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伯族简史

肖 夫

第一章 概 论

我们的祖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锡伯族就是这个大家庭中一个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大兴安岭、嫩江；北部和嫩江左岸呼伦贝尔草原、松花江流域的扶余、前郭尔罗斯等区域是锡伯族祖先的发祥地和早期生产、生活过的第一故乡。

锡伯族是一个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她和全国各兄弟民族，特别是和东北、西北的少数民族一道，用辛勤的劳动和丰富的智慧，创造了自己光辉的历史和优秀的文化，并对缔造我们伟大祖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第一节 锡伯族的人口分布

十七世纪中叶以前，锡伯族就繁衍生息在祖国的东北部，是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之一。随着历史的变迁和为适应气候、地理等因素而进行的民族内部的自然迁徙以及统治民族频繁的调遣，使他们由原来生活的地区分散到辽宁，北京、山东等地。到了一七六四年(清乾隆二十九年)，清政府又抽调东北的锡伯族八旗官兵一千零二十人，连同眷属共计三千二百七十五人移驻新疆的伊犁地区。从那时候起，就有一部分锡伯族人民分布于祖国的大西北，形成今日东、西分居的局面。

据一九八二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国的锡伯族人口有八万三千六百二十九人。主要分布在辽宁、新疆、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等地区。分布在辽宁省的锡伯族共有四万九千三百八十人，约占全国锡伯族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九，辽宁省各地都有锡伯族居住，遍及全省十二个市、地的八十九个区、县之内。其中有锡伯族一千人以上的区、县九个，如：沈阳市新城子区有一万六千四百九十三人；于洪区有四千一百八十九人；新民县有一千八。百九十二人；苏家屯区有一千四百二十七人，铁岭地区的开原县有六千四百九十七人，法库县有二千零六人，锦州市的义县有二千五百七十九人；丹东市的凤城县有二千九百六十七人；大连市的复县有一千六百四十四人。一千人以下至五百人的区、县有八个；五百人至一百人的区、县有九个；一百人以下的区、县有六—十—个。另外，在全省各市、地、区、县、社：所属生产大队，锡伯族人口一百人至一千人的生产大队有九十八个；一百人以下至三、五人的生产大队还有一百零六个。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共有锡伯族二万七千三百六十四人，约占全国锡伯族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强。其中有一万七千三百三十九人，约占新疆锡伯族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以上，聚居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此外，散居在乌鲁木齐市、伊宁市、塔城、霍城县、巩留县的各有一千人以上，——千人以下至一百人以上市、县、区有十个；一百人以下至三、五人的市、县、区有五十九个。总的来说，新疆的锡伯族主要分布在北疆地区，特别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所属各市、县之内。

分布在吉林省的锡伯族共有一千五百五十九人，主要聚居在松花江中游的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的锡伯屯、扶余县达户屯以及长春市等处。

分布在黑龙江省的锡伯族共有二千六百二十一人，主要聚居在双城县、富裕县的三家子屯和齐齐哈尔、哈尔滨等地。

此外，分散在内蒙古东部和北京等处的锡伯族也有二千余人。

总之，从上述的分布状况来看，锡伯族在全国的分布是大分散小集中的局面。

第二节 锡伯族聚居区的自然概貌

在第一节里已经讲了，锡伯族的分布状况是大分散小集中的局面。辽宁省锡伯族居住的“锡伯屯”，大都座落在九河下梢的涝洼地带，移驻伊犁的锡伯族大都沿伊犁河岸边定居；留居吉林省的锡伯族，则在松花江中游，以及松嫩平原一带居住。他们在各自所处的自然环境里，利用地利，劳动生息，发展壮大。

辽宁省位于我国东北的南部，地势大致东西较高，中部和沿海较低。除松岭、医巫闾山等丘陵山地外，概为一片广大的辽河平原。这里的主要河流以辽河为主，支流以浑河和太子河较为重要。分布在辽宁省的锡伯族主要散居在辽河、浑河以及太子河这三条河流域。散居在吉林、黑龙江的锡伯族则居住在松嫩平原。

辽河平原、松嫩平原面积广阔，地面平坦，土壤肥沃，水源充足，便于灌溉，是宜耕宜牧的好地方。

早在十七世纪中叶以前，锡伯族就繁衍生息在大小兴安岭的深山里和广阔平坦的松嫩平原上。松嫩平原实际上是一个四面被山岭包围的盆地，松花江、嫩江汇集在这里。这里气候适宜，雨水充足。锡伯族适应有利的地理条件，很早就从狩猎、畜牧经济逐渐进入了农业经济，发展了农业生产。所以，清代初期“席北米” (席北即锡伯)就盛名于东北。

