派人在全国各地找寻，并实施了名为修建武当山而实为寻找建文帝的大工程。 “稳定说”，即明成祖朱棣夺位后，以大力宣扬玄帝信仰为突破口，平舆论，笼民心，保稳定。 对于这两种说法，前者尚存争论，后者却在明代诸皇帝的圣旨中得到论证。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对道教崇奉的玄帝怀有敬畏之心，他在升丘玄清任嘉议大夫太常司卿的圣旨中，开篇即有“祀神之道大”的感叹。后来，在与武当道士孙碧云促膝谈心时，朱元璋对道教“教虽分三，道乃一也”的教义大加赞赏，龙心大悦之际说出“朕便是轩辕，尔便是广成子”的比喻，这就为道教在明朝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定下了基调，并相沿而为祖宗“成例”。 明成祖朱棣认为，自己能当上皇帝，是道教最高尊神——玄帝“阴翊”的结果，“我自奉天靖难之初，神明显助，威灵感应至多，言说不尽”。所以，他处心积虑地想为玄帝寻找一块人间仙境，让其长久地住下来，一则“报答神惠”，二则“上以资荐皇考、皇妣在天之灵，下为天下生灵祈福”。北京，是朱棣起兵发家的风水宝地，但他不可能让玄帝住在北京，中国的神灵信仰是不可能凌驾于皇权之上的。而武当山是“天下名山”，又是“玄帝修道显化之地”。同时，朱棣登上皇位后，武当山五龙宫道士李素希于永乐三年、四年连续将预示“嘉祥”、“丰穰”的武当山特有的榔梅进献给明成祖，朱棣大加赏赐，选址武当山、大建神宫仙馆的事就这样确定了。 武当道教宫观建成之后，武当山由“高真道场”一跃而成为“朝廷家庙”，明朝历代皇帝即位后，都要派钦差大臣到武当山致祭真武、修建斋醮；不仅如此，遇有御赐神像奉安、每年 “恭遇万寿千秋，并玄帝冲举圣诞”，均有圣旨敕命修建醮事。永乐之后的明朝13位皇帝，均在即位后派钦差到武当山致祭玄帝，其中，英宗两次即位，均派大臣到武当山致祭玄帝。 与此同时，民众亦把武当山作为 “朝圣”的最佳场所， “每遇春三，趋谒而徼福者莫不骈肩接踵，不数百里欢呼而至”，这种朝山进香活动，也给武当山带来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收入。 有明一代，上自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下至山林田野平民百姓，玄帝信仰蔚然成风。这种信仰，在明初凝聚成为一种新的动力，让统治者能体贴民情， “用工之时，要爱惜他的气力，体念他的勤劳；关与粮食，休著他受饥寒；有病着官医每用心调治”；同时，也支撑着数十万军民夫匠在这深山老林中辛苦劳作，建成这规模宏大的道教道场。明朝历代皇帝沿袭了这种信仰，均委派提督内臣、提督藩臣、提点，驻扎军队用以管理、保护、维修这赖于 “妥神”的武当道教道场。特别是嘉靖皇帝,他将这种信仰推向又一个高潮，他下令拿出内帑银11万两，动用10万夫匠修葺武当宫观。既有统治者的推崇和保护、又有深厚群众基础的武当道教，在明朝有着辉煌的发展就不足为奇了。 二、 “祖制”、 “成例”，是明代武当山宫观得以有效保护的关键。 明朝，武当山的建筑规模达到了顶峰。明永乐年间，在朱棣的主持下，隆平侯张信、驸马都尉沐昕、礼部尚书金纯、工部侍郎郭琎等官， “统领天下亿万钱粮，官军夫匠20余万，到山修建大小宫观36处，殿堂、房屋1800余间，12年工完”。这些大小宫观以天柱峰为轴心，向四面八方辐射，遍布全山。仅古均州城至天柱峰官道、神道旁的建筑就绵延140余华里， “五里一庵十里宫”、 “玉虚仿佛秦阿房”是其真实的写照。这项旷日持久的建设，自筹备伊始到建设完工，甚至在宫观房屋、桥梁、道路维修等方面，都始终贯穿着皇帝的圣旨。从这些圣旨中，我们可以发现，在明朝二百多年时间里，遵循 “祖制”、 “成例”的历代皇帝，对武当山宫观建筑的保护、维修工作一直没有停止过，这为武当山在明代鼎盛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从圣旨中看，明朝历代皇帝对武当山宫观建筑的维修、保护工作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建设、维修不破坏山体植被。