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看电视的时候,发现央视正在播送关于张鲁的纪录片.张鲁，重庆电视台编导。他身残志坚，自强不息，先后创作电视剧100余部（集），多次荣获电视“飞天”奖、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等国家级奖项。特别可贵的是，他在行动极为不便的情况下，关注山区群众，心系贫困学生，积极倡导实施“新世纪希望”电视行动，先后帮助上万名失学儿童重返课堂。张鲁同志崇德尚艺、乐于奉献的高贵品质和感人事迹，生动诠释了德艺双馨的深刻内涵，最近被国家人事部和中国文联授予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的光荣称号。 对于张鲁或者说对于助学的认识，缘于他当年在重庆拍的关于细小雨的纪录片．被这部纪录片的感动缘于真实，不做秀，缘于张鲁真实的展现了自己心理．是下乡助学让他走出自己因为车祸高位截瘫的心理阴影．缘于张鲁拉起要跪他的陈小梅说，人只能跪自己的父母，只能跪自己的授业恩师．其他都要靠个人志气站起来.不要跪.对于孩子我们只是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推一把而已．这是一种朴实无华的真情一种健康的助学心态．这可能也是关于一直很热门的关于感恩讨论最好回答．缘于他对细小雨的成长心境．源于他和曦曦的真情故事．也是因为细小雨，我开始慢慢的走上助学这条路．以下是张鲁最新的动态：“开初我们只是想帮助贫困地区的孩子改善读书环境，每一位参与者都没有想到，我们的行动会带来这样的效果，会这样受农民欢迎。”4月11日，重庆广电总台编导张鲁坐在轮椅上，点燃了烟斗，开始讲述农民培训资源站的故事。

在过去4年中，张鲁等人在武隆捐建的音像电子馆衍生出了农民培训资源站，并以“燎原”之势在武隆发展。

一位电视人推动音像电子馆建立

“没有在嘉乐乡的那次经历，也许我不会与‘三农’结下不解之缘。”袅袅烟雾中，张鲁追忆起了往事。

1994年，张鲁与重庆电视台摄制组到江津市原嘉乐乡(现属中山镇)拍电视剧，在这里，他第一次感到摄像机是如此沉重：距离主城区只有80公里的嘉乐乡，孩子们还在破败不堪的教室里上学，回到家，也只有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做功课。然而就是这样的上学机会，一些孩子都无法拥有。

几名衣衫褴褛的失学儿童站在了张鲁面前，失神的眼睛里充满了渴羡的神情。摄制组一位同志捐了100元钱给其中一名小女孩陈小梅，没想到，她一下子跪在大家面前，因为，仅仅需要60元，她又可以多读一年书了。

在场所有的人都落了泪。

到今天，张鲁也还无法忘记这件事带给他的震动。在遇见陈小梅的几年前，因为一场意外的事故，他不得不永远地坐在了轮椅上，之后一直生活在封闭和抑郁中。陈小梅的遭遇让他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太多比他更为不幸、更需要援助的人。这位中国电视飞天奖一等奖的获得者，第一次觉得自己以前用镜头讲述的东西，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接下来的10年里，在重庆电视台的支持下，张鲁和一批电视人先后开展了“跨世纪希望”、“新世纪希望”电视行动，推动海内外各界为武隆、黔江、城口等贫困地区捐建希望学校，为农村中小学捐建音像电子馆。在他们的苦心努力下，2003年，音像电子馆已建成了二十几座。

2002年，张鲁又来到嘉乐乡，这时嘉乐中学已有了他们捐建的音像电子馆，但这并没有让张鲁感到太多欣慰。他发现当年摄制组资助过的陈小梅还在危房里念书，老师的教学工具也仅有黑板和粉笔，而在城里，不少学校已采用了多媒体教学。

“城里的孩子上一天学学到的东西，这些地方的孩子可能一星期也追不上，修建几所希望学校和捐一些VCD，并不能彻底改变农村的现状。”张鲁说。

在农村贫困地区的见闻不断改变着张鲁的看法。

有一次张鲁等人为城口县左岚乡齐心村捐建一座希望小学，他们为小学音像电子馆送去的一套VCD除有教学方面的内容外，还有一部分是讲农业科技知识的，当地的村干部得知后，赶紧把这部分VCD挑出来，亲自保管，因为这里太缺乏科技知识了。

村干部还给张鲁讲了这么个故事。

齐心村的魔芋得了一种烂根的软腐病，每年要少收魔芋几万公斤，一直得不到解决，其实这种病十几年前就可以医治了，只要把魔芋种子用石灰消毒就能预防，而且全国魔芋研究中心就在西南大学，咨询一下就行，但由于信息闭塞，齐心村的人根本不知道上哪求援，只有干着急。

