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简介：
《居里夫人传》一书回顾了居里夫人这位影响过世界进程的伟大女性不平凡的一生，主要描述的是居里夫人的品质、她的工作精神、她的处事态度。作者艾芙·居里向读者详介了她的母亲除了在科学领域取得优异的成绩外，她还用自己一生为人处世的崇高行为给女儿树立榜样，对女儿的教育也有许多独特的做法。读完这部书，相信居里夫人对困苦和灾难的忍耐和工作精神都会催我们奋发，她的处事态度更可以荡涤我们的心灵。
她一生中最伟大的科学功绩所以能取得，不仅仅是靠大胆的直觉，而且也靠着在难以想像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工作的热忱和顽强……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要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居里夫人》第一章 聪慧的少女

玛丽·居里的父母，都是有见识的人。父亲学祖父的榜样，在圣彼得堡大学研究高深的科学，后来回到华沙教数学和物理学。母亲把一所收寄宿生的女校办得很成功，城里最好的人家都把女儿送到这所学校来。这一家在弗瑞达路她办的学校里住了8年，他们住在二楼，住房向着院子，窗户间有精巧得像花环的阳台。每天早晨当这位教师迈出卧室的时候，前面的屋子里已经有女孩子闲谈的声音，她们在等着上第一堂课。

到了1868年，乌拉狄斯拉夫·斯可罗多夫斯基被任命为诺佛立普基路中学教师兼副督学，丈夫有了新职务，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不可能既保持女校校长职务，又照管她的5个孩子。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不无遗憾地辞去自己在女子中学的职务，离开弗瑞达路那所房子。在离开这儿前几个月的1867年11月7日，玛丽·居里就出生在那所房子里，她的母亲亲昵地叫她玛尼雅。

斯可罗夫斯卡夫人用她手指抚摸她最小的女儿的前额。这种抚摸是玛妮雅所知道的最亲切的表示了。

早在玛妮雅能记事的时候起，她母亲就没有亲吻过她。

那时候，她所能想象到的最大幸福，莫过于偎依在多思多虑的母亲身边，并且在几乎看不出来的一些示意、一句话、一个微笑和亲切的一瞥中，感觉到有一种极深厚的慈爱保护着她，关注着她的命运。

她还不了解这些令人痛苦的原因，也不懂她的母亲为什么严格地使自己与他们隔离。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这时候已经病得很重，生玛妮雅的时候，她就有了结核病的初期症状，后来5年中，虽然经过多方调治，她的病情还是发展了。不过这位勇敢的基督徒总是生气勃勃，衣着整洁，照旧过着忙碌的主妇生活，给人一种身体健康的错觉。她自己立下严格的规矩：只用她专用的餐具，不拥吻她的女儿。那些小斯可罗多夫基不大知道她有这种可怕的病症他们只听见由一间屋子里传来的一阵阵短促的干咳声，只看见母亲脸上的忧愁阴影，只知道由前些日子起，他们的晚祷辞里加了一句很短的话：“保佑我母亲恢复健康！”

玛妮雅每次说到读书，一种特有的羞怯总使她双颊晕红。前一年他们住在乡下的时候，布罗妮雅觉得独自学字母太乏味，想拿她的小妹妹作教育试验，跟她妹妹玩“教师游戏”。这两个小女孩有好几个星期总在一起，用纸版剪的字母随意排列成字。后来有一天早晨，布罗妮雅正在她的父母面前结结巴巴地读一段很简单的文字，玛妮雅听得不耐烦，从姐姐手上拿过那本打开的书，很流利地读出那一页上的第一句。

起初，周围的寂静使她很得意，就继续玩这个极有趣的游戏；但是她忽然惊慌起来，看了看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和夫人惊呆了的脸，又看了看布罗妮雅不高兴的样子，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含糊不清的话，就不由得哭了；神童气概完全消失，她还不过是一个4岁的孩子，痛哭着并且悲哀地重复着说：“请原谅我原谅我我不是故意这不是我的错也不是布罗妮雅的错这只是因为它太容易了”

玛妮雅突然失望地想到，或许因为她学会了读书，他们永远不肯原谅她。在这次难忘的事发生之后，这个小孩渐渐把大小写的字母都认熟了；由于她的父母总是避免给她书，她才没有显著的进步。他们都是很谨慎的教师，总担心他们的小女儿智力发育过早，所以每逢她伸手去拿书本的时候，就叫她作别的事。

玛妮雅天生有惊人的记忆力，她清楚地记得上年夏天和姐姐在一条小河里划水玩，一玩就是好几个钟点记得她们秘密地捏泥饼，衣服和围裙上都溅了黑泥点；还把泥饼放在木板上晒记得那棵老菩提树，有时候七八个小捣乱——她的表亲和朋友——一齐爬上去，他们也常把她这个手臂太弱、腿太短的“小东西”举上树去；他们在大枝上铺着又凉又脆的白菜叶，在白菜叶上晾着板栗、生胡萝卜和樱桃等食物她记得在马尔基，约瑟夫在一个燥热的谷仓里学乘法表，他们试着要把她埋在那流动的谷粒堆里！她也记得斯可西波夫斯基老爹，他驾着大型的四轮马车的时候，总是那样高兴地把鞭子抽得噼噼啪啪地响！

她还记得克萨维尔叔父的马！

她们越走近学校，比较大的一个就越控制住自己，并且把声音放低。她大声讲着的那个自己编的故事并没有完，但是到了在学校的房子跟前，她就中止了。

这两个女孩子突然静悄悄地从房子的窗前走过，这些窗户都挂着同样的硬花边窗帘。

里面住的是斯可罗多夫斯基一家最恨也最怕的人物依凡诺夫先生，他是这所学校的校长；在学校范围内，他是代表沙皇政府的。

素希雅和玛妮雅散步回来，溜进父亲的书房的时候，这位教师正低声和夫人谈着伊凡诺夫。

但是不行！大人们的谈话太叫人厌烦了。“ 依凡诺夫警察沙皇放逐密谋西伯利亚”玛妮雅一到这个世界来，就每天听见这些词儿；她模糊地觉得它们有一种可怕的意义，本能地躲开它们。

这个小女孩深深沉浸在幼稚的幻想中，从父母身边走开，不去理会他们低声的亲密谈话。她昂着头，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并且呆呆地站定在她特别喜欢的东西跟前。

那里有个架子，上面放着一个饰有路易十八的圆形头像的蓝色塞夫勒磁杯——父母上千次告诫过玛妮雅不要碰它，因此她很怕它。小女孩躲开了这个架子，终于在她最喜欢的那些宝贝前面停下来。

