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到2010中国24年时尚产业志 广东省时尚产业协会信息中心 这是一部中国时尚产业24年的发展史,我们试图承担起一个国家时尚记录者的角色,在这条并不漫长,却充满奇迹并且曲折跌宕的时尚之路上,我们将为你梳理...

这是一部中国时尚产业24年的发展史，我们试图承担起一个国家时尚记录者的角色，在这条并不漫长，却充满奇迹并且曲折跌宕的时尚之路上，我们将为你梳理出一条时尚产业24年的发展脉络。我们相信，在时尚的外衣下，这条脉络反映着商业的本质和国家的变迁，从金钱、品牌的量变到中国人美丽的质变，从物质的升级到民族的自尊，那西方而来的时尚今日已彻底改变了我们，从暗涌到洪流，正在以不可阻挡的强势改变着整个世界。惟一不变的是：那些设计师的梦想和企业家的雄心，那些没有国界的永恒的美丽。

在此，我们谨能以5个横截面，尝试向你以点带面地描画出，那些将我们从蓝色咔叽布中山装带到今天的人们，请记住他们的名字或者身份—他们是第一代名牌代理，中国时尚的启蒙者；他们是建立时尚商业王国的渠道商；他们是国际品牌大鳄同样是推动这个国家时尚化进程的重要角色；他们是在梦想中挣扎并向着梦想猛冲的中国设计师；他们是中国服装企业家，企图修改今日世界的时尚版图。无论如何，24年毕竟太短，成与败很难下断言，然而，请跟随我们的专辑，且看中国时尚22年的风起云涌，并以此作为下一个10年，20年的期待和记忆。

代理商：奢侈品牌的中国启蒙者
他们，是为奢侈品在中国立下汗马功劳的市场拓荒者；他们，是与国际品牌深度联姻的中国伴侣；他们，是为奢侈品在中国之战略布局运筹帏幄的高手；他们，是为国际品牌封疆拓域的大将。

他们是谁？

他们，是那些奢侈品牌的中国代理商，带领我们以中国心发现整个世界，带领我们以世界心重新探索中国。品位、智慧、远见、坚忍，成就了他们作为奢侈品牌中国合伙人或代理商的使命，是他们的命运，却是品牌商和消费者们无可置疑的好运气！

1979年4月，新华社记者李安定比往常早半小时到单位，他在发黄的木质办公桌腿与半米高的废旧稿纸间拎起热水瓶，返身出去打热水。门口传达室的老大爷叫住他，递给他一份盖了红戳的公文。李安定只是瞄了一眼，却突然心跳加速。那是一份外贸部门的通知，说法国服装设计大师皮尔·卡丹应邀首次访华，将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一场服装观摩会。
这是一个小规模、仅限专业人士参加的时装表演，李安定后来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一个临时搭起的T型台上，8个法国模特和4个日本模特，在流行音乐的伴奏下扭胯摆臀，迈起猫步。台下穿着蓝灰中山装的观众们神色严肃、屏住呼吸。而当一个金发美女面对观众停住脚步，突然兴之所至敞开对襟衣裙时，台下的人们竟像一股巨浪打来，身子齐刷刷向后倒去。
凭着职业敏感，李安定隐约觉察到新事物正亟待破土而出，他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下观摩会所见所感，却在遣词造句上颇费苦心，因为他所看到的这些情景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是一剂猛药。
其实，就在李安定被那场观摩会深深震撼了的前几日，在长江以南的另一个大城市上海，也有人看到了奇怪的景象—1979年3月16日，上海黄浦区商场的营业员们发现，总有人挤到手表柜台前，询问能否买到某个品牌的手表，得到否定回答后的人失望离去，更多的后来者又赶来询问。
后来她们才知道，就在前一天，有一个叫做“雷达表”的外国手表广告同时出现在了上海电视台和《文汇报》上，由于时间和操作上的原因，电视广告是用英文解说的，只是配上了中文字幕，而《文汇报》上的通栏广告甚至使用的是手绘插画。有三款手表被当做了主推产品：雷达女装自动日历首饰表、雷达男装永不磨损型石英表、雷达男装自动星期日历表。尽管当时懂英文的人不多，广告词在今天看来也毫无新意，但是去专柜询问手表的人却始终络绎不绝。
这全部是发生在1979年那个春天的事情，资料显示，就在那个时候，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余音未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幕开启。1979年4月9日，国务院提出要加快发展“投资少，见效快，积累多，换汇率高”的轻工业，服装行业名列前茅。
政策一出，即将来临的潮水翻腾汹涌，力量无可抵挡。如今，我们再回过头看那段历史，似乎可以断定李安定及上海黄浦区商场的营业员们是第一批闻到潮水味道的人，他们怀着激动又忐忑的心，不知道即将到来的潮水是甜还是咸。

