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分别在广州《羊城晚报》（2010、4、1）、北京《海内与海外》杂志刊登

一位传统文人逝去了

王玉祥

这个残腊新正，是在一种绵绵的思念中寂然度过的。因为，三十年来高擎中华诗词大旗的吟坛巨擘李汝伦先生在这时节突然离我们而远行了。一副挽联几首悼诗，书不尽对他的哀思。前几日，汝伦老师的女儿文心女史说，希望我有一点追怀她父亲的文字。是的，这是我责无旁贷的事情——三十年的交往了。所以，现在写此短文，自信还不算是在哲人身后谬托知己吧。

一九八一年底，荒芜先生向我展示一册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当代诗词》第一集（创刊号）。这是几十年来全国第一家也是唯一的一家旧体诗词专刊，其中多载大名鼎鼎的诗家学者之佳作。荒老告诉我，刊物主编名叫李汝伦，有稿就径寄。我很快照办了。翌年收到由广州寄来的《当代诗词》第二集。其中特为青年开辟的“雏凤新声”专栏选发了全国九名作者的诗作，我的六首诗忝列头条。当时真让我喜出望外。被名家荟萃的诗刊认可至此，我知道了自己二十年的艰辛探索没有白费。

汝伦先生不仅从烟波浩渺的诗词海中发现了我这滴水，还从极度繁忙中挤出时间与我通信，悉心指导。他说：“要写诗人的真性灵，真见识，不要学填书塞典”，“应向抒发襟抱、寄托感慨上努把力，应时应景、粉饰升平之作不可写”。一针见血，足以为戒。如此通信，数年间多达三十余封，令我深受教益。后来家里有了电话，联系更为方便了。一年年过去，海内外吟坛公认《当代诗词》为弘扬传统文化、重振中华诗词而创建的殊勋，公认它大纛高擎的权威地位，公认它对国诗创作“一花引得百花开”的强大推动效果；但大家未必都知道，该刊草创以来编者李汝伦先生所付出的难以想象的艰辛。先生太累了，他在信中几次谈到缺乏人手，力促我去做个臂助。塞北岭南，迢遥万里，后虽终因编制问题而罢，但他对我寄予的信任和厚望长令我铭感在心。

第一次见到汝伦先生是在一九八六年深秋，我应邀出席在“珠三角”召开的中国近代文学研讨会。当时他住在海珠北路的那座楼，临近名胜六榕寺。客厅内挂着大画家关山月所赠《红梅图》。设家宴为我洗尘，他请来岭南知名作家李晴、李士非二位先生作陪，并对我多有揄扬，令我不胜惶愧。后来我赠他诗中“窗前云护六榕寺，座上风流三李侯”之句，便是写真。而他也曾偕夫人刘淑婉老师作承德之游。由于事先未及通知我，到达后又偏逢连日大雨，人地两生，竟欲访我而未果。失去一次执鞭从游尽地主之宜的机会，我与内人深以为憾。后来他在《赠玉祥》诗中写“诗名休憾未成雷，曾向高云问白眉”，即指此事。以后许多年间，天南地北雅集频仍，大家得以在吟山咏水中屡屡重逢，我也几度于五羊城里登门拜访他。他的道德文章，日益为我所钦服。

我以为，在汝伦先生身上，集中了自古以来华夏之“士”的诸多美德。他是如今已不多见的真正的传统文人，然而他又决不保守，切实具备着今古优秀学者那种穷究天人、独立思考的文化品格，不畏神明，不囿成论，去伪存真，拨云见日，必欲一还历史之真面目而后已。圣人云，“心之官则思。”难道每个长脑子的人不都应当如此吗？早在三十多年前，他就拿出近三万字的《诗史·诗圣·人民诗人》，率先批评郭沫若的谬著《李白与杜甫》，雄辩滔滔地痛驳了强加给杜甫的诬陷不实之词，被誉为“一部小小的（杜甫）评传”。他的真知灼见，涉乎古今，发为诗文，每每令人击节而叹，甚至受到大师钱钟书先生的激赏。近几年，他尽管久为二竖困扰，体况愈差，但仍以旷达襟怀恢宏气度直面人生，畅行学海，完成力著多部，尤以洋洋三万余言为现代史上学衡派主持公道的大文章《八十载沉冤案要翻》最受时流称道。此文高屋建瓴，立论惊天，辩证翔实，笔扫千军，读之振聋发聩。文中精辟之论，如“科学能制造机器人，不重视不进行人文主义教育，人也会变成机器人。”“中国应该依科教文兴国，而非科教兴国。”其深远意义岂止限于文化方面！至此，不禁想到，那些专职的“历史学家”们又干什么去了呢？文人能独立思考而不轻易苟同，于今已尤为难能可贵。早年我赠汝伦诗有云：“端赖白山铸风骨，不曾高第拽裾来。”这里，独立思考是他风骨铮铮的前提，更要有儒家道义的长期修炼，断非轻而易举。如果说当下文化人中不乏胁肩送谄高度缺钙者流；那么，汝伦先生的源自传统文化的文人风骨，恰是一面明亮的镜子。此即“士”之所以有别于新概念的“知识分子”也。