一个是挂在墙上的精确的气压表，镀金针在白色的标度盘上闪着亮光；到一定的日子，这位教师就当着他那几个聚精会神的孩子仔细地调整它，并把它擦干净。

再就是一个有好几个隔层的玻离匣，里面装满了奇异而且优美的仪器。有几支玻璃管、小天平、矿物标本，甚至还有一个金箔验电器以前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在教课的时候，常把这些东西带到课堂去；但是自从政府命令减少教科学的钟点之后，这个匣子就一直关着了。

玛妮雅想不出来这些极有趣的小玩意儿有什么用处。有一天，她正踮起脚尖站着，极快乐地看着它们，她父亲简单地把它们的名字告诉她：“物—理—仪—器。”

多古怪的名字！

她没有忘记这个名字，她从来不会忘记任何东西。

并且，因为她正很高兴，就反复地唱着这个名字。

玛妮雅上学后，她的样子和她的同学并没有多大差别。她坐在第三排，靠近一个高高的窗子，由窗子向外望，可以看见萨克斯花园里白雪覆盖的草地。她坐在邻近的桌子前面。穿整齐的制服，梳简朴的发型，是西科尔斯卡小姐的“私立学校”的规矩。

坐在椅子上的这位教师，服饰也并不浮华，她那黑绸上衣和鲸须领子，从来不是流行的式样；而安多尼娜·杜巴尔斯卡小姐也不美丽，她的脸是迟钝、粗鲁而且丑陋的，不过很富于同情。杜巴尔斯卡小姐——人们平常叫她“杜普希雅”，是数学和历史教员，兼任学监；这种职务使她有时候不得不用强制手段，压制“小斯可罗多夫斯基”的独立精神和固执性格。

然而她看着玛妮雅的时候，眼神仍是含着很深的慈爱。她怎能不为这样一个出色的学生而感到骄傲呢！

这个学生比自己的同学小两岁，对于任何科目都似乎不觉得困难，永远是第一：算术第一，历史第一，文学第一，德文第一，法文第一，教义问答第一有一天，全教室寂然无声——似乎还不只寂静而已，这是在历史课上造成的一种气氛。25个年轻激昂的爱国小志士的眼睛和“杜普希雅”的庄重脸色，反映出认真的热诚；讲到死去多年的波兰国王斯塔民斯拉斯的时候，玛妮雅带着特殊的热情肯定地说：“不幸得很，他是一个缺乏勇气的人”

这个不漂亮的教师，正在用波兰语教波兰历史；她和那些很听话的儿童，都带着共同参加阴谋的神秘态度。

突然，她们真的都像阴谋者一样吃了一惊，因为轻轻的电铃声由楼梯平台那里传来了。两声长的，两声短的。这种信号立刻引起一种剧烈而无声的激动。

杜普希雅猛然挺直身子，急忙收拾起散乱的书籍。一些敏捷的手把课桌上的波兰文笔记本和课本收起来，堆放在5个敏捷的学生的围裙里，她们抱着这些东西，由那扇通往寄宿生宿舍的门走出去。接着听见搬动椅子，打开桌子盖，再轻轻关上的声音。这5个学生喘着气回来坐下。通前厅的门慢慢地开开了。

霍恩堡先生在门口出现，他的讲究的制服——黄色长裤，蓝色上衣，缀着发光的钮扣，紧紧地裹在他身上。他是华沙城里私立寄宿学校的督学，身材粗壮，头发剪成德国式，脸很肥胖，眼光由金边眼镜后面射出来。

这个政府督学一语不发地看着这些学生，陪他进来的校长西科尔斯卡小姐，站在他旁边，表面很镇静，也看着这些学生——但是她暗地里是多么忧虑不安呀！

今天拖延的时间太短了看门刚刚发出约定的信号，霍恩堡就在引导者前头到了楼梯平台，进了教室，天哪！都安顿好了么？都安顿好了。25个小女孩都在低头作针线，手指上戴着顶针，在毛边的四方布上锁着扣眼剪子和线轴散乱地放在空桌沿上。杜普希雅头上的青筋有点突出，脸色涨红；教师的桌上明显地放着一本打开的书，是合法的文字印的。

校长从容地用俄语说 ：“督学先生，这些孩子每星期上两小时缝纫课。”

霍恩堡向教师走过去。

“小姐，你刚才在高声朗读，读的是什么？”

“克雷洛夫的《寓言》，我们今天才开始读。”

杜普希雅十分镇静地回答，脸色也慢慢恢复了常态。

霍恩堡象是漫不经心的样子，把附近一张课桌的盖子掀开；什么也没有，没有一本笔记，没有一本书。

这些学生细心地缝完了最后一针，就把针别在布上，停了缝纫活；她们坐在那里不动，两臂交叉，一律是深色衣服，白领子，表情都相同，这时25张孩子的脸突然都变都老了，都带着一种隐藏着的恐惧、狡猾和憎恨的坚定神色。

“请你叫起一个年轻人来。”

玛丽亚·斯可罗夫多斯基在第三排上，本能地把她那恐慌地小脸转向窗户；心里暗暗祷告着：“我的上帝，叫别人罢！不要叫我！不要叫我！

不要叫我！“

但是她准知道一定要叫她。她知道，过去几乎总是要她回答政府督学的问话，因为她知道得最多，而且俄语讲得好极了听见叫她的名字，她站起来了。她似乎觉得热——不对，她觉得冷。一种不让讲波兰语的可怕的耻辱感卡住了她的喉咙。

霍恩堡突然说：“背诵祈祷文。”他的态度显得冷漠与厌烦。

玛妮雅用毫无表情的声音，正确地背出祈祷文。

沙皇发明的最巧妙的侮辱方法之一，是强迫波兰小孩每天用俄语说天主教祈祷文。就这样，他以尊重他们的信仰为借口，却亵渎波兰孩子们尊重的东西。

又完全寂静了。

“由叶卡特琳娜二世起，统治我们神圣俄罗斯的皇帝是哪几位？”

“叶卡特琳娜二世，保罗一世，亚历山大一世，尼古拉一世，亚历山大二世”

督学满意了。这个孩子的记忆力很好，而且她的发音多么惊人啊！她真是生在圣彼得堡的。

“把皇族的名字和尊号说给我听。”

“女皇陛下，亚历山大太子殿下，大公殿下”

她按次序说完了那很长一串名字，霍恩堡微笑了。

这真是好极了！这个人看不见，或是不愿意看见玛妮雅心中的烦乱，她板着面孔，竭力压住心中的反感。

“沙皇爵位品级中的尊号是什么？”

“陛下。”

“我的尊号呢，是什么？”

“阁下。”

这个视察员喜欢问这些品级上的细节，认为这些比数学或文法还重要。仅仅为了取乐，他又问 ：“谁统治我们？”

校长和学监为了掩饰她们眼中的怒火，都注视着面前的花名册。因为答案来得不快，霍恩堡生了气，用更大一点的声音再问一遍：“谁统治我们？”