零售业陌路相逢 时尚品牌的商业王道
从货品寥寥的百货大楼，到高不可攀的神秘星级酒店，你可曾记得22年来购物的足迹曾经走向哪里？如今堪称国际一流的高档商场、购物中心，甚至品牌全球旗舰店已遍布中国大都市，中国强劲的奢侈品消费和贸易政策的开放，加速了时尚零售业态的发展，也让本应为王的渠道商，从苦苦哀求的过去，到今天长出一口大气。在寸土贵过寸金的高档商业中求得一席临街旺铺，已是考量品牌甚至可以说是他们决胜的战场。
这恐怕是Comme Des Garcons全球5家专卖店中位置最隐秘的一间。它位于庞大的北京金融街购物中心二楼西侧，是购物中心100多家国际名品店中最新开幕的一间。这个2007年10月开幕的购物中心位于北京金融街核心区，总建筑面积大过水立方，中空的通道将购物中心分成东西两部分，Comme Des Garcons所在的西侧略显僻静。“他们来得太晚了，已经没地方可选了。”金融街控股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北京金融街购物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高靓对BAZAAR说。
高靓服务的金融街控股有限公司是整个金融街区域的开发商。这片总建筑面积为2平方公里的地块，从1993年经国务院批复建设开始，至今已经吸引了超过1500家金融、电信、电力行业企业入驻，一年的税收超过一个中等城市。
但在2007年以前，马来西亚百货公司百盛，是这个区域数十万财富新贵们购物休闲的唯一选择。而以天安门为界，高端百货与奢侈品牌都聚集在了中国首都的东部：1989年开业的王府饭店主打传统富豪和政要，国贸购物中心则从90年代末开始受到CBD白领们的顶礼膜拜，而异军突起的新型百货新光天地，则在2007年后成为潮流人士的新选择。“东富西贵”中的北京西部，是缺乏对时尚敏感的消费人群，还是缺乏一座高级购物中心呢？
这也是高靓过去几年一直在思考问题。2004年，当母公司金融街控股确定拿出金融街核心区地块作为商业配套时，高靓和她的团队想到要建一座与众不同的购物中心，“进了一般的购物中心，感觉前后左右、上上下下全部是店铺、商品，消费者被商品包围着，而我们希望给顾客营造一个非常轻松、休闲、自然、独特的购物环境。”
相对于人们熟悉的高级购物场所赛特、燕莎、梅陇镇甚至国贸、恒隆，这都是一个超前决定。金融街控股2007年年报显示，其已为金融街购物中心有限公司投资4.3771亿元，其中最大的投入用于购物中心的建筑。独特的通透回廊设计，加上中央300米长的透明穹顶，打破了人们印象中购物场所的压抑。加上周边高购买力的人群，Gucci、LV、Dior在此开出新店，连卡佛选择在此推出买手制也不足为奇。
在Gucci、LV之后，Comme Des Garcons等设计师品牌也蜂拥而至，但除了开幕时的人声鼎沸，店里平日并无太多顾客，2000元的棉质T恤和1000元的帆布钱包以及拗口的法语发音，成了这个国家99%的消费者无法逾越的门槛。
但这不会妨碍该品牌中国区代理商沈嘉伟对时尚奢侈品零售市场的信心。沈是I.T集团总裁，70年代他靠卖水货Levi??s 501牛仔裤起家并创立这个服装代理及零售集团。I.T目前在中国大陆拥有超过150间店铺，并在近几年率先将Alexander McQueen、Stella McCartney等设计师品牌引入内地。这样的运营模式让I.T在新财年又创业绩新高：全年营收达20.213亿港元，同比增长32%，毛利率更高达59.5%。I.T还宣布，未来3年将在中国大幅扩张零售店面积至目前3倍，代理的高端设计师品牌也将成为扩张重点。