十七世纪中叶以后，由于统治民族出于政治和军事上的需要，把长期生活在松嫩平原的大部分锡伯族凋遣来辽河平原驻屯。从此，他们在辽河流域，浑河边上又创建村寨，垦荒造田。

辽河平原不仅面积广阔，土地肥沃，而且气候比较温和、湿润，生长期约一百八十——二百天。所以，很适合于各种植物的生长，是辽宁省主要的耕作区。移驻盛京所属各地的锡伯族，充分利用当地有利的自然条件，从事农业生产。在早主要种植高梁、玉米、小麦、谷子等。经济作物有大豆、棉花、柞蚕、烟草等。八十年代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也办起了工业，如：住在浑河流域的沈阳市苏家屯区北莹子大队(以锡伯族为主的大队)，在粮食生产自给有余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方便的交通条件，办起了四个工厂：麻刀厂、烤漆厂、化工厂和有机玻璃厂。

沿着嫩江、，松花江岸和沿海一带居住的锡伯族，则利用河湾等地的有利条件，除经营农业外，还搞一些渔业生产。

新疆地区锡伯族聚居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位于新疆西部的伊犁河南岸和天山西段的阿拉喀尔山北部。北面以伊犁河与伊宁县、伊宁市、霍城县为界，东面与巩留县接壤，南部以阿拉喀尔山与昭苏、特克斯相邻。东西长约九十六公里，南北宽约七十二公里，面积为四千四百三十四点二四平方公里。全县共有八个公社、两个国营农牧场、三个农垦团场、两个林场，是一个以农为主，农牧结合的县。

这里的地势为东南高、西北低，海拔高度为五百八十——三千八百米，由南往北逐渐平坦，自东向西渐趋开阔。平原占百分之四十四点三，丘陵占百分之二十七，山区占百分之二十八点七。现已开垦的耕地面积为九十六万四千六百七十四亩。海拔七百米以下的伊犁河冲积平原是自治县的主要农业区。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属大陆性北温带温和干旱气候，这里光照充足，四季分明。另外，它的东、南、北三面为天山支脉所环绕，西部地形开阔，易受冷气流侵袭，是新疆降雨量较多的地方之广；无霜期约在一百五十——一百八十天，适于农作物的生长。居住在这里的锡伯族，二百多年来适应上述发展农业的良好自然条件，种植小麦、玉米、高梁、水稻、谷子、豌豆等粮食作物，油料有胡麻、油菜、葵花籽等。还种有棉花、烟草等经济作物。锡伯族亦有经营园艺、花卉和种植蔬菜的传统习惯，锡伯族家家都有前后大园，这里栽培各种果树，如苹果、梨、杏、葡萄等，还种植蔬菜，有辣椒、韭菜、土豆、大蒜、葱、萝卜、黄瓜、茄子、白菜等二十余种。蔬菜瓜果自种白食，没有买卖的习惯。

这里水草丰美，也是个很好的畜牧区。锡伯族主要饲养牛、羊、马，除了农耕和交通使用之外，主要是解决吃肉、吃奶等问题，也喜欢饲养鸡、鸭、猪等家禽家畜。北部河湾里盛产各种鱼类，主要是鲤鱼，新疆有名的鲟鳇鱼又是伊犁河的特产，所以捕鱼也是锡伯族人民古往今来的一项主要的副业生产，同时也是锡伯民族的一种爱好。故冬雪出猎，春化捕鱼，是锡伯族祖传的风尚。南面的阿拉喀尔山是水草丰美的夏牧场，山里又蕴藏着丰富的矿产，如煤、铁和稀有金属等；生长着砍伐不尽的以云杉为主的林木；而鹿茸、贝母、大黄、甘草等药材是这里的重要特产。特别是煤的储藏量多，质量又好，除供应本县工矿企业、机关团体和一般居民的燃料之外，还供应伊宁市、伊宁县、巩留县、博尔塔拉等市、县的燃料。

第三节 民族关系

纵观古今中外历史，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孤立地生存和发展。各民族通过友好往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壮大。在交往中，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些纠纷、隔阂，于是就构成了比较复杂的民族关系。

