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姜汉忠

最近一个出版单位出台一项措施，鼓励版权输出。初衷是不错的，因为缺少鼓励措施，我们很多图书是很难冲出国门、走向世界的。

不过，仔细看一下这个鼓励方案发现有些地方不大对劲。当年出版的新书按百分之八资助版税，前一年的书按百分之七资助，超过一年的则按百分之六资助。不知道政策制定者如此行事有何依据，对版权输出有无调查研究。

我的实践告诉我，最可能走出去的书很大程度上还是那些有年头的书，也就是“旧书”。有些书即便过了五六年，有时候还会碰到前来询价的。比如多年以前，我供职的出版社出版了两本小书，一本是《HSK听力关键词》，另一本是《HSK听力惯用语》。两本书第一次授权给韩国出版社是在二〇〇一年。令人意外的是，直到二〇〇八年还有人在询问这两本书的韩文版权是否开放。于是，在这两本书第一次授权到期以后，去年重又授权给韩国出版社出版韩文版。在我的版权贸易生涯中，当年出版的新书能够卖出版权的并非绝无仅有，然而与“旧书”相比，还是占少数——除非“旧书”都已经授权光了，没得做了。

如果关注国内出版界的情况，就会发现很多出版机构和决策机构都是如此，国际书展则是这种宣泄这种情绪的最好舞台。准备参展样书绝大多数都被要求是当年或者前不久，甚至尚未出版的新书。实际效果又是如何呢？要说真卖版权，新书卖版权永远也干不过“旧书”。我每年都参加国际书展，每年摆上去的新书鲜有参观者光顾。道理明摆着。新出版或者尚未出版的书，国内市场考验都没经过，何来把握国外市场呢？如果真有一个两个对你的新书感兴趣，那一定是此前此类图书没有出版过或者国外对其如饥似渴，否则对其表现出的“兴趣”就是虚假的。

不仅图书版权贸易是这样，就连展示也充满了喜新厌旧的情绪。每次参加书展，都会碰到不止一个同行问我，这次书展有什么“亮点”，也就是有什么新东西。听这口气，没有新东西似乎就没什么看的，没有新东西似乎就令人沮丧，没有新东西似乎就是大失败。当人们很难从图书里面找出“亮点”的时候，搞活动便成了另一个出“亮点”的领域。只有能聚来一帮人，只要能上媒体，那“亮点”就足以让挖掘“亮点”的人出彩。于是，就有参展人员到处去拉观众，不管人家有空没空、感不感兴趣，见面就给人家作揖，弄得人家却也不是，不却也不是。如此搞出的“亮点”能给版权输出带来什么实质性效果呢？天知道！

其实，“喜新厌旧”不是出版界独家所有，而是弥漫于国内很多领域且多年无法消散的情结，只不过表现形式有所不同罢了。据《参考消息》报道，不久前位于北京建国门南侧的凯莱大酒店被悄悄拆除了。在很多人看来，建于一九九〇年的凯莱大酒店“落后于社会发展”，所以取而代之便不足为奇。据说，即将拔地而起的是更大、更有全球感的五星级大饭店。照这个思维逻辑，人民大会堂也该拆除重建，因为它的历史比凯莱大酒店可长多；人民大会堂北侧的天安门也该推倒重来，始建于一四一七年的天安门都快六百岁了。

说到建筑领域的“喜新厌旧”情结，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一位学者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的时候认为：我们历代王朝从来都是推倒旧的，重建新的。这种“新的就是好的”价值观一直影响到今天。衣服穿不了几天就换新的；车子开不了一年就换新的；电影或者电视剧拍出来还没怎么看，就又要重拍。就连人有时候也要换换，娶回来没多久的媳妇就要弃旧图新，要不然不会那么快就找外遇。可是到头来，能够以新胜旧的能有几何？经得住历史考验的又有多少？对百姓而言，“喜新厌旧”只能得到一个结果，那就是劳民伤财，浪费资源。

若要进一步推进版权贸易的发展，出版界就要摒弃“喜新厌旧”的情结，就要在做好书、做经得起考验的书上下功夫，甚至肯耐得住寂寞，甚至要能十年磨一剑。这样下去，经得起时间的经典之作才会出现，符合海外市场的好书才能问世，否则版权贸易工作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末。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只要我们踏踏实实做好眼下的工作，只要开发好筹划好眼下的选题，让其成为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好作品，我们就不愁我们的图书进入不了海外的主流市场。

二零一一年元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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