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夏末，我通过萨特的两篇美学论文《贾科梅蒂的绘画》和《追求绝对》认识了贾科梅蒂。之后读过它们很多遍，我不能肯定说完全理解了萨特，但我认为能够理解贾科梅蒂。依我看，没有人比贾科梅蒂更容易理解。

萨特在拼命寻找那个用以描述他的词汇：距离（值得敬重的）、虚空（使他困惑的）、真空（他的蜗牛壳外套）、空间（充盈的实体中的真空）……这些用于阐释作品的词语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萨特是他二十年的朋友，他是了解他的。他的人，“冷漠中交织着畏惧，不时带有赞美，偶尔又怀着崇敬”，而在我看来，贾科梅蒂更多的时候专注于迷惑。或许有些人说“不知道”的时候，其实正期待着询问。然而贾科梅蒂却拒绝了所有人的理解，只承认认同的可能。他是因为有太多的迷惑而显得比一般人更加疏离。

约翰·伯格是睿智的，他说，“如果贾科梅蒂生在较早的时代，他或许会成为宗教艺术家。然而事实上，他却是生在这个难以理解且疏离感普遍流传的时代，他拒绝以一种过去的方式，即以‘宗教’为名来逃避这类的问题。他仍然固执地忠实于他自己的时间，对他来说，他对时间想必犹如对自己的皮囊般熟悉：从初生到现在，在这个皮囊中，他无法不诚实地面对自己，不得不承认在过去以及未来，‘人’都是注定要孑然孤独的。”

贾科梅蒂不是隐士，他不允许自己成为隐士。这就是为什么他比别人更坚定地返回孤独，他知道只有孤独才是所有人相依为命的唯一可能。这就是为什么他看上去比真正的清教徒显得更自然。

只能成为艺术家。艺术家是社会人，对于作为社会人的艺术家来说，艺术要么成为生活的同义词，要么成为生活的反义词。他只能放弃关心这个。所以，即使社会认同他的作品，也不是刻意的。社会只能与他毫不相干。——“孤独”，谁也不能否认这个词在他的作品里，比在其它任何地方体现得更加鲜明和强烈。他几乎是在直接地描绘这个词。

假如萨特不是贾科梅蒂的同时代人，他或许也能够认识到并说出“没有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在他死后的改变像贾科梅蒂那么大”。但他是他的朋友，更愿意去理解，也只能够去理解贾科梅蒂：“对他而言，距离……是一种被环境、理解和对困难的认可所需要的东西。……这时他觉得距离是不可逾越的。”

“当她们走在街上时，我看她们是妓女，当她们还原成人体站在我面前时，她们就是神。”贾科梅蒂自己说的，好像在说一个希腊神话故事。这些“她们”同时也是他的朋友，她们既是陌生的、低贱的，也是亲密的、崇高的。萨特说，“虽然他（贾科梅蒂）渴望触摸她们芬芳的肌体。他抵制了淫欲邪念，没有去采摘那亲昵的果实，因为他需要的是友谊和爱情。由于他害怕被利用，所以也就不敢轻易占有。”贾科梅蒂肯定难以解释自己，他最终仅将男女诠释为最基本的性别特征和动作符号，男性人体只需要单纯地迈出一步，女性则毫无动作地站立着，这就足够说明问题了。

他肯定是用减法来做作品的。对他而言永远有累赘。无论在他的人物周围有着多么复杂的线条，他需要的只是极少的前提，而这已经太多了。

首先是在他和对象之间隔着太多“作品”，他要看清自己眼中的对象，必须去除它们。然后是对象本身有太多的附加物，比如他们的姓名、身份、外貌——是的，他们不一样，但他们只是男子、妇女、头像、猫、狗，一些普遍的个体存在。但还是有累赘。那么多动作、神情，都是多余的、干扰性的。