“亚历山大二世陛下，全俄罗斯的皇帝。”玛妮雅很痛苦地说，她的脸色变得惨白。

考问结束，这个官吏离开座位，略一点头，向隔壁屋子走去；西科尔斯卡小姐随在后面。

这时，杜普希雅抬起头来。

“到这儿来，我的孩子”

玛妮雅离开座位，走到教师面前，这位教师什么话也没有说，就吻她的额头。忽然，在这个复活了的教室里，这个波兰小孩难过得哭了起来。

受考问之后虽然已经过了好几个钟点，这个小女孩仍然觉得不安。她深恨这种突如其来的惊恐，深恨这种屈辱的表演，在俄罗斯沙皇统治下的波兰，人们必须说谎，永远说谎霍恩堡的视察，使她更沉重地感觉到自己生活中的悲哀，她哪里还记得自己从前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婴儿？种种不幸的事情，接连打击斯可罗多夫斯基一家，玛妮雅觉得过去的4年，有如一场噩梦。

先是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带着素希雅到法国东部的尼斯去了，人们告诉玛妮雅说 ：“治疗之后，妈妈就会完全康健了。” 过了一年，这个小孩再看见她母亲的时候，几乎不认识这个变老了的、被无情地刻了满脸皱纹的妇人。

在1873年秋的一个戏剧性的日子，斯可罗多斯基先生带着全家度假后回到诺佛立普基路，准备开课；这时他在他的桌子上看见一封公文，通知他：奉当局命令，他的薪俸减低，他的副督学头街，以及按职务分配的住房，一并撤消。这是被降职了。

这是中学校长依凡诺夫，对一个不怎么肯奴颜卑膝的属员施行的报复。

几度迁居后，斯可罗多夫斯基一家在诺佛立普基路和加美利特路转角处的一所房子里住定了。因为家境困难，他们的生活逐渐有了改变。起初这个教师收了两三个寄宿学生，后来增加到5个、8个、10个。

这些都是从他的学生里选出来的年青小伙子，他供给他们食宿和个别辅导。这所房子变得像一个吵闹的磨坊，家庭生活的亲密感完全消失了。

他们之所以不得不采取这种办法，不只是因为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降了职，也不只是因为他须付妻子在利维埃疗养的费用。他有一个倒运的内兄弟拉他作冒险的投机，投资于一种“神奇的”蒸汽磨。这位教师素来很谨慎，这次却很快就丧失了3万卢布，这是他的全部积蓄。从此之后，他懊悔错误，焦虑将来，十分悲苦。他过度地内疚于心，时时刻刻以使家境贫困，使女儿们没有嫁妆而自责。

但是玛妮雅第一次突然认识厄运，还是在整整两年以后。在1876年1月，有一个寄宿生患斑疹伤寒，传染了布罗妮雅和素希雅。那是多么可怕的几个星期呀！在一间屋子里，母亲尽力要压住自己那一阵阵发作的咳嗽；在另外一间屋子里，两个小女孩因发高烧而呻吟着，颤抖着在一个星期三，父亲来找约瑟夫、海拉、玛妮雅，带他们到大姐跟前去。素希雅穿着白衣服，平躺在灵柩里，脸上毫无血色，似乎是在微笑，两手合在一处，头发虽剪得很短，样子仍是非常美丽。

这是玛妮雅第一次遇到死亡。这是她第一次送葬，穿着一件素黑的小外衣。而在恢复期中的布罗妮雅，在病床上哭泣；身体太弱不能出门的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勉强地由一个窗户挪到另一个窗户，目送自己孩子的棺木沿加美利特路缓缓而去。

美丽、善良的卢希雅姑母领着她的侄女们，用轻快的步子走过萨克斯花园，这个地方在11月的下午，差不多没有人来。她总是找各种借口让这些小女孩去呼吸新鲜空气，使她们离开那患肺痨病的母亲苟延性命的狭小住房；假如传染了她们，可怎么办哪？海拉的气色很好，可是玛妮雅脸色苍白，闷闷不乐玛妮雅向她相信的上帝祈求。她热切而绝望地请求耶酥把生命赐给世上她最爱的人。她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上帝，为了救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她愿意替她去死。

玛妮雅又穿上了黑色丧服，在加美利特路住房里悲痛地游荡着。她的母亲去世了。现在布罗妮雅住母亲的屋子，只有海拉和她还睡在漆布椅上；父亲匆匆地雇了一个管家，每天来指挥仆人，分配寄宿生的食物，并且漫不经心地照料一下这些孩子的穿着。玛妮雅对于这些事都觉得不习惯。斯可罗夫斯基先生把全部空闲时间都用在这些孤儿身上，但是他的照料很笨拙，令人伤心，这只是男人的照料。

玛妮雅很早就知道了生活是残酷的；对民族残酷，对个人残酷。

素希雅死了，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死了。她从小失去了母亲的慈爱，失去了大姐的保护，在差不多没有人照料的环境中长大，从来没有诉过苦。

她是骄傲的，决不肯听天由命。当她跪在以前陪她母亲去的天主教堂里的时候，她觉得心里暗暗产生了反抗的情绪。

她不怀着从前那样的敬爱向上帝祈祷，上帝已经不公平地把这些可怕的打击降在她身上，已经毁灭了她周围的快乐、幻想和温存。

每一家的历史里都有一个全盛时期。受到种种神秘原因的驱使，某一代会是天赋独厚，格外活泼，格外美丽，而且格外成功，超过前代，远胜后代。

虽然斯可罗多夫斯基一家刚刚遭到灾难，却是到了这种全盛时期。在5个聪明热情的孩子中，死神夺去了素希雅；但是其余的4个却生来就有一种锐不可当的力量。他们后来战胜困难，克服阻碍，4个都成了非凡的人物。

1882年春天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他们聚在桌子周围吃早点。看他们的样子，都有些类拔萃。16岁的海拉，颀长娴雅，毫无疑问是这一家的“美女”；布罗妮雅脸庞鲜艳得像一朵盛开的花，头发是金色的；最大的约瑟夫穿着学校制服，体格象北欧运动员玛妮雅的脸色倒是很好！她增加了体重，她那合体的制服显得她的身材并不太瘦。因为她年纪最小，当时不如她的两个姐姐好看。但是她的脸也和她们一样显得兴奋愉快，眼睛明亮，头发光润，皮肤白嫩，与一般波兰女子相同。

现在只有两个小妹妹穿制服：海拉仍穿蓝制服，是西科尔斯卡寄宿学校的忠实学生；玛妮雅穿栗色制服，她在14岁的时候就已经是一所官立中学校里出色的学生。布罗妮雅一年前由这所学校毕业，得到真正的荣誉，拿回一个金奖章来。

中学、寄宿学校、大学玛妮亚·斯可罗多夫斯基的青年时期是被这些词缠住了。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在中学里教课，布罗妮雅由中学出来了，玛妮雅到中学去，约瑟夫到大学去，海拉到西科尔斯卡寄宿学校去直到现在，她家的样子，也是一个学校！