锡伯族的先民鲜卑，特别是拓跋鲜卑，早在公元337——581年之间，在黄河流域先后建立过南燕、西秦、后燕、南凉、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等十几个王朝，大量的和汉族接触。他们迁到中原以后，逐渐采用与中原农业生产水平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制度，实行了“分土定居，计口授田”等措施。正如列宁在《论“民族文化”自治》一文中所说：“只要各个民族住在一个国家里，它们在经济上、法律上、生活习惯上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大量的历史文物证明，自两汉时期开始，居住在东北的鲜卑民族与中原等地区的汉族， 虽然相隔千里，但在经济上就保持着联系。例如，从满洲里市扎赉诺尔、察右旗赵家房子村二兰虎沟、四子王旗井滩等地，被认为是鲜卑人的墓葬中出土的随葬品来看，有两种特色的文物：一种是反映鲜卑特色的金、银动物形饰牌，双条铜釜，长腹陶罐，又有一种是典型的汉式文物，如灰陶罐、规矩镜等。还有汉文的“如意”锦残片，足以说明民族间早有的交往。

历史就是这样，在我国北部的广阔疆域内，少数民族的南迁，汉民族的北移，兄弟民族之间杂居共处，相互渗透，以及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逐渐趋向融合的现象比比皆是。

锡伯族东西两部分的差异，也证明了民族交往、共同影响的事实。由于历史的原因，锡伯族被分隔成东西两大部分，相隔已两个多吐纪了。在这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因他们各自所处的地理条件、社会环境等各不相同，东北和新疆地区的锡伯族在其经济生活和精神文化的发展上均起了变化，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十八世纪中叶；携眷驻防新疆伊犁的锡伯族，为了适应当时的政治制度和军事上的需要，自乾隆三十一年进驻伊犁河南岸 (即今日察布查尔地区)的次年，就组建了锡伯营，同索伦营、察哈尔营、厄鲁特营统称为伊犁四营。锡伯营组建之后：按。八旗分筑八个城堡定居下来，以后逐渐形成今日的八个牛录的居民区，这是今日还保留着的八旗制标本。因为他们生活在特殊的八旗军营制度里，在城堡之内，其它民族不能随声杂处。正由于居住比较集中，军营制度严格，加之清政府所规定的“旗民不通婚，旗民不交产”的禁令的束缚，使锡伯族与其它民族的交往相对地少了—些。所以，长期地保持了自己民族原有的语言文字以及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的许多特点。但由于维吾尔族是新疆的主体民族，伊犁是哈萨克族聚居的地方，所以也接受了一些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的影响，因而在他们的生活中又增添了如刁羊、吃抓饭等新的习俗。

然而留居在东北老家的锡伯族，由于居住比较分散，长期与汉族、满族和蒙古族等错居杂处，经济、文化的交流与日俱增，因此，汉族的文化对东北锡伯族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两族人民在生产、生活、语言文字、服饰和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基本上没有多大的差异了。和蒙古族错居杂处的也接受了蒙古族的文化，特别是语言等方面。如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自治县锡伯屯的锡伯族至今讲——口流利的蒙古语，在生活习俗等方面亦受到一定影响。

总之，锡伯族就是在与各族人民的长期交往中，不断吸取其他民族的生产技术、科学文化而发展壮大的，同样，锡伯族的生产生活对其他民族也有影响。在锡伯族历史上与各民族和睦相处是主流。

第二章 族名与族源

第一节 族 名

“锡伯”在汉文里有须卜、犀比、鲜卑、悉比、失必、师比、室韦、失围、斜婆、西伯、实伯、史伯、冼白、西北、西僰、席百、席伯，席北、锡伯等二十余种读音和写法，这是由于用汉语，拼写少数民族语音时，审音定义不准，加之封建史学家撰写史书时，往往从大汉族主义和正统观念出发所致。

关于锡伯族族名的由来和它的含义，中外史学家解释不一，归纳起来有以下三种不同的解释。

一种解释，“锡伯”系地名，后来成为居住在这里的部落的名称。如日本人岛田好在其《锡伯卦尔察部族考》—文中写道：“锡伯人自言：锡伯系伯都讷附近之地名。予谓‘sibege’乃绰尔河之故名，遂成此河流之地名，进而成为据有其地之部族之名称也。”[①]

《后汉书·鲜卑传》亦云：“鲜卑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因此号焉。”

以上是族名由地名而来的主张及其依据。

一种解释，“锡伯”是由部落名发展成为民族名称的。如《锡伯族源考》，—文中这样记载：“查阅《辽史》，和黄头室韦一起征辽的臭泊部，与锡伯声音相连，就可能是共同音异字。”[②]