国际时装品牌：勇士的气度与商人的谨慎
对于中国人来说，“时尚”一词意味着什么？上世纪80年代，人们也许认为，这是买皮尔·卡丹或梦特娇；21世纪初，这个名词可能意味着Gucci或者Hermès的皮包；2008年，“时尚”两字则远远不是满街可见的Logo可以代表的——它包括着除消费以外，顶级品牌背后蕴藏的文化，以及人们由此被改变的生活方式。

1984年的中国有这样一个说法：“一条皮尔·卡丹的皮带在广州卖到1000元人民币，市面上一头黄牛连皮带肉带骨头也卖1000元。当然，你牵一头牛不能代表富有，但你如果敢把一头牛变成一根皮带系腰上，你就‘真牛’了。”
作为最早进入中国的西方时装品牌之一，皮尔·卡丹由此而享受着时尚传教士的地位。尽管她那时正在经历着不能被理解的挣扎——在平均月收入为几十元的城市卖500元的衬衫，还死也不许降价。幸运的是，在挺过了80年代未的几年适应期后，深圳股市和房地产热造就了中国第一批有消费能力的富豪。皮尔·卡丹和稍后出现的梦特娇、花花公子等品牌，被国人视为改头换面必选的外国名牌来追捧。此时，中国这个大得令人垂涎的新鲜市场，开始受到真正时尚主角的注意。
“如果说我当时来中国是下定决心的话，是有点过了。”1991年，杰尼亚成为进入王府饭店的第一家品牌直营店，其总裁Paolo Zegna在17年后参加“中欧首届奢侈品高峰论坛”时承认：早在80年代，他因为寻找最佳羊毛产地来到这个国家时，因为亲眼看到了第一家法国餐馆和夜总会、酒吧的开张，他脑子里便灵光一闪。“当时我想，中国人如果有钱要花的话，一定也先要把衣服弄得好一点”。这个纯粹出于商人本能的想法，让他不顾朋友的阻拦，把店开进了1991年的王府饭店。
Zegna的尝试在今天看来充满了勇气，因为他是第一个让国人知道，一个顶级品牌对于面料和裁剪讲究之处的人。所以,尽管当时杰尼亚一件衬衣的价格比其它品牌产品高出很多，但是生意做得还不错，一年之内他们在上海又开了一家店。在这样的形势下，在接下来的1992年，真正的时尚主角——LVMH旗下的Louis Vuitton在王府饭店开设了她在大陆地区的第一家品牌专卖店。
相比较于几年后的积极和活跃，90年代初的中国还只是大牌们疑虑重重的试水之地。Zegna、LV等品牌陆续来到北京，首选之地均为五星级的王府饭店精品廊。主要原因是，除去消费能力有保证，这里也能充分显现小众消费的神秘性。对于此时的中国人来说，顶级时尚品牌，就像王府饭店一样高不可攀又引人遐思。

设计师：做艺术还是做生意
20年过去，当中国消费者对国外设计师名字耳熟能详时，中国名师们只能出现在本土服装学院的教育课本上。他们为何不能在商场的销售和民众的口碑中完胜出击？他们为何仍然在讨论先做大生意还是先实现创意的老问题？而他们一年年重复的中国时装周30米T台，为什么不是通往纽约时装周的快行线？
迄今为止，1979年皮尔·卡丹的到来对中国人来说仍然是件创世纪的大事。对于当时还不存在设计师职业，也没有服装设计专业的80年代中国来说，老百姓从来没想过衣服不仅是穿的，还能被当做艺术，而这些新奇的玩意儿竟然被卖出不可思议的天文数字，对普通的中国家庭来说更是天方夜谭。是艺术还是生意？从此，在商业与创意的平衡木上，中国人一走就是20多年。
22年前，一个从广东中山沙溪镇走出来的青年张肇达刚在美国扎下脚，为Black Time品牌设计时装，而此时刚从丝绸工学院毕业两年的谢锋则站在母校的讲台上讲授面料设计课程。同一年里，刚从北京第二轻工业学校服装设计专业毕业的郭培，正在与同班26位中国第一代服装设计科班生共同面临何去何从的职业选择，而早她几年走上社会的计文波此时正在一家国营企业设计管理样样抓，经历着从理想到现实的摸爬滚打。
百废待兴的80年代，对于中国第一代时装设计师们来说，走上30米长的T台，是何止遥远的距离。