玛妮雅当然想象宇宙也像一个大学校，里面只有一些教师和学生，而且只有一种理想在里面统治一切：学习！

一个金奖章，两个金奖章，三个金奖章，先后到了斯可罗多夫斯基家里第三个是玛妮雅的，就在1883年6月12日她参加中学毕业典礼时得到的。

宣读得奖人名单，演说和国乐都在闷热中进行。

教师们致祝词，和俄属波兰的教育总监阿普式京先生轻轻握手，玛妮雅向他致最后敬礼小斯可罗多夫斯基按照习惯穿黑礼服，上衣上用扣针别着一束红蔷薇，致了告别词，对朋友们发誓每星期给她们写信，拿了一大堆当作奖品的俄文书，大声说这些书“可怕”。

永别了在克拉科维大道的中学，挽着她父亲的胳膊走了出来，她的成功使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骄傲极了。

玛妮雅上学很用功，甚至是非常用功。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决定在选择职业之前，让她到乡间去住一年。

玛妮雅要到斯德齐斯拦夫叔父的家里去过冬。他是斯卡罗东米亚兹地方的公证人，在加里西亚边境，离此不远。这家的主人活泼愉快，他的妻子很美丽，而他们的三个女儿整天只是笑着过日子。玛妮雅在这里怎么会觉得厌烦呢？她在这里度过了一段极快乐的闲暇日子后，在1884年秋天，回到了华沙。

《居里夫人》第二章 憧憬未来

第二章 憧憬未来

在9月间，玛妮雅启程返回华沙，14个月的漫游，使她眼花缭乱。她回到她家新搬的住房，这所房子就座落在她学习过的中学校旁边。

她很爱她的父亲。他是她的保护者，是她的教师，而且她几乎相信他无所不知。

父亲身为一家之主，维持收支平衡已经够困难的了，居然还找出时间来看他很费力得来的出版物，以充实自己的科学知识。他觉得有许多事都是理所当然的；应该赶上化学和物理学的发展，应该知道希腊文和拉丁文，除了波兰语和俄语之外，应该还能说法语、英语、德语，应该把异国作家的杰作用散文或韵文译成本国语言，应该自己写一些诗——他把他写的诗都小心地抄在一本黑绿两色封面的学生练习本里：《生日赠友》、《为婚礼举杯》、《致旧日的学生》每星期六，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他的儿子和三个女儿，晚间都在一起研究文学。他们围着冒热气的茶炊闲谈，这个老人背诗或朗读，儿女们都入神地听着；他已经秃顶，一点点灰白胡子使他温和的胖脸显得长一点；他有非凡的口才。一个星期六又一个星期六过后，过去的名著就这样由一个熟悉的声音介绍给了玛妮雅，以前这个声音说神话给她听，念游记给她听，或是教她读《大卫·科波菲尔》。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总是打开书一面看，一面就毫不困难地用波兰语重述出来。现在，仍是那个声音，只因为在中学里教课太多，哑了一点，向四个注意听着的青年，高声朗诵浪漫作家的作品。在波兰，这些作家是描写奴役和反抗的诗人：斯洛伐茨基、克拉新斯基、密茨凯维支！这个教师翻着那些用旧了的书籍，其中有几本，因为俄皇禁止出版，是秘密印的。他高声朗读《塔杜施先生》中气壮山河的长独白和《科尔第安》中的沉痛诗句玛妮雅永远忘不了这些晚上：幸亏有她的父亲，她才能在一种不多见的发展才智的良好气氛中成长，而这在一般女孩是很少有的。有一种很强的联系使她依恋她的父亲，他以极动人的努力，设法使她的生活有兴趣、有吸引力。而她对于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的关切之情，也使她猜到了，在他的平静的外表下暗藏着多么秘密的苦痛。这是一个鳏夫的不能自慰的悲哀，一个不得不从事次等工作的受迫害的职员的忧愁和一个谨慎人的懊悔，因为他仍在责备自己不应该作那次倒运的投资，而耗尽他的有限财产。

玛妮雅在16岁的时候，就知道了补习教师的辛劳和卑屈：在雨天和冷天穿过市区，走很远的路；学生常是不听话或懒惰的，学生家长往往让人在有穿堂风的门厅里等很久。或者只是由于疏忽，到月终忘了付给应付的几个卢布，而这个教师是急需钱用，算准了在那天早晨一定能拿到的！

为了生活上的需要，她勇敢地接受了私人授课的劳苦生活；但是她还有另外一种生活，一种热烈而且秘密的生活。有许多梦想在激动她，与当时当地所有的波兰人一样。

玛妮雅·斯可罗多夫斯基回到华沙之后不久，结交了一些热心的“实证论者”。有一个女子，皮亚塞茨卡小姐，给了玛妮雅很大的影响，那是一个二十六七岁的中学教师，金栗色的头发，很瘦而且很丑，可是很讨人喜欢。她钟情于一个叫做诺卜林的大学生，他因为政治活动新近被大学开除。她对于近代学说，有着热烈的兴趣。

玛妮雅起初很胆小，有一点怀疑，后来被她朋友的大胆意见征服了。她和姐姐布罗妮雅和海拉以及同伴玛丽亚·拉可夫斯卡，一起参加了“流动大学”的定期聚会：有一些仁厚的教师讲解剖学、博物学、社会学，给想提高文化的青年听。这些功课都是秘密讲授的，有时候在皮亚塞茨卡小姐家里，有时候在别的私人住宅里，这些学生每次八个或十个聚在一起写笔记，传阅小册子和论文。一听见极小的声音，就都颤抖起来，因为若被警察发觉，他们就都不免下狱。

流动大学的任务，不只是补足从中学校出来的少年的教育。这些学生听讲之后，还要从事教学工作。

玛妮雅受了玻亚塞茨卡小姐的鼓励，去教平民妇女。

她为一个缝纫工厂的女工朗读，并且一本本地搜集波兰文书籍，聚成一个小图书馆，供女工们使用。

谁能想象得到这个17岁的青年女子的热诚？她的童年是在她崇拜的神秘物品——她父亲的物理仪器面前度过的；在科学“时兴”以前，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已经把他对于科学的热烈好奇心传给她了。但是那个世界还不能满足急躁的玛妮雅的需要，她跳入世界上别的知识部门：要认识奥古斯特·孔德！也要研究社会进化！玛妮雅不只梦想学数学和化学，她要改革既定的秩序，她要启发人民大众以她先进的思想和宽厚的灵魂来说，她纯然是个社会主义者，然而她没有加入华沙的社会主义学生团体；她热爱波兰，认为为祖国效力比其他一切都重要。