一种解释，“锡伯”即鲜卑的遗民，鲜卑音转为锡伯。如何秋涛《朔方备乘》一书中记载：“臣秋涛谨案：鲜卑音转为锡伯，亦作席北，今黑龙江南、吉林西北境，有锡伯部落，即鲜卑遗民。”[③]

《亚洲学报》上有—段记载，说的更清楚。“鲜卑入迁内地后，都逐渐融合在汉族大集团之内；其在边缘遗留的部落，则另起名称，如契丹、库莫奚、地豆干之类，更远的部落由于译音的不同，又别有名称，如室韦、失韦之类。其实，室韦、失韦即鲜卑的音转。” [④]

以上三种说法，就是古今中外学者对“锡伯”这一族名的总括的提法。根据古代文献的记载和锡伯族的民间传说，以及本民族从古到今的风俗习惯等实际情况来分析，后两种解释比较符合历史事实。下面依据史料，对“锡伯”这一族称的由来，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

“锡伯”这一写法的最早使用，见于明万历二十一年(一五九三年)，对“九部之战” [⑤]的记载。“科尔沁三部，即科尔沁、锡伯、卦尔察，……九部联军，攻打努尔哈赤……。

《清太祖实录》里记载满洲诸部之世系中，有乌拉之克习纳都督，被杀于同族之巴岱达尔汗，克习纳都督之孙名万，一名王台(即以后哈达之万汗)，奔“席北” (即锡伯)之绥哈城的一段史实，这是“锡伯”之名见于正史之始。 [⑥]以后在满族入关前后，用汉字记载的史书以及档案里，则用席百、席伯、席北、西僰等字样为多见，偶尔也有写“锡伯”二字的。自辛亥革命以后至今日，则一律使用了现在的“锡伯”二字。

“锡伯”是鲜卑的转音，鲜卑是，中国古代民族之一，鲜卑人曾雄踞漠北广大地区，他们流动性大，活动面广，所以很多山河、城堡、村屯都是以“鲜卑” (或“锡伯”命名的)。下面引几条史料以佐证：

西清在《黑龙江外记》中叙述黑龙江省历史沿革时引何秋涛的话说：“鲜卑乃部种，非地名，今锡伯及俄之锡伯利亚，皆鲜卑之转音也”。[⑦]

西清在这里引用何秋涛对锡伯的解释，认为锡伯乃是鲜卑的转音，是部落名，非地名。俄国有锡伯利亚，就是因为鲜卑族长期散处其地，后人就以此部族之名，称此地为锡伯利亚。意思就是锡伯人经过和生活过的地方。

屠寄：《黑龙江舆图说》中亦云：“呼兰有西伯河，以鲜卑部遗人所居得名”。

童书业：《中国疆域沿革考》也记载云：“从里海至西伯利亚及辽水流域都是鲜卑族居住的地方，故《后汉书》所云：‘鲜卑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之语是错误的，鲜卑乃是其大名，事实上是以民族之名命山河之名。

清乾隆二十九年，居住在盛京所属十七个城镇的一部分锡伯兵民被抽调移驻新疆伊犁，途中休息、暂住一段时间的地方，渡河的口津，都被后人命名为“锡伯图”、“锡伯渡”。如额尔齐斯河上游的锡伯渡，就是锡伯族西迁的官兵经阿尔泰渡额尔齐斯河时的渡口。在额敏县的锡伯图，是锡伯族官兵歇脚待命的住处。

历史文献的记载和至今犹存的以族名命其居住地名的事实，充分说明；锡伯族名是“鲜卑”二字的转音，不是来源于山河之名。

关于“锡伯”是否是臭泊室韦的同音异写，从汉字的发音和汉译的一般规律可以看出。

前面提到过。汉译少数民族文字经常会出现语音上的错误，所以，一个民族在汉文史籍中往往有几种称谓。“锡伯”一音在锡伯族的口语中发音是“siwe”，在书面上则写“slbe”。那么，室韦(sewei)这个读音是怎样出现的呢?这就关系到汉字的发音和汉译的一般规律。如汉译少数民族语言的“锡” (si)音，均译成“什” (se)，蒙古人名乌巴锡(ubasi)汉译为乌巴什(ubase)，“si”变为“se”音；又如“笔帖和锡” (biexesi)汉译为“笔帖式， (bieise)，清朝的多数满汉文档案全部都是这样的变换规律。类似的例子，屡见不鲜。至于“we”和“wei”的关系，汉字没有“we”这个读音，要发“we”音，必须顺着音变的规律，自然地加“i”音，就成为“wei”音了。所以，锡伯和室韦本是一个读音，仅在汉语发音上有了一点区别。

