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瀚是清中期的大收藏家，最著名之收藏乃“临川四宝”，分别为隋丁道护《启法寺碑》、唐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唐褚遂良《孟法师碑》及唐魏栖梧《善才寺碑》。吾虽亦有碑帖之好，惟不敢奢望此也，今秋收得李宗瀚之行书立轴一幅，略沾前人福惠。该立轴内容亦为碑帖，乃其临圣教序中一段文字：“幼怀贞敏，早悟三空之心；长契神情，先苞四忍之行。松风水月，未是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故以智通无累，神测未形。超六尘而迥出，只千古而无对。－－戊申春仲临圣教”，落款为春湖李宗瀚，钤印两枚，朱文“宗瀚印信”，白文“李氏公博”，写于浮有暗八仙及祥云图案之腊笺上，满纸气韵流动，俊朗生姿。

李宗瀚生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殁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字公博、北溟，号春湖，乾隆五十七年中举，次年登进士，嘉庆二年充武英殿纂修，后充国史馆协修及起居注官等，历任福建正考官、典武会试副考官、湖南学政、晋太仆寺卿，后入都授宗人府府丞，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典武会试正考官，工部左侍郎，浙江学政。据《清稗类钞》记载，其人“癖嗜金石文字，所藏多名拓，筑湖东楼贮之。桂林山水奇秀，岩壁间多唐、宋人手迹，登椒穷邃，摩磋挲玩，手拓殆遍。又尝得元康里氏所藏唐拓《庙堂碑》，及唐拓《化度寺碑》，皆亲自钩摹上石，均极神妙。”

李氏一门风雅，几代书香，为桂林颇具影响的一大书香家族，其子弟在诗文、绘画、书法及鉴赏等领域皆成就斐然，时人曾将李宗瀚之书法、其父李秉礼之诗文及其叔父李秉绶之绘画称为“桂林三绝”。而李宗瀚最著名之收藏缘何要称“临川四宝”而非“桂林四宝”，此番因缘则须由其祖父李宜民说起。

李宜民康熙年间出生于江西临川，寒门失恃，寄居于外祖父家，二十余岁时其父去世，几乎无钱安葬，复见在衙门内任职小官的外祖父薄薪几不可支，慨然长叹曰：“人生驹过隙耳，不及时树立，而营营钻故纸耶？”遂投笔典屋，挟金外出闯荡，于湖南生意失败后，来到桂林，凭一手好字替人代写文书维生，后经营盐业，于乾隆年间开始发迹，渐由困顿之家转为鼎食望族。虽然当初掷笔经商，但文人天性，成为巨富的李宜民还是寄望儿孙能够光耀门楣，遂请来诸名师课馆，李氏子弟亦不负所望，俊彦代承，多有所成。其虽已在桂林站稳脚跟，但念念不忘故土，拒入桂林籍，子孙入科场，皆命回江西赴试。

自此后的一、二百年间，生活在桂林的“临川李氏”英才辈出，先后有高中进士者三人，官居显要者众。李宗瀚之父李秉礼为李宜民之次子，天性恬静淡泊，素有诗名，很早即辞官侍亲，以读书为乐，曾做诗云：“平生无所嗜，所嗜拥书坐，朝览犹未足，夜复就灯火。”其父去世去，不愿继承家产，让之于兄弟。袁枚曾评价其作云：“松甫先生各体具佳，尤、陶、谢、王、孟、韦、柳诸家。性之所近，又能独出心裁，不袭陈迹，选声必脆，下字必工。”徐世昌《晚晴够诗汇》评价其诗云：“其善者，几于空中之音、相中之色，人皆闻见，难可捉摸。通体洗炼，都无草率。” 李秉绶为李宜民第六子，曾官工部都水司，亦于壮年辞官，回桂林山水间吟诗作画，其尤善画岁寒四友，作品纵逸秀挺，清快爽目，与时人朱鹤年、汤贻芬等并称“乾隆十六画人”。

李宗瀚是临川李氏门中的第一位进士，亦是李氏家族中地位最显贵者，其深受父亲影响，淡泊名利，性喜聚书藏帖，中年即以养亲辞官回桂，十年后被道光皇帝再次起用，擢工部侍郎，道光十一年在浙江学政任上时，接闻父丧噩耗，扶病奔丧，不料哀痛过度，卒于衢州，后以衰服殓，归葬原籍。《清史稿》曾载其传，称其“孝谨恬退，中岁以养亲居林下十年，书法尤为世重。”道光年间，京城朝官善书者有“李郭何顾”之称，即李宗瀚、郭尚先、何凌汉及顾莼。对于他的书法，曾国藩曾评价为：“作字之法，可为师资者作二语，曰：‘时贤一石两水，古法二祖六宗’。‘一石’谓刘石庵（刘墉），‘两水’谓李春湖、程春海也。”杨守敬在《书学迩言》中则云：“江右书家以李春湖、陈玉芳为最，李学虞庙堂，凝远冲和；陈学董香光，凝炼遒厚。”除了书法，其人诗词、绘画皆有造诣，惟其一向认为“盛名不可居”，不愿以诗文名世，故编集时尽量删减，传世仅《静娱室偶成稿》二卷及《杉湖酬唱诗略》二卷。

此番吾所得之立轴，乃其十八岁时所书，明显与其成熟时期风貌不同，虽提按间本来面目初现，但仍可见运笔时未得收放自如，尤其笔势向右下方之运笔，略有刹不住收不拢之嫌，复观其成熟后之运笔，则已知劲道不可使尽，万事皆应留有余地矣。然则，人皆有少年心性，吾等有何理由要求一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春日挥毫时，定要写出壮年听雨的江阔云低呢。

若纯以书法而论，吾对此兴趣一般，盖因该立轴虽然系出书法名家之手，却并非其上佳之作。吾收此作，皆因李宗瀚为书法家之同时，亦为清代著名的藏书大家，而吾收藏书家墨迹已数年矣。吾爱书之深，故与之相关的一切吾皆爱之，此为极无奈何之事，亦是极快乐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