然而，还是有累赘。在逝世的前一年他终于说，余生可用来描绘一只椅子脚，就一只椅子脚。也许的确是这样，用一年的时间来描绘一只椅子脚，足够了。

他所需要的只是减法，直至看上去比“没有”还要空无。然后他奇迹般地赋予了这“空无”以无穷的质感。

约翰·伯格有一段精辟的论词：“想要维持这样的生命观点需要某种特质，我很难明确地定义这种特质。在贾科梅蒂的脸上是看得出来的：诡诈中乍现出一种耐力。如果人类只是一种动物，不是社会动物的话，所有的老男人都会露出这样的表情。我们偶尔在贝克特的脸上也可以找到相似的表情。你也可以在科比西埃的脸上找到正好相反的表情。”他的语言方式或论证方式是绝妙的，只是，我实在不忍心将“诡诈”一词用于贾科梅蒂——那几乎是一种讽刺，或是一种暴力性的阐释，试图把他从反面翻过来，赋予他一个正面——约翰·伯格此时所描述的贾科梅蒂是一个天才，而贾科梅蒂只是个较高尚的、自找苦吃的人。贾科梅蒂与贝克特或许确有共同之处，他们作品形式中有一种相似的剥茧抽丝。但他的狡黠从不用于“应景”，也不懂得用来“游于艺”。在生活中，他可以很像是一个天生的演员（假如这样讲不被误解的话），然而用于描绘他的形容词只能缩减，以至于消失，就像他对于这个真实世界的认知那样，他越来越清醒，以至于完全失去兴趣。

贾科梅蒂的作品为死者而作，他说，艺术应该如此。他并非为未来者和成长者而作，他将作品敬奉给不计其数的死者。他或许同时还在提前感知着每一个生命的死亡，将双手贴近生命最黑暗的深处，在盲中触摸生死交界处的混沌，进行一种临界点的“流浪”。在这个深谷里没有风，每一粒尘埃都有其自主性，但这深谷的宽窄由他来限定。萨特看到了这深谷。热内也看到了，他更真切地看到那些“人”是怎样从深谷中站立起来的，热内对萨特说，“在贾科梅蒂那里，青铜得胜了。”可能是因为青铜比泥土更显得坚忍吧。萨特则始终更了解贾科梅蒂本人：“他对自己的梦就是在作品后面消失。如果青铜自己领悟一切，自己来成为雕塑，阿尔贝托还要更幸福。”

他也许甚至更渴望体验死亡，因为那是属于生命最神秘的一部分。在不知癌变的情况下接受胃切割手术时，他对朋友说，唉，只是小手术，如果是癌症倒是值得的经历。他总是理所当然地不把健康当一回事。约翰·伯格敏锐地发现了死亡之于贾科梅蒂的意义——他将生命看作是对于死亡的觉醒：“他不是病态地关心死亡的过程，而是十分在意人怎么看生命的过程，而人类终须一死的命运是人所凭借的唯一信念。没有人会反对这样的观点，即使我们同时也认同其他的理念。”

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在他死后的改变像贾科梅蒂那么大”。

他的朋友（后来也几乎成为敌人的）毕加索也是理解他的：“大多数雕塑家都被风格的问题所囿，看不到事物的基础。而对于贾科梅蒂来说，只有一切细节都被遗忘的时候，才能产生雕塑。”尽管不能肯定贾科梅蒂自己能否同意这样的说法，因为至少在生活中，“细节”对于这位艺术家来说从来就至关重要。一个例证是：萨特在其自传《词语》中提到贾科梅蒂有一次脚受伤的经历，由于记错了地点（把金字塔广场说成意大利广场），所引用的话也有误，后者便愤怒地中断了与这位哲学家二十多年的友谊。萨特用此事来证明“偶然性”，贾科梅蒂却用行动来证明了他所说的“真实无法共享”。