当时她还不知道她要对这些梦想作出选择。她把她的民族意识、人道主义思想和在智力方面发展的势望，都掺杂在一种兴奋的心境之中了。

矛盾得很！这个“解放了的女孩”为了表示轻蔑艳冶，刚把她那极美的金栗色头发差不多齐根剪去，就暗自叹息，并且把一些动人而没有什么意义的诗句完整地抄录下来。

玛尼雅与玻亚赛茨卡这个“实证的理想主义者”

在一起，用许多时间试图作出自己的前途计划。不幸得很，阿斯尼克和勃兰戴斯都没有给她们指点办法，能在一个大学不收女生的城市里求得高深学问；也没有给她们什么神方，能够靠教半卢布一小时的课就很快地积蓄一笔财产。

天性慷慨的玛妮雅十分忧伤；这个原是一家中最小的孩子，却觉得对大于自己的人的前途负有责任。

约瑟夫和海拉幸而不用她担心，那个青年即将成为医生，那个美丽而且性情激烈的海拉正在为要作教授还是作歌唱家而迟疑不决，她一面尽力地唱，一面获得文凭，同时拒绝一切人的求婚。

玛妮雅生性要先人后己，布罗妮雅明显的焦心和沮丧，成了她时刻在念的忧虑。她忘了自己的抱负，忘了自己也迷恋那个希望之乡，也梦想走1千公里路到索尔本去满足她的求知欲，然后带着宝贵的行李回到华沙，在亲爱的波兰人中间，谦虚地从事教学工作。

她之所以如此关心布罗妮雅的事业，这是因为有一种比血统还要强的联系，使她亲近这个青年女子。

自从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去世后，布罗妮雅的友爱给了她像母亲一般的帮助。在这个很团结的家庭中，这两姐妹彼此最亲近。她们的天性真是相得益彰，姐姐的处事才识和经验令玛妮雅折服，所以日常生活的小问题无不拿去请教。比较热烈而又比较胆小的妹妹，是布罗妮雅年轻又非凡的伴侣，她有一种感恩的感觉，有一种负债的渺茫观念，因此她的爱更为深厚。

1885年9月的一天早晨，这个沉默寡言的青年女子，在一个职业介绍所的前厅里等着轮到她；她穿了她的两件衣服中最朴素的一件，在褪色的帽子底下，她那留了几个月的金色头发是尽力用发针扣紧的。

女教师不能留短头发，女教师必须端庄、平常，外表要和一般人一样。

玛妮雅在1885年12月10日写给她表姐亨利埃特·米哈洛夫斯卡的信中说：“亲爱的亨利埃特：我们分手之后，我过的是犯人的生活。你已经知道，我找着了一个位置，是在律师B 家里当教师；连我最恨的仇人我都不愿意叫他住在这样的地狱里！结果我和B 夫人的关系变得十分冷淡，我甚至不能忍受下去，就对她这样说明了；因为她对于我也正如我对于她一样‘亲热’， 所以我们彼此极能了解。” 她生长在非凡的人们中间，她身边有3个拿到文凭和奖章的青年，他们和她一样，都聪明，都有生气，而且都热心工作；所以这个未来的玛丽·居里并不显得格外出色。在一个有限的范围中，过人的天赋很快就可以表现出来，可以引起惊讶和称赞；可是在这一家，约瑟夫、布罗妮雅、海拉、玛妮雅一起长大，彼此竞争着求学问，都富有能力和知识，当然没有人能从这些孩子中间的一个身上，看出伟大人物的征兆，没有人被她那初现的光辉所感动。没有人想到玛妮雅的本质会和她的哥哥姐姐们有所不同，连她自己也没有想到过。

她把自己与家里的人作比较的时候，谦逊得几乎近于卑屈。但是在她的新职务把她引进一个资产阶级家庭的时候，她的优越性就光芒四射了。他离开了B先生家中的家庭教师职位。

1886年1月1日，玛妮雅在严寒中起程，这一天是她一生中的残酷日子之一。她勇敢地向她父亲告辞，又去普沙兹尼西附近的Z 先生家当家庭教师。

她上了火车。忽然间，一种莫名的孤寂感向她袭来。

这个18岁的女孩，突然恐慌起来。玛妮雅坐在这辆笨重的把她送到异乡去的车子里，羞怯和恐怖使她颤抖。假如这个新雇主还和从前那些雇主一样，该怎么办？若是在她走了之后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患病，可怎么好？她还能再看见他不能？她是不是作了一件很蠢的事？十个、二十个令人痛苦的问题袭击着这个少女。她紧靠车窗，在茫茫的暮色中含泪凝望着在白雪下面沉沉入睡的原野向后飞驰。眼泪刚用手擦干，就又流了出来。

Z 先生是个著名的农学家，精通新技术，管理200公顷甜菜的种植。他拥有制糖厂的一大部分股票。

和别的一些人家一样，这一家最关心的事就是工厂。

玛妮雅关窗户的时候自己想：“罢了！我的运气不算坏！工厂确实是不好看，可是也因为有了它这个小地方才比别处活跃；时常有人从华沙来，也有人到华沙去。制糖厂里有一个给工程师和管理员预备的小住所，并不讨厌，可以到那里去借杂志和书籍。Z 夫人脾气不好，但是并不是一个坏女人；她对待女教师不甚苛求，那无疑是因为她自己也当过女教师，而且她的好运气来得较快。她的丈夫很好，她的大女儿是一个天使，别的孩子也都还不至于叫人受不了。我应该认为自己的运气不坏！”

一个孤独的年轻女教师可以写很多信，只求有回信，信里有城里的消息。日月慢慢地流逝，玛妮雅按时对亲属叙述她拿工资的生活状况，在这种生活的卑微职责中，交替而来的是“伴侣”的钟点和尽义务的娱乐。

她写信给她的父亲，给约瑟夫，给海拉，给亲爱的布罗妮雅，她写信给中学的同学卡霁雅·普希波罗夫斯卡，她也写信给表姐亨利埃特。亨利埃特已经结婚，住在利沃夫，仍是一个激烈的“实证论者” 。她坦率地把自己多虑的思想、自己的失望和希望，告诉她的表姐。

这个青年女子每天在泥泞的道路上遇到一些农民，一些衣衫褴褛的男孩和女孩，在他们那大麻纤维似的头发下面，都是一张张顽钝的脸，她想起一个计划来。

为什么不把她认为宝贵的进步思想观点，在斯茨初基这个极小的天地里实行呢？去年她梦想过要“启发群众”，这是极好的机会！村里的儿童大部分不识字，进过学校的人真是少极了，也只学会了俄文字母。若是秘密设波兰文课，使这些幼稚的头脑觉悟到自己民族语言和民族历史的美，那该多么好！

她把意见告诉Z 小姐，Z 小姐立刻赞成，并且决定帮助她。

玛妮雅为了使她的热情冷静下来，对她说 ：“你细想一想罢，若是被人告发了，我们都会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去！”