室韦有许多部落，如蒙兀室韦、黄头室韦、臭泊室韦。其中，蒙兀室韦构成了蒙古民族的主体，不是所有的室韦都是今日锡伯族的先民。从发音上分析，臭泊室韦与锡伯最为接近，所以锡伯可能是臭泊的转音。

综上所述：“锡伯”这一族名，本是锡伯族的自称，从古至今都以“sibe”这一读音自称。但由于汉译时审音定义不准，所以在汉文史书中出现了十几种不同称谓。事实上，不论鲜卑、臭泊室韦，还是锡伯，都是同一民族名称的同音异写。认为“锡伯”来源于地名的观点是可以否定的。

第二节 族源

民族的起源，民族的迁徒，都是民族史上的重要研究内容。只有把这些重要内容弄清楚了，民族的同源异流和异源合流相互融合的历史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锡伯民族的起源和族属问题，是研究锡伯族历史的重要内容。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锡伯族缺乏史料记载，所以，研究其族源实有许多困难，史学界认识不一，诸说纷纭，至今未能得出定论。归纳起来看，亦有三种不同的见解。一种见解，认为锡伯族满族同源，都是女真人的后裔；一种见解，认为锡伯与鄂伦春同出自室韦，一种见解，认为锡伯即鲜卑的遗民，鲜卑音转为锡伯。

以上三种见解，各有一些史料作为立说的根据。究竟哪—种见解比较接近史实，下面试述之：

一、锡伯族与满族有无渊源关系

《满州源流考》和《柳边纪略》等文献都认为锡伯族与满族同源。

《满州源流考》记载：“清太宗诏谕嫩江锡伯说：我与尔之先世本是同源”。[⑧]

《柳边纪略》也说：“席北……土著。自言与满洲同祖”。[⑨]

“锡伯与满族同源，同祖”说的史料，迄今见到的并不多，下面根据清朝初期的实际情况，仅就现掌握的史料进行分析。

先从清太宗皇太极当时的地位和处境来分析。清初，新兴的满族贵族集团，为了进一步巩固他们在东北已取得的统治地位，必须首先全部征服骁勇善战的东北各打牲部落，以解后顾之忧，进而为未来的更大规模的征服战争准备必要的人力和物力。因此，他们对东北的各部落，采用了利诱和威逼并用的手段。与已降部落的贵族联姻，并给予高官厚禄，用以笼络。正如太宗文皇帝天聪八年甲戌十二月壬辰，命令管步军副都统巴奇兰、参领萨穆什喀率领官兵往征黑龙江时说的：

“尔等此行，道路遥远，务奋力直前，慎毋惮劳，而稍怠也。俘获之人，须用善言抚慰，饮食甘苦，一体共之。则人无疑畏，归附必众。且此地人民语言与我国同，携之而来，皆可以为我用，攻略时宜语之口，尔之先吐本皆我一国之人，载籍甚明，尔等向未知之，足以甘于自外，我皇上欲遣人详为开示，特时有未暇耳，今日之来，盖为尔等计也。如此谕之，彼有不翻然来归者乎”。[⑩]

所以，皇太极对东才匕地区语言相近的诸部族俱称“我与尔之先世本是同源”，不是事起无因。

其次再来看“锡伯自言与满州同祖”之说。早在明万历二十一年(一五九三年) “九部之战”前后，就有一些锡伯部落的头人携；阽亲属和属下投降了努尔哈赤，加入了满籍，得到了优厚的待遇。如一五八八年，苏完地方锡伯部落长索尔果和他的儿子费英东就率领五百户投降了努尔哈赤。努尔哈赤以费英东佐理政务。“九部之战”之后，又有一些锡伯族人畏威、“怀德”而归附了满族。如一六二五年(天命十年)努尔哈赤上谕所说：

“锡伯部之巴达那，脱离尔之原来部落。率三十余户前来投诚，已授封备御之官。巴达那故后，其弟赫洛惠承袭共兄长之职，与尔等同来之人，世世代代免役之”。[11]

随着努尔哈赤政权势力在东北的扩大和稳定，归属的锡伯族为数不少了。他们为了活命和图谋享受高官厚禄，向满族统治者献媚，道出了“席北与满洲同祖”之言。

斯大林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现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12]根据这一论述，对照—些史实进行分析，就可以了解锡伯族与满族非同源同族；之道理。