贾科梅蒂曾说，他抓住并揭露一种真实是为了保护自己，为了养活自己，为了自己的成长，为了支撑自己，为了尽可能地去接近自己的选择，为了抵御饥饿与寒冷，为了抵御死亡。然而在深入这个世界的过程中，他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了成长，拒绝了自我保护，拒绝了抵御贫穷，以至于几乎拒绝了整个世界，而仅仅是用冷漠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孤独。“这孩子每年焦躁不宁地等待着雪，等雪把大地裹住好让自己藏在小洞里。”他只给自己剩下一条险路，如在家乡的贝盖尔山谷爬上马罗亚隘口那样。

他是那样地孤芳自赏。“一块塑泥、一团石膏、一幅画布、几张速写纸，他就能幸福。”摄影家布拉塞说。可是，他是幸福的吗？他用手中的一切材料来作画、做雕塑，有时候就在墙壁上反复覆盖，有时他对它们相当凶狠，用刀和笔划透了墙壁，用烟蒂烧焦了地板，他把他的灵魂刻在那里，烙在那里，就在那间小小的斗室里。他好像仅仅是在原地踏步，哪儿也不去，但他知道他真正想要去的地方是哪里。他似乎坚信以他的方式完全能够达到他所要实现的“不可能”，他一小寸一小寸地向着“绝对”迈进，就像追赶乌龟的兔子那样，每个“一小寸”对他来说都是无限的“可能”。

萨特在《追求绝对》中有一段同样孤芳自赏的话：“画家们早就知道，因为在图画中，立体的虚构的事物必须让位于平面的想象的事物来承担。如果是这样，不言而喻，在图形和我的眼睛之间的距离是被艺术的假定性所确定了的。如果我前进一步，走到离这画布更近的地方，也不能把对画面的欣赏距离拉近，即使我将鼻子挨到它身上，可能看到它们仍会有二十步之遥，因为对我而言，它永远相距二十步。而且，这种绘画中的距离感，也不是芝诺线的缘故。即使把圣母玛丽亚从圣·约翰的脚下分开而形成空间分割，结果再无限地分割下去，我也只是从这画布上划分出特定的长度，而不是那些石块在支撑着玛丽亚和她的丈夫。

“雕塑家们没能认识到这些基本的事实，因为他们是在一块真正的大理石这个三维的空间里创造。虽然他们的艺术产品是一个虚构的人，却认为自己是在一个真实的领域里创作。……”贾科梅蒂做到了那种“最基本的”。他“需要解决和必须解决的只有一个问题：怎样用石头做一个人，而这个人又不被石化”，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他“带着强烈的兴趣观察别人，好像他自己不是在同一世界上出生”。

或许萨特分析得过于复杂了，在贾科梅蒂面前，或许我们都显得过于复杂了，或许他比我们所能想象的还要复杂。事实上很多年里，那些在空间中有层次地纷乱着缠绕着我的仅仅是一些线条，许多线条——那么有层次，纷乱，却绝不混乱，就像一种庞大而精密的机械装置，却不可能是机械装置——他从不追求秩序。当人们努力追寻秩序的时候，他追求整个世界；当人们努力追寻他的时候，他所追寻的仍然是整个世界。他只是要拒绝无聊的循环。而一次又一次地，他将我拉回到他的空间里，那是一个并不温暖的、灰色的场所，却最有可能给人休憩，就像与他同乡同姓的诗人朋友所描述的那样，“是被风吹乱了头发时的感觉”。

1964年夏末，年轻的美国作家罗特请求他为自己画一幅肖像，“一幅”却意味着，罗特一共十七次看到自己的头像美丽呈现，又无可奈何地看着它们被涂盖消失。直到画布上的人像有浮雕那般厚了，直到罗特要回纽约了，画像的过程终于结束。第十五次，当贾科梅蒂涂盖掉刚画好的画面，罗特写下：“我不指望，这幅画能以传统的方式‘完成’。我只希望，当他决定停时，这幅画处于一种状态，让人们看到我的朋友怎样无数次地尝试了我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