但是勇气比什么都更有感染力，玛妮雅在布朗卡的眼睛里看到了热诚和决心。只要得到家长的允许，就可以开始在那些茅屋里谨慎地宣传。

玛妮雅不仅要听安霁亚结结巴巴地背课文，要教布朗卡做功课，等这些事都做完之后，这个勇敢的女子还要上楼去，在自己屋子里等着；楼梯上响起小靴子的响声，夹杂着赤脚走梯级的轻轻的脚步后，她知道她的学生到了。她借了一张松木桌子和几把椅子，以便他们可以舒舒服服地学习写字。有七八个老实青年坐在这间石灰墙的大屋子里的时候，玛妮雅和布朗卡仅能维持秩序，并且帮助那些写字完全失败的学生。他们焦急得吸鼻涕并且喘气，拼不出一个难记的字来。

这些都是仆人、农民、糖厂工人的子女，他们都围在玛妮雅周围。他们身上有一股不很好闻的味道。

他们当中有一些是不用心或愚顽的，但是他们大多数的明亮眼睛里，都有一种天真的热烈愿望，希望有一天会作读书、写字这些神奇的事。她想这种微小的目的达到了，白纸上的黑字忽然有了意义，孩子们有了自负的欢呼，坐在屋子一头看上课的不识字的父母惊奇赞叹的目光，这些都使这个青年女子的心紧缩起来。

她想到这些粗野的人里也许藏有天才。她对这个愚昧的海洋，觉得自己软弱已极，无能为力！

这些小农民决不会料到“玛丽亚小姐”常常忧郁地考虑到他们自己的无知。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教师梦想再去当学生，不知道她不愿意教而愿意学。

玛妮雅·斯可罗多夫斯基最希望能到法国去求学。

法国的声誉使她着迷。柏林和彼得堡都是在波兰的压迫者统治下。法国珍视自由，法国尊重一切情操和信仰，而且欢迎所有不幸的和受迫害的人，无论这些人是由什么地方去的。

Z 先生和夫人的长子卡西密尔，由华沙回到斯茨初基来度假，在几个长假期之后，他发现家里有一个家庭女教师，跳舞跳得极好，能划船，能滑冰，聪明娴雅，即席赋诗能像骑马或驾车一样地不费事，她与他认识的青年女子不同——完全不同，不同得出奇！

他爱上了她。而玛妮雅，在革命观念底下藏着一颗容易感动的心的玛妮雅，也爱上了这个很漂亮而且不很讨厌的学生她还不到19岁，他只比她大一点，他们计划结婚。

看起来似乎没有阻碍他们结合的事情。玛妮雅在斯茨初基虽然实际不过是“玛丽亚小姐”，不过是孩子们的女教师，但是所有的人都对她很亲切：Z 先生和她一起在田野里作长途散步；Z 夫人爱护她，布朗卡崇拜她。Z 家的人对她特别恭敬，他们有好几次请她的父亲、哥哥、奶奶到这里来。到她的生日，他们送她鲜花和礼物。

因此卡西密尔不甚恐惧，差不多有把握地问他的父母是否赞成他和玛妮雅订婚。

回答倒很快，父亲大发脾气，母亲几乎晕过去。

他，卡西密尔，他们这家的孩子，竟会选中了一个一文莫名的女子，选中了一个不得不“在别人家里”做事的女子！他很容易娶到当地门第最好而且最有钱的女子！他疯了么？

转眼之间，在这个一向自夸把玛妮雅当作朋友看待的人家里，社会界限竖立起来了，无法越过。玛妮雅不能作出离开Z 家的决定，她怕使她的父亲不安，而布罗妮雅的积蓄现在只不过是一个记忆中的东西，现在是玛妮雅和她的父亲供给布罗妮雅在医学院求学，她每月给姐姐寄15卢布，有时寄20卢布，这差不多是她的工资的一半。到什么地方还能找到这种待遇？

她与Z 家的人没有直接解释，没有痛苦的争论；那么不如忍受这次屈辱，留在斯茨初基，好像不曾发生什么事一样。

恋爱的结果不幸，智力的梦想失望，物质的景况极其困难。玛妮雅试图忘记自己的命运，忘记自己永远陷进去的这个泥淖。她转向家里的人，不是请求他们帮助，也不是向他们诉苦；每一封信里她都尽量提出劝告，答应给予帮助。她愿意家里人都过上很好的生活。

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拿到养老金之后，开始设法找报酬高的职务。他想帮助他的女儿们。1888年4月，他接受了一个既讨厌又麻烦的位置：管理离华沙不远的斯图德西尼茨地方的一个儿童感化院。那里的空气和环境都令人不愉快，什么都不好，只是工资比较高，这个极好的老人从中提出一部分月薪，供给布罗妮雅求学。

布罗妮雅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嘱咐玛妮雅不要再寄钱给她。第二件事是请她的父亲此后由每月寄去的40卢布中留下8卢布，用来一点一点地归还她妹妹寄给她的那笔钱。从这时候起，玛妮雅的财产才由零开始增加这个医科学生写信，还由巴黎带来了别的消息。

她正在工作，她的考试很成功，而且她正在恋爱！她爱一个波兰人，叫作卡西密卡·德卢斯基，是她的同学，品质很好，令人喜欢，唯一不方便的特点只是不许他住在俄属波兰，他若回来，政府就要放逐他。

玛妮雅在斯茨初基的工作，到1889年也行将结束，从圣诞节起Z 家就用不着她了，她必须另找位置。这个年轻的家庭女教师已经有了一个位置在斟酌中，华沙大实业家之一F 家请她去。这总算是一种改变，而玛妮雅是如此强烈地需要这样的改变！

这是她初次也是末次遇到奢侈生活！夫人很优待她，所以这种接触并不讨厌；F 夫人被这个“非凡的斯可罗多夫斯卡小姐”迷住了，到处称赞她，并且要她参加所有的茶会，要她参加所有的舞会突然一声霹雳：一天早晨，邮递员送到一封巴黎来信。这封写在四方纸上的可怜的信，是布罗妮雅在解剖室里上两次课之间草草写的；这个高尚的女子提议请玛妮雅下一年到她的新家庭里去住！

可惜布罗妮雅缺少解决这个问题的手段，她太穷了，没有力量为她的妹妹付旅费，不能强迫她的妹妹上火车。后来决定，玛妮雅先履行F 夫人家的聘约，再在华沙住一年。她要在父亲身边生活，她父亲在斯图德西尼茨的职务新近解除了。她可以教课，增加她的积蓄，然后再动身经过了乡间的蛰伏状态和F 家的浮华纷扰之后，玛妮雅又回到她感到亲切的环境中：自己的家，老教师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就在身边，流动大学又对她打开了神秘之门；还有一件无上快乐的，也是极重要的事情：玛妮雅生平第一次进入了实验室！