首先锡伯语与满语有所差别，这是区别不同民族的重要标志之—。《西斋偶得》记载：“锡伯或称史伯，其语言近满洲”。

《黑龙江志稿》亦云：锡伯，“打牲部落，本鲜卑遗种。……言语衣服与达呼尔同”。[13]

以上两条史料都没有说锡伯语与满语相同。一说锡伯语近于满语，而不完全相同；一说锡伯族语言、衣服与达呼尔相同。我们知道，达呼尔语属于蒙古语族，而满语属于满一通古斯语族，两者是有差别的。如果说锡伯语言与达呼尔相同的话，当然与满语是不同的。在《侍卫琐言补》一书中说的更清楚。如：

“东三省新驻京人，充侍卫人，皆以新满洲呼之，其实非满洲也。各有部落，如锡伯、索伦之流，……三省各部落人语言大异，有时共打乡谈，非清非蒙，自足彼处之方言也”。 [14] (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凤城县志》又有记载：“西僰族(锡伯)，原居伯都讷，康熙三十八年，经固山额真巴尔，：合泰奏准，移盛京二千名，……入凤城旗籍者无多姓，世居县西喇蛄沟等处，性柔和，能操土音，通清语，文童并满号考试”。[15]

又有《辽阳县志》记载云：“……清初以种族相近之关系颇多内附辄编入旗，分为蒙古八旗，旧部则赐以封爵羁縻之，使各安藩属，其色目又有锡伯、巴尔虎等名，习俗语言、文字与满洲小有异同。……”[16]

以上说明锡伯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锡伯语与满语是有差异的。

其次，满族贵族集团建立的清政府对锡伯族人民采取了歧视、压迫的态度，表观出两个民族在心理上的差异。从以下四个方面可以看出。

1．清初，清政府把东北隶属他的各部落统名为“满洲”。但是，满洲又有新旧之分，将自动投降的苏克苏虎等十七个部落叫做“佛满洲”即旧满洲，授予部落头领官职，人民免赋役；用武力征服的叶赫、乌拉、锡伯等四十九个部落叫做“伊彻满洲”，即新满洲；而归服较晚的绰尔河流域的锡伯人和伯都讷附近的卦尔佳人，则未获得“满洲”的称号，而仍用原来的名称。所以，同为一个锡伯族，有的叫“佛满洲”，有叫“伊彻满洲”，也有仍叫“锡伯”原称，未获得新旧满洲之称呼。由于与不同的名称相适应，有不同的隶属关系，不同的等级，不同的待遇，所以使锡伯民族内部陷于分裂。

2．清统治者为了防止锡伯族的反抗，加强对锡伯族的有效统治，又把锡伯族从原来聚居的故乡遣散到各处，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政策。这里有一份当时的官方不予记载的史料可以佐证。沈阳郊区大孤家子锡伯族吴扎拉氏《宗谱》里记载：“崇德帝(清太宗)说：“锡伯众人民要分散各境，万不可使居一围，恐后生事。” [17]

后来的统治者：顺治、康熙、乾隆等，一贯执行了这一政策。因此，长期生活在嫩江西岸、绰尔河、洮尔河和松花江流域的锡伯族人民，被迫进行了多次的大迁徒。康熙四十六年，众锡伯合力修建的沈阳“锡伯家庙”(即太平寺)立石碑追溯自己如何迁至盛京所属各城镇的具体时间、地点、人数等。石碑记载云：

“有青史世传之锡伯部族，祖居海拉尔东南扎兰陀岁河流域，嗣后移居尔根、齐齐哈尔、伯都钠等地，编七十四个牛录生息四十余载。于康熙三十六年、三十七年、三十八年，分三批迁入盛京，安置于各省驻防效力。……”[18]

康熙三十九年(一七OO年)，内务府等衙门又奏称：“锡伯等原系科尔沁之奴，为科尔沁纳贡奴役，不堪生存。蒙皇上(康熙皇帝)眷佑，不惜钱粮，支银数百万两，将伊等自科尔沁赎出，安置于乌拉等地。驾临乌拉时，锡伯等本应致死效力，以报皇上之恩。锡伯等并不效力丝毫不懂道理，故迁之盛京、锦州等处及京师诸城，均分八旗兼管，令其披甲，俾学道理”。[19]