明成祖在颁给张信、沐昕修建天柱峰紫金城的圣旨中，明确地写道 “其山本身分毫不要修动”。在其它圣旨中，也多次提到建设宫观要“相其广狭，定其规制”。嘉靖年间维修宫观时， “白窑移于均之小江口，郧之潦石铺、柘溪口；黑窑于石板滩、蒿口、花栗岗”，这些制造维修材料的白窑、黑窑所在地，都是距宫观较偏远的地方。这些做法既是道教“道化自然”的宗旨体现，也是保护武当山环境的突出表现。 二是制定制度、划定保护范围。永乐十一年十月，为保护道士清修及加强道教管理，明成祖专门颁布圣旨，拒 “一应往来浮浪之人”于山门外；同时， “若道士有不务本教、生事害群、伤坏祖风者”，也有依据处理。明朝皇帝多次敕谕官员军民诸色人等 “毋得侮慢亵渎，砍伐侵种，生事扰害”。成化五年，圣旨明确划分了宫观庵的四方边界，如五龙宫自然庵， “东至青羊涧，西至西行宫，南至桃源涧，北至明真庵，为庵中永业”。成化二十年，更是明确了武当山 “官山”的界限：“东至冠子山，西至鸦鹕寨，南至麦凹，北至白庙儿”。以后历代皇帝多次下圣旨重申这一边界。 三是增设道官管理武当道教事务。在武当山大建设正式开工的第二年，也就是永乐十一年九月，明成祖就颁圣旨给正一嗣教真人、四十四代天师臣张宇清，让其从浙江、湖广、山西、河南、陕西等地挑选有道行者担任玉虚宫、紫霄宫、五龙宫、南岩宫住持、提点，并每处各选50人看守。各大宫观每处至少2名提点，多者4名，全山每年提点数稳定在20人左右，且均为正六品。永乐十七年（1419年），圣旨命湖广布政司右参议诸葛平“不管布政司事，专在大岳太和山提调事务”。宣德十年（1435年）三月十六日，增设提督内臣（太监）到提调武当山事务。至此，提督内臣、提督藩臣、提点等职官合力管理武当道教及武当山事务。后来，随着社会矛盾的不断出现，武当山提督内臣的权力及管理范围也越来越大。成化十二年（1476年），右监韦贵“兼分守荆襄二府所属州县并卫所，各该山场哨堡巡司，兼管附近淅川、内乡二县”。成化十六年，内官监太监韦贵的管理范围则为“兼分守荆州、襄阳、郧阳三府所属州县并卫所，及河南南阳府之淅川、内乡县，陕西汉中府之白河县，西安府之商州及洛南、商南、山阳县，与郧阳接界者四十余处”。当然，其职责也扩大到了赈济灾民、安抚流民、清剿盗贼等方面。总之，这些举措是为了保证武当道场有一个清静的修练环境。  四是设置专门维修机构及领导。武当山维修工作的领导人，其实就是住山的提督内臣、提督藩臣。而维修人员，则由最初民工“以工代科差”，逐步演变为固定的“军队维修工”。永乐十五年，免去均州军民人户税粮之外的全部科差，“均州八里人民在山洒扫”。到了永乐二十一年，胡濙建议让“均州守御千户所旗军”担负维修工作，朱棣虽然当时没有同意，但没过多久，于二十二年（1424年）二月十九日，他就专门下圣旨给诸葛平，称维护人员“就于均州千户所官军内拨用”。洪熙元年（1425年），正式启用均州千户所旗军专一维修武当宫观，并且“免尔均州一千户所军余、杂泛、差役”，“皇家工程兵”由此诞生。其后，相沿成例，明朝二百多年来没有间断过。维修任务繁重时，还从襄阳调拨官军充当维修工。维修工作告一段落后，“襄阳原拨官军四百二员名，俱放回操备”。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类圣旨多与职官的任命、调动有关。但无论当朝皇帝有关保护、维修的圣旨多与寡，当其坐上皇帝宝座的时候，铁定会下一道圣旨，敕令武当山官员、军民、夫匠用心巡视、修理武当山宫观。现存明代4部山志所记明朝圣旨，与武当山保护、维修有关的达80%以上，这足以显示武当山的重要地位。不过，也只有这种代代相传、持之以恒地悉心维护，才使得武当山宫观建筑在600年后的今天仍辉煌如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