在克拉科夫大道66号，一个种着丁香花的院子的尽头，有一座两层的小建筑，只有极小的窗户透进光线。这个地方夸大地叫做“工农业博物馆”，这样虚夸而且含糊的名称，是专为哄骗俄国当局的一个外表，因为“博物馆”决不会引人怀疑！在一个博物馆里教波兰青年学科学，谁也不会加以干涉玛妮雅的表兄约瑟夫·柏古斯基，是这里的领导人。

到夜间很晚的时候，玛妮雅才遗憾地离开静电计、试管和精密天平，回到家里，脱去衣服，在她的窄床上躺下。但是她不能入睡。一种激动人心的兴奋使她睡不着，这种感觉是她从来不曾有过的；她长久以来不明确的使命，现在就像受到一种神秘的命令驱使那样呈现出来。这个青年女子突然感觉到迫不及待，感到烦扰。玛妮雅把“工农业博物馆”的试管拿在她那美丽的巧手里的时候，就神奇地又回到她童年时期的依稀的回忆中了：想到她父亲的那些物理仪器，那些总放在玻璃匣里不动，而且她总想拿来玩的东西。她已经重新结牢了自己的生命之线。1891年9月，玛妮雅在喀尔巴阡山的察科巴纳度假，她要在那里与卡西密尔·Z 会面。但是在察科巴纳，两个青年人在山中的两次散步中，已经进行了决定性的交谈。由于那个大学生又对玛妮雅吐露他已说过上百次的犹疑和恐惧，玛妮雅产生了厌烦。

1891年9月23日，玛妮雅由华沙向布罗妮雅写信，请求到巴黎去使精神恢复平衡。

不久，被褥已经运走，箱子已经托运，这个旅行者还剩下一些各式各样的粗重包裹，这是她在路上的伴侣：三天在火车上的食物和饮料、坐德国火车时要用的折椅、书籍、一袋糖果、一床毯子。

《居里夫人》第三章 巴黎岁月

第三章 巴黎岁月

玛妮雅刚刚在那浓烟弥漫的巴黎火车站下了火车，那种惯有的奴隶压迫感忽然离开了她，她的肩膀舒展了，心脏和肺叶都觉得舒服，呼吸到自由国度的空气，这在玛妮雅还是头一次。玛妮雅住进了布罗妮雅的家。

因为她很兴奋，她觉得事事无不稀奇：在行人道上逍遥散步的人们能用他们愿意用的言语说话，是稀奇事；书店能不受限制地卖世界各地的书籍，也是稀奇事而最稀奇的，乃是那些微微斜向市中心的平直大路引着她，走向一所大学敞开的大门。

这是一所多么著名的大学啊！这所最著名的大学，几世纪以前人们就把它形容作“宇宙的缩影”，路德说过：“最著名、最杰出的学校是在巴黎，它叫做索尔本！”

这次经历简直就是一篇神话，那辆缓慢、颠簸而且寒冷的公共马车，无异于一辆魔车，正把这个可怜的金发公主由她的贫寒住处送到她梦里的宫殿去。

这辆四轮马车走过塞纳河，周围的东西都使玛妮雅心醉：那条雾蒙蒙的河的两个支流，那些庄严而又优美的岛屿，那些古迹，那些广场，在左边的圣母教堂的那些塔。走上圣米雪尔大道的时候，驾车的马放慢了步伐，一步一步地走着。就是那里！到了！这个女学生拿起她的皮包，提起她那沉重的毛料裙子的裙褶，匆忙中，她不留意撞了邻座的一个人，她羞怯地用迟疑的法国话道了歉。然后，由车顶急急走下梯级，到了街上，脸色紧张，向那座宫殿的铁栅跑去。

这座知识殿堂中，在1891年的时候，样子很特别，六年以来索尔本一直在改建，现在像一条正在换皮的巨蟒。在那很长的、颜色很白的新正面后边，邻近黎塞留时代的老朽建筑的工地上，不断传出鹤嘴锄的撞击声。这种忙乱情况，使学生们的生活增添了一种别致的混乱。在工程进行中，由一个教室移到另一个教室上课；在圣雅克弃置的旧屋里，不得不设了几个临时实验室。

这个青年女子，用她一卢布一卢布积蓄起来的一点钱，取得了听课的权利；她可以由布告上的复杂时间表里列着无数课程中，选她愿意听的课。她在那些“实验室”里有了自己的位置；那里有人领导，有人指导，她可以不必盲目摸索着运用各种仪器做简单试验了。玛妮雅现在是理学院的学生了。

事实上，她已经不再名叫玛妮雅，也不名叫“玛丽亚”了，她在入学注册单上是用法文写的玛丽·斯可罗多夫斯基。但是因为她的同学不会说“斯可罗多夫斯基”这个很难说的字，而这个波兰女子不肯让人随便叫她玛丽，她就很神秘地没有名字。一些年轻人在那个回音很响的走廊里，常常遇着这个女子，衣服穿得朴素寒俭，脸上神气沉静严肃，头发柔软而且光亮；他们都觉得惊讶，转过身来，彼此问着：“这是谁？”回答总是空泛的：“这是个外国人她的名字简直没法儿念！上物理课的时候，她永远坐在第一排她不大说话”那帮年轻人都用眼睛追随她，直到她那优美的身影消失在走廊里，然后说了一句结论：“美丽的头发！”

有很长的时候，索尔本的学生们，只认识他们这个不与人交往的同学的金色头发和斯拉夫式的头。

但是此刻这位青年女子对这些青年男子不感兴趣。

她被几个严肃的先生迷住了，这些人的头衔是“最高学府的教授”，她要夺取他们的秘密。依照那个时代的可敬的规矩，他们上课都打白领带、穿黑礼服，衣服上总带着粉笔灰。玛丽就看着这些庄重衣服和灰色胡须过日子。

前一天是李普曼先生的课，极有分量，极有条理。

昨天她听布提先生讲课，他那像猿猴的头里装满了科学的宝藏。玛丽愿意听所有的课程，愿意认识那张白纸布告上列着的23位教授。她觉得似乎永远不满足她心里的焦渴。

在开始几个星期里，她遇到了一些没有料到的障碍。她认为自己精通法文，她错了；常有整个句子因为说快了听不清楚。她认为自己受过充分的科学教育，能够轻易地跟上大学的功课；但是她在“普沙兹尼士附近斯茨初基”那个乡下地方独自进行的研究，与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通信得来的知识，在“工农业博物馆”里碰运气做的实验，都不能代替巴黎中学毕业生的扎实的教育，玛丽发现她在数学和物理学知识上有极大的缺陷，为了要得到她时时刻刻羡慕着的理学士的华贵头衔，她必须努力用功！