从以上史实看，清朝统治者对锡伯部众大有戒心，不让他们聚居在各自的故土上繁衍生息，安居乐业，而是迁散到各地，以分散其力量，削弱其斗志。

3．清朝的内务府和王公贵族在东北各地都占有大量的庄园，强迫满、蒙以外的各部落去充当内务府“包衣”(家奴)。如松花江中游一带的罗斯屯、达户屯、锡伯屯、莫登格等村屯，都是包衣居住的村落，其中约有几百户锡伯人家，都是内务府的包衣，由京师派遣来专给皇室捕捞鲟鳇鱼。此外，在京师的皇宫、王府、满、蒙八旗内充当“包衣”的锡伯人就更多了。如上驷院咨文兵部，调取为随驾前往木兰围的太监备马当差的锡伯马甲之文件中写道：

“乾隆四十九年四月初五日，上驷院咨文兵部，为咨取锡伯马甲事：窃查，凡遇皇上巡幸，本院牧厩丁为随驾太监备马当差不敷，统自八旗取用管锡伯甲章京，锡伯甲在案。此次为随驾往木兰围太监备马，牵驼当差、本院牧厩丁实不敷闲。因此之故，循例咨行贵部转交八旗，着满、蒙八旗各派锡仙甲七十名，管甲章京一员。……”[20]

又在上驷院堂呈中记载云：“为咨行事：本院片奏，再查，本院每遇陵差，向由八旗挑取西伯章京八员，西伯甲二百八十名。……该官兵向随驾太监：备马当差。……”[21]

在《上驷院行文档》里，象类似的文件是不胜枚举的，这里不再赘述了。就照上述两件档案记载看，编入在京满、蒙八旗里的锡伯甲，实质上是满、蒙王公的“包衣”。锡伯甲为随驾太监备马、牵驼已成为清政府的惯例了。从记载推算，锡伯甲为太监备马当差始于康熙朝，止于光绪末年，长达二百三十多年，为太监备马当差是锡伯甲的一贯差务。众所周知，太监的身份是属于奴仆，而锡伯甲又为太监备马当差，其身份的贵贱是不言而喻的了。

4．遣散各地驻防效力的锡伯族，仍然遭受清统治者的歧视。乾隆以前，是不允许锡伯人充当护军或委官的。就在分配土地、草场以及升迁、调补等方面，也都存在着歧视。如在《八旗通志》卷二十六“兵制”条下云：

“雍正元年二月十八日，奉上谕，席北等原刁二挑选护军。嗣后；伊等内有汉仗好者，亦着挑选护军。特谕”

乾隆也曾谕臣下曰：“按旧制，凡卦尔佳，锡伯等咸不委任，后：降锡伯等移驻盛京以来，于一切差使，均能效力，不可仍溺于旧制，着施恩一体委用”。[22]

后来，在委用官员等方面，虽然放宽了一些，锡伯人才开始充任领队以下的官职，但被提升为二品的锡伯官员，其户册一定要转入在京满、蒙八旗籍。另外，即使是与满、蒙官员同样品级的锡伯官员，枉待遇—卜又有较大的差别。现将伊犁满营和锡伯营官员俸饷作一对照，以资帮助理解满族与锡伯非同源同祖的事实。如《锡伯营总管档房事宜》记载：

“满洲协领：年养廉银三百四十二两；佐领：年养廉银二百五十两；防御：一百六十两；骁骑校：一百三十两”。

“锡伯营总管(与满蒙协领同级别)：年养廉银一百三十两；副总管：一百零五两；佐领：一百零五两，防御：八十五两，骁骑校：六十两”。[23]

从这些具体的待遇上看，锡伯营总管，管辖八个牛录(八旗)的军政大员，和满营一个牛录里的三等小官是一样的待遇，但是，两者的品级却相差四级。

天聪九年(一六三五年)清太宗皇太极的上谕充分证明锡伯与满族本非同源同祖。皇太极说：

“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叶赫、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珠申。夫珠申之号，乃席北(即锡伯)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24]

从皇太极的这一段话得知，珠申这个族名，是指席北(今称锡伯)族的墨尔根部落而言，与皇太极所在的建州女真的族名毫无关系。就是说，锡伯与满族相互无关。

总而言之，“锡伯与满洲同源”之说与史实有出入，值得进一步商榷。

二、锡伯族与室韦、鄂伦春之关系

有人认为，锡伯族与鄂伦春同祖，源出室韦。[25]