鄙人天性愚钝，不善经营，然而多年来也颇阅得些炎凉，深感同为前辈，其对晚辈做法却迥然不同。有些人惯于居高临下，前呼后拥，一向只看到自己的那点儿价值，却无视别人（包括晚辈）的价值，他们与晚辈交往，大抵是要人家为他们服务而已。那年某名公八秩大寿，写信遍促天下诗人为其作诗撰联以壮声势，便是一个颇费心机而让人觉得格调不高的例子。这些人的行径，与汝伦的一如既往以真诚平等对待后生，时时关注他们的文化成长相比，简直判若云泥！也许正因这样，汝伦先生才在人群中尤其是晚辈中享有很高的声望，赢得更多的尊重。在世风日下的今天，诗坛同样非为净土，般般种种的争夺表演，许多诗友看得比我清楚，何劳在下饶舌！某些诗坛“大佬”之流，为他人为晚辈做点事总是有条件的，“午餐”岂能免费！而汝伦则完全从诗词事业考虑，以“铁面、法眼、公心”自励，兢兢业业为人作嫁，乐于在佳作如林中寻求他所喻的那种“‘后宫佳丽三千人’的风流天子感觉”。这是何等清雅高迈的文化境界和情操啊！先生饱经磨难阅尽沧桑，世事人情均已看透，晚年乃自号其书斋曰“我亦格格斋”。此中有深意在焉。然而先生平日性情随和，谈吐幽默，诗心仁厚，一如佛子。那年在黄河岸边踏月寻诗，谈及民生疾苦，他竟至潸然泪下，不能自已。

一九九三年我出版小诗册《天雨花集》，先生曾于极度繁忙里拨冗撰序。这几年他屡遭病魔，体况欠佳，仍旧壮心不已，连番著述。所以我的另一册《天雨花续集》付梓，就实在不好再将写序的苦差强加于先生或者其他前辈了。但他还是抱病凝思，破例写了两首七律给我，作为彼此几十年如水之交的纪念。一曰：“磬棰峰打众山苍，蓦地雷声滚列岗。天女驱风花阵散，黄云逐电雨帘香。无权君远豪门客，有奶伊充竖子娘。丝管宫深吟馆冷，待听猴戏报收场。”二曰：“诗名休憾未成雷，曾向高云问白眉。也北也南鸿爪迹，诸山诸水雅人堆。清泉送热花应发，紫塞生寒燕不回。臂肘互招横万里，长天一碰手中杯。”如今两诗均恭录于拙集中。

二00七年春暮，几位诗友行经广州，同去拜望汝伦先生，见他形容已十分消瘦，可想久病煎熬之苦。但见到我们，他非常高兴，当即与夫人刘老师赏宴款待，席间大家叙谈甚欢。看得出来，先生对当年他所殷切期望的“年青一代的写手”已经成为国诗中坚而感到由衷的欣慰。合影后他送别我们，步履缓缓，送出好远，犹自依依伫立……

本想日后再去探望汝伦先生，孰料他就这样突然走了！这些日子，透过如潮涌至的悼诗挽联，我更强烈地感到了他非凡的人格力量和文化价值。斯人虽逝，但他的思想与著述、他的诗词、他的杂文，将永远鲜活地生存在中华文化的宝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