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

当殖民主义的一叶翻过，如果马克思在世，他又将会怎样描述我们今天这个被称为“全球化”的世界？
实际上，这个世界依旧是疾病四处蔓延的世界，马克思的论述非但并没有过时，毫无疑问的恰是：当西方资产阶级在“全球化”的声浪里为获得财富和廉价劳动力而高歌猛进的时候，扩散着的疾病和疾病的世界始终依旧是其挥之不去的幽灵。这个挥之不去的幽灵，在当今世界特别表现在对于AIDS的恐慌中。惟一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世界的眼睛里，AIDS仅仅是第三世界的产物，尤其是非洲和中部美洲的特产。这一伪科学的论断当然没有任何新意，它助长了对世界的那一部分的“核查”与控制，但却放过了那些大腹便便的白人男性带菌者，甚至为他们在第三世界美女的“野生丛林里”的纵情生色四处猎艳披上了神奇光环。以至于在“上海的活宝贝”和北京的三里屯酒吧里，白皮肤就是全球化的“中国姑娘”（讽刺的是，这是1968年法国导演戈达尔著名的社会主义电影的名字)眼中“文明”和“纯洁的标志”！而在诸如此类的“全球化写作”中，“本土的男人”却全部因为长期在公司里打工和加班，竟然丧失了“性能力”。如果说什么是全球化时代的历史讽刺，这的确是绝妙的讽刺！
（据说体内带有艾滋病毒的非洲猴子，非洲艾滋病孤儿和他的祖母）
但是，也就是在这样的时代，人们常常忘记：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的“解放”与资本主义的“扩张”同是一个旗鼓相当的全球“扩散”概念，我认为正是这一扩散的概念，把我们重新领入到历史根深蒂固的原生态——引入到对这个世界的“疾病”的洞察。
“不死的自由鸟”(Vogelfrei)——这曾是马克思用来描述无产阶级的词汇。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阶段，无产阶级曾经获得了两次解放：第一次，它被从主人的财产之下解放出来(也就是说，从奴隶的状态下解放了出来)；第二次，它从生产工具下“解放”出来，与土地分离，成为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外，无所出卖的“剩余价值”本身。从这一意义上说，无产阶级被迫成为了这个倒霉世界“财富的纯粹可能性”。然而，斯大林版的主流传统是厌恶贫穷的，这与其说是对于“现代化”的追求，不如说是因为穷人“象鸟一样自由” ，他们不接受工厂的规训，而且也不能遵守“建设社会主义集体化”所必须的纪律。我们可以想想看：50年代早期，当维托里奥o德o西卡（VittoriooDeoSica） 和赛萨尔o扎瓦蒂尼（CesareoZavattini）在他们美丽的电影《米兰奇迹》(Miracle in Milan)的结尾中，让穷人骑着扫帚腾空离去——为此，欧洲那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言人是如何强烈地抨击了影片的“乌托邦主义”的。
（《米兰奇迹》封面）
马克思曾经天才地设想了那种使得朱丽叶摆脱困境的神奇的“麻醉剂”，但是，莎士比亚神奇的戏剧性却揭示了另外出乎意料的可能性：当朱丽叶从“麻醉”中复活的历史时刻，她看到的竟然是罗密欧误以为她死而自杀身亡。但是，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断言历史的悲剧为时尚早：因为“不死的放飞鸟”是天使，也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换句话说，真正讽刺性的恰恰是全球化把无产阶级从“集体化”和“国有化”中解散出来这一无形的“扩散”；于是在今天，在“后现代的”、“全球化”的眩人耳目的青天之下，再一次出现了这样一个“众数”，再次出现了一个横冲直撞、无处不在、各不相同、四处流动的历史主体，他们为了生存而两手空空走向黑暗，被放逐于荒凉的大地他们在漫漫长夜独自行走。他们就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破坏者，他们就是这个世界的爱情和诅咒——---“不死的自由鸟”--他们是这个世界上穷人的共有之名。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和全世界徘徊”。此时此刻，正是马克思的青天霹雳把我们再次引向鲁迅笔下的地母。当今天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这个形象狭路相逢，我们真切的感受到她就是创造者和生产者：生产爱、养育子女和大地万物；同时她的确是预言者和遗传者：遗传疾病、梅毒，预言屈辱以及复仇。这就是鲁迅眼里的人类的母亲，大地的慈母—一个被她养育的儿女抛弃、驱逐到旷野中的老妓女的形象。一个被现实世界放逐于荒野的“先知的石像”。她就是以穷人的共名在世界上默默哭泣的救世主。
她就是有着伟大战斗传统的世界无产阶级永恒的“共名”——“不死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