创意的先锋
1993年，一群怀揣着远大设计梦想的中国设计师建立了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在当时的64位会员和理事之中，真正意义上的设计师不足10名。尽管如此，协会的成立依然暗示着非常诱人的前景。”罗峥回忆。当时，从深圳大学国际贸易专业毕业才两年的罗峥，尽管才24岁，却已经从看似平静的气氛中嗅到一丝前途未卜的商机。而15年后，弃商从“设”的罗峥所创立的自有品牌Omnialuo已成功在美上市。
90年代初，中国还没有成立自己的时装周，也没有今天那么多专业的服装设计比赛，没有为中国设计师们提供专业的评选机制和展现创意的公共平台。这种混沌不开的黑暗时代直到1993年“兄弟杯”的创始才展露出一丝光明。而事实上，“兄弟杯”的创立也并非中国设计师的专属福利，它是针对国际青年选手展开的公开评选。大赛的选拔标准类似于现在的伦敦时装周，更多强调表现自我和形式美感而非实用设计。尽管如此，“兄弟杯”依然开启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创意先锋时代。
在首届“兄弟杯”大赛上，有一名获奖选手刚从东华大学服装学院毕业，叫做王一扬。当时的东华大学还尚未更名，人们更习惯于称之为中国纺织大学。而就是这位毕业才一年便在“兄弟杯”上崭露头角的年轻人，1997年在陈逸飞的带领下，创立了中国真正意义上第一个获得巨大商业成功的设计师品牌Layefe服饰，并担任首席设计师。离开逸飞之后，王一扬于2002年创立自有品牌ZucZug，在经历6年的稳固发展后，创造了年营业额上亿元的不俗业绩。
而第二届“兄弟杯”金奖获得者现在已成为中国设计界的明星话题。14年后的她不但成为首位受邀参加巴黎高级订制时装周的中国设计师，1996年创立的自有品牌更是开创年销售额近3亿元的商业传奇。得奖的时候，她才23岁，毕业不过两年，更有戏剧性的是，据说最初把她招进苏州丝绸工学院的是模特专业，而非服装设计。三十而立，名利双收，她是个“例外”，她的名字叫马可。
与马可同届获奖的陈翔并没有前者名气大，但在业界，陈翔绝对是中国设计界数得上来的人物。同为Layefe服饰的创始班底成员，陈翔是3E主设计师，太太胡蓉是针织部门的首席设计师。2000年，陈翔开始筹划自己的品牌，一开始只是小试牛刀地在上海梅陇镇依势丹百货走廊放了一组寄售服装，就是从这个毫不起眼的不锈钢衣架开始，8年后，夫妻俩共同创立的Decoster德诗品牌，占领了国内各大城市的高端百货商场，稳固坐收两亿元的年营业额。
相比之下，“兄弟杯”的其他的获奖选手们则走上了不同的设计道路。第六届银奖得主的樊其辉至今窝在“西三零八”享受着“京城第一版”的低调美名，白天为明星名流订制红毯礼服，晚上出没于三里屯附近的酒吧上演夜半歌声。邹游在获得第八届“兄弟杯”金奖时才29岁，却直到37岁才创立了自己的品牌This is YOU’Z Clothing，而在此期间将近10年里，他完成了一个著名学院派设计师厚积薄发的扎实功底。而当年24岁的凌雅丽在获得第九届“兄弟杯”铜奖几年之后，迅速跻身中国最高端的设计师精品店Younik，和众多海外大牌共同盛装亮相上海著名的时尚地标外滩18号。到了“凌雅丽”的时代，世界已经不同，伴随着各大时尚媒体的推波助澜，Younik、SevenDays一类的设计师精品店的诞生，Designer Lable成为了上海滩时兴的话题。
比起“兄弟杯”的创意新锐，“金顶奖”的创立才真正带来了“中国服装界的奥斯卡”。1997年，中国时装周创立，金顶奖成为了中国服装界最具权威的业内大奖。与“兄弟杯”不同，“金顶奖”把荣誉献给了全球范围内的华人设计师，而首届金顶奖的桂冠毫无疑问地落在了张肇达的身上。
张肇达的成功并不是一夜成名的传奇，但却在很长时间内，成为站在世界高度的中国设计师，也成为了几代设计师的梦想。19岁的他赤手空拳来到美国，美国纽约高级时装大亨赫伯德，法国著名时装设计家艾丽斯，香港时装之父莫侃特，香港高级时装界权威汪遵仪，共同把这个村里来的年轻人培养成为了80年美国最出名的中国脸。上天对他厚待，少年得盛名，金顶奖也唯独对他破例两度把桂冠颁发给同一人。然而在根本还未成长起来的中国高端消费市场，他的超前眼界与国际化起点反而成为了障碍。2000年他与朋友共同募资500万美元创立了高端时装品牌马克力仙奴，2005年随着泰山石油崩盘、东方控股违约，马克力仙奴从此夭折。
当创意先锋们走下T台，走出课堂，从务虚艺术走向务实设计，戴着镣铐跳舞是对每一个人的重大考验。