室韦的发源地与锡伯族之发祥地吻合。如《太平寺碑文记》中写道：

“有青史世传之锡伯部族，祖居海拉尔东南扎赉陀罗河流域，锡伯族祖居嫩江左岸已明确。

至于室韦之发祥地与活动区域，新、旧唐书、《北史》等都有较详细的论述。如《北史·室韦传》云：“室韦国在勿吉北千里，去洛阳六千里。室或为失，盖契丹之类，其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为失韦。路出和龙北千余里，入契丹国，又北行十日至啜水，又北行三日有善水(魏书作盖水——作者注)，又北行三日有犊了山，其山高大，周回三百里。又北行三百余里，有大水名屈利，又北行三日至刃水，又北行五日到其国。有大水从北而来，广四里余，名捺水。”[26]

据中西学者解释，上面所述捺水，即今嫩江。啜水就是今西喇木伦河，犊了山即今桃赖图，屈利水乃句利水之误，即今洮尔河。从由屈利水北行，到其国有棕水等记载看来，此即室韦在今齐齐哈尔、嫩江伯都讷附近之证。

再看室韦和锡伯相同、相近的习俗。《魏书·失韦传》记载：

“父母死，男女众哭三年，尸则置于林树之上”。 [27]锡伯族至今不把幼儿死尸土葬，而是置于野外，让禽兽食之，意为尽快轮回转生。锡伯族旧习，父母死服丧三年，夫死，妻室守孝三年，不能改嫁。这些和室韦的丧葬习俗是一致的。此外，《隋书·室韦传》又记载云；

“……，妇女皆抱膝而坐”。

这一习惯坐姿在今日的锡伯族妇女中仍然可以见到。锡伯族妇女在礼仪方面非常注意，她们抱膝垫脚而坐的坐姿，是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与哈萨克族妇女的跪膝垫脚而坐，维吾尔族妇女的叉脚而坐都不同，在汉族的妇女中也见不到这样的姿势。

室韦的婚嫁之法，也与今日锡伯族婚姻习俗有相似之处。如《旧唐书》记载云：

“……婚嫁之法，男先就女舍，三年役力，因得亲迎其妇。役曰已满，女家分其财物，夫妇同车而载，鼓舞共归”。[28]

《新唐书》亦云：

“……其俗，婚嫁则男先佣女家三岁，而后分以产，与妇共载，鼓舞而还，夫死不再嫁。……"。[29]

今日的锡伯族在早也是男去女家役力三年，然后举办婚礼，女家分一些家产给女儿，此习俗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亦有之。这些虽然说是因备不起彩礼而去女家服役三年的，实际上就是祖先的旧习相沿于后世的佐证，只因年代久远，生产、生活环境又有异同，而增添厂新的说法而已。这种男去女家役力三年的习浴，在其他民族就不多见，仅在锡伯族中仍然继续着。

依据史料，锡伯族源出室韦是毫无疑问的，但鄂伦春族非出自室韦系统，因此不是与锡伯族同祖，这里也就不再叙述了。

三、锡伯族与鲜卑族的关系

根据文献资料、锡伯族民间传说以及民俗学方面的实际情况来研究，可以证实锡伯即鲜卑遗民的说法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是比较客观的见解。

1．从古人撰写的历史文献看“锡伯即鲜卑遗民”的观点。

《朔方备乘》中说：“臣秋涛谨案：锡伯利路，本鲜卑旧壤故有锡伯之名。考《汉书·匈奴传》云，黄金犀毗一颜师古注曰：犀毗，带钩也，亦曰鲜卑，语有轻重耳。据此知鲜卑音近锡伯，今黑龙江境，有锡伯一种，亦作席伯，亦作席北，既非索沦，亦非蒙古，即鲜卑遗民也。…… [30]”

自清道咸以来，研究我国东北、西北历史地理之学颇盛，何秋涛就是一个著名的学者。他关心时务，博览群史，补缀排类，著录汇编，写成《朔方备乘》。自谓此书将北方一带之史地、制度沿革、山川形势、部落、民族的情况详细地阐明了。何秋涛考察了锡伯利等路疆域，首先肯定“锡伯利路本鲜卑旧壤”，所以有锡伯之名。锡伯当非索伦，亦非蒙古，就是古代鲜卑的遗族。这是说今天西伯利亚的名称是出于鲜卑，而鲜卑又是民族的称呼，古代鲜卑人居住在西伯利亚，西伯利亚就是锡伯族生活过的地方的意思，同我国古文献说达呼尔人生活过的地方叫做“达呼利亚”是一样的道理。

李文田：《元秘史注》亦云：“失必即鲜卑之对音也，……亦作锡伯，亦作席北，既非索伦，亦非蒙古，即鲜卑遗民也。《一统志》作西毕尔斯科，《瀛寰志略》作西伯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