这天是保罗·阿佩尔讲课，解释很清楚，说法很别致。玛丽到得很早。这个波兰女子坐在凳子上，脸上带着赞赏的微笑，她那饱满的宽宽的前额下面，极浅的灰色眼睛发出幸福的光芒。怎么会有人觉得科学枯燥无味呢？还有什么东西比支配宇宙的不变定律更醉人？还有什么东西比发现这些定律的人类智慧更神妙？这些非凡的现象，以和谐的原则彼此联系；这种次序，表面上无次序而实际上有次序；与它们相比，小说显得多么空虚，神话显得多么缺乏想象力啊！

这个青年女子的灵魂中涌现一种冲动，要向那无穷无尽的知识前进，要向物质和物质的规律前进；只有爱的感觉能与她这种感觉相比拟。

“我拿起太阳来，再扔出去”

听见一位安详庄严的学者说这样短短的一句话，以前那些年的挣扎和受苦都是值得的了。

玛丽感到幸福极了。

玛丽热烈地投向新生活为她提供的一切。她如饥似渴地用功，并且发现有了同伴的愉快，发现大学学习造成的团结一致的愉快。但是她仍很羞怯，不敢与法国人结交，而只与自己的同胞为伍。

这些贫穷的青年人组织聚会和圣诞夜餐会，一些好意的厨子给夜餐会做华沙菜：浅紫色的热巴尔什茨、磨菇白菜、塞肉的白斑狗鱼、罂栗子糕、几杯伏特加、很浓的茶还有戏剧表演，由一些业余演员表演喜剧和正剧。这些晚会的节目单是波兰文印的！用象征的图画作装饰：在白雪覆盖的原野上有一所茅屋，底下有一个顶阁，里面有个沉思的男孩在低头看书末了是个圣诞老人由烟囱向一个实验室里倒科学书籍。

前面是一个空钱袋，一些老鼠正在咬它玛丽参加了这些庆祝。她没有工夫学扮演或在喜剧里担任角色，可是在雕刻家瓦斯科夫斯基举办的爱国晚会中，她被选为舞台造型《波兰打破枷锁》的主角。

那天晚上，这个严肃的女学生成了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女子。她穿了一件老式的衣服，周身垂着民族色彩的长纱，金色头发从她那斯拉夫式坚定的脸庞两边披下来，随意地垂在她的两肩。那些波兰亡命者，在这折纹重叠的石榴布料的衣裳里看见了他们民族的形象。

在布罗妮雅家的一场家庭紧急会议决定玛丽搬到拉丁区去住，靠近大学、实验室和图书馆。德卢斯基夫妇坚持要借给这个青年女子几法郎，作为搬家费用。

第二天早晨玛丽就开始找房，去看每一所出租的顶楼。

她离开屠宰场区的住房，觉得很懊恼；这个地方的风景虽然很平庸，房子里却充满了温情、勇敢和善意。玛丽和卡西密尔·德卢斯基的感情像是兄妹，这种感情终身不变。玛丽和布罗妮雅之间，许多年前就已经产生了一种很伟大的精神：牺牲、忠诚、互助。

布罗妮雅正怀着孕，身体很沉重，仍然亲自捆扎她妹妹的一点可怜的所有物，把它们堆在一辆手车上，以便短途搬运。然后，卡西密卡和他的妻子又上了那著名的公共马车，由一辆马车的顶层换到另一辆马车的顶层，隆重地伴送“小东西”到她的学生住房去。

她的生活实在也不得不像修道士的生活那样简单。

自从玛丽自动放弃了德卢斯基家供给她的食宿，就不得不自己支付所有的费用。她的进款分成一小笔一小笔来支出，她有一点积蓄，她父亲给她每月寄来40卢布。

在1892年，一个异国女子怎么能够一个月只用40卢布在巴黎过不太难堪的生活呢？这只合三个法郎的一天，而她必须支付自己的衣、食、住、书籍、纸墨等费用，还须缴大学学费。这是亟需解决的问题，但是从来还没有一个问题是玛丽不能解决的。她有意地把分心的事都从日程中除去，不参加朋友聚会，不与别人接触。同样她断定物质生活毫不重要，认为这种生活并不存在。依据这种原则，她给自己安排一种斯巴达式的不近人情的奇趣的生活。

福拉特路，柏特华雅大道，佛扬替纳路所有玛丽住过的屋子都同样便宜，同样不舒服。第一处是在一所带家具的破旧房子里，许多学生、医生、附近驻军的军官住在里面。后来这个青年女子要得到安静，便租了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住房的顶楼，像是仆人的住房。她用15或20法郎一个月找到那样极小的一间屋子，斜屋有一个天窗透进光线，而且由这个“鼻烟匣”向外望，可以看见一方天空。屋里没有火，没有灯，没有水。

玛丽用她所有的东西布置这个地方：一张折叠铁床，上面铺着她由波兰带来的褥子；一个火炉，一张白木桌，一张厨房里用的椅子，一个脸盆；还有一盏煤油灯，上面罩着值两个苏的灯罩；一个水桶，她用来到楼梯平台的水龙头那里去装水；一个碟子大小的酒精炉，三年里她就用它做饭；两个碟子，一把刀，一把叉，一个汤匙，一个杯子，一个有柄平底锅；最后是一把开水壶和三个玻璃杯。德卢斯基夫妇来看她的时候，她就照波兰规矩，用这三个玻璃杯倒茶。在她接待客人的时候还是很殷勤的。

她没有仆人，一天来一小时打扫屋子的女工费用，已远远超过她的支出预算。在琐碎的实用专长方面，她只会一件事——缝纫。

玛丽不承认自己会冷会饿。她不去烧那装着弯曲烟筒的火炉；在写数字和方程式的时候，她不知不觉地手指渐渐麻木，两肩也颤动起来。有一碗热汤，有一块肉，她的体力就可以恢复；但是玛丽不会做汤！

她不能用一个法郎再费半小时工夫去做肉片！她差不多没有进过肉铺，更不用说饭馆，那太贵了。一连几个星期，她只吃抹了黄油的面包，喝茶；当她想打一次牙祭的时候，她就到拉丁区的一家小饭店去吃两个鸡蛋，要不然就买一块巧克力糖，或者一个水果。

这种饮食，使几个月前离开华沙时气色很好的健壮女子很快就患了贫血。她时常由书桌前一站起来就头晕，刚刚抢到床前躺下，就人事不省。醒过来的时候，她自问为什么昏过去；她觉得自己有病，但是她对于疾病也和对于别的事情一样，极为轻视。她一点没有想到，她是因为身体虚弱而晕倒的，也没有想到她唯一的病乃是饥饿。

她不向德卢斯基夫妇夸说这种绝妙的生活办法。

每次她去看他们，他们问她烹调手艺进步如何，问她每天的食谱，她总是以单音字回答。若是她的姐夫说她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