中国品牌企业家 全球化时代的丝绸之路
一年生产500亿件／套服装，全世界每三件衣服中，就有一件来自中国。这个自古以来就被誉为“丝绸王国”的国家正在重新崛起。但是，这条通向世界的“丝绸之路”依然漫长，中国的服装人正经历着一次真正的大考—如何让“中国制造”升级为影响世界的全球品牌。

2004年圣诞节，美国路易斯安那洲，萨拉·邦焦尼尔收拾完一片狼籍的厨房，疲惫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商业记者，家中的景象让她感到隐隐的不安：桌子上的电视机、圣诞树上的彩灯、地板上的洋娃娃、挂在衣架上的大衣，还有门口价格只有10美元的童鞋??所有一切都贴着“中国制造”的标签。也许是出于职业的敏感，萨拉产生了一个仿佛行为艺术的想法—发动全家人拒绝中国制造的产品，以此来捍卫自己的国家百年来建立起来的商业荣誉。
在随后的一年，这家人经历了一场噩梦。萨拉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为儿子买一双网球鞋，在经过十多天的奔波之后，她终于买到了一双从意大利进口的运动鞋，但60美元的价格让她有点心疼。几天后，在经历了同样的奔波之后，她又花了60美元为蹒跚学步的小女儿买了一双得克萨斯州制造的鞋子。
萨拉把这一年的“痛苦”经历写成了一本书，名为《没有“中国制造”的一年》，在序言中她无奈地承认“没有中国产品的生活一团糟”，这显然是家庭主妇的口气。而作为商业记者，她还有一套文绉绉的阐述：“我们把中国拒之门外是因为想衡量一下，中国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进入了我们的生活。我们想知道放弃使用中国产品到底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和金钱，以及会带来多少不便。”
这场“行为艺术”的结论是：“我可以告诉你：没有中国你也可以活下去，但是生活会越来越麻烦，而且代价会越来越大，以后10年我可能都没勇气再尝试了。”
萨拉一家人的故事不仅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个缩影，而且也验证了“中国制造”在全球经济中无可撼动的地位。尤其是服装，它创造的产值已经占到了这个国家总产值的1/10，并连续5年出口创汇顺差第一，中国已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服装生产加工基地，全世界每三件衣服，其中就有一件挂着“中国制造”的标签。
虽然“世界工厂”的地位让今天的中国感到矛盾和尴尬，但萨拉一家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一样，不得不面对一条崭新的丝绸之路—一条中断了100年重新又连接起来的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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