“要真正改变农村的现状，关键还在提高农民素质。”张鲁感叹。

一位成教老师让VCD发挥神奇作用

在武隆县龙坝乡(现属火炉镇)小学，一名普通的成人教育专职干部吴开顺与张鲁有着同样的梦想。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吴开顺和其他农村成人教育老师一样，主要工作由扫盲变为在农村进行实用技术推广。当时龙坝乡惟一的特色产业只有烤烟，绝大部分农民还是习惯种谷子、喂猪，吴开顺觉得肩上的担子特别重。

“现在农村技术推广难，农民觉得你是在走过场，根本不相信你能整出个名堂。”吴开顺摇摇头说。

接触音像电子馆以前，吴开顺手里的资料很有限，早已过时的一些农业技术资料还被他当成宝贝在用，他学到的一些新技术也主要是从一些农业杂志上收集到的。吴开顺最先想在乡里推广养鸭，但在农民那里卡了“壳”，农民说，鸭子养出来市场哪里去找啊？吴开顺又琢磨：那就搞稻田养鱼吧，一亩稻田每年可以养100公斤鱼，收入上千元，而且还不会降低谷子产量。

这个想法，因为张鲁等人的行动得到了实质性的推动。

2002年4月，张鲁捐建音像电子馆的活动惠及到了龙坝乡，其中，澳门立法委员会曹其真女士向龙坝小学捐赠了价值8万元的音像电子设备。在捐赠的上千张VCD中，有100多张是介绍农业科技知识的，其中有两张专门讲池塘养鱼。这让吴开顺如获至宝———龙坝的梦冲塘水好得很，有了这两张VCD，推广养鱼有办法了。

两张名为《池塘养鱼》的VCD图文并茂，有理论知识，也有具体操作，形象直观，没有多少知识的农民也能看得懂，还可以反复看。吴开顺干脆就利用学生放学以后的时间在教室里放起了VCD。

一些农民开始是抱着看稀奇的心理来的，多看几次发生了兴趣，慢慢养起鱼来。到了赶场天，吴开顺又把电视机、VCD机抱到乡场上放，后来碰上哪家人有了红白喜事，吴开顺也不忘带上碟片去宣传池塘养鱼。

几年下来，装《池塘养鱼》VCD的塑料壳磨毛了，但是龙坝乡有了38户养鱼人家，有鱼池100多亩，平均每亩能收入3000到5000元，比种谷子增加了几倍收入。

因为养鱼的成功推广，乡亲们领略到了科技VCD的“神奇”力量，吴开顺管理的100多张VCD也成了乡亲们眼里的“宝”。

一位镇教办主任铺起农民教育培训网

在火炉镇中心小学校长霍平山手中，吴开顺创造的经验“能量”被进一步放大，“辐射”到镇里每一名农民。

2003年7月，时任火炉镇教办主任的霍平山了解到邻近龙坝乡成教专干吴开顺的做法，觉得很有意思：利用VCD推广农业技术，效果好，能为农民解决实际问题，成教老师把这个经验用活了，能发挥更大作用，让当地农民都有机会接受培训。

2004年5月，霍平山多方设法筹集了22万元，在火炉镇的中心校、完校和条件较好的村校，建成了21座音像电子馆。音像电子馆由每个学校的成教老师负责管理，它面对的观众是全镇3万农民。

与吴开顺的做法不同的是，在火炉镇，成教老师的职责变成了组织、指导，而为农民播放、讲解VCD的任务，主要由分布全镇的50个农民培训点来完成。

培训点设在家庭经济条件较好、农业技术过硬且有一定威信的科技示范户和党员中心户家中，农民有什么技术需要，培训点就从音像电子馆借阅的VCD为农民播放。

“这样做更贴近农民，农民最多走几条田坎就能学到他们要的技术，VCD流动也快，一张VCD几天就可以流动一次。”霍平山说。他随即为记者提供了一份一年来的“培训成绩单”：向前村三社罗美禄的10亩地以前种传统作物每年收入为3600元，现种青蒿全年收入可达2万元；徐家村八社钱治发的10亩地以前种传统作物每年收入3000元，现专种蔬菜全年收入可达1.5万元；梦冲塘村一社代树成的1.2亩水田以前种水稻每年收入800元，现建起池塘养鱼全年收入可达9000元……

音像电子馆这个平台发挥的作用让火炉镇的干部看了“眼馋”，于是，不光镇里的农业服务中心、畜牧站等农业部门利用它来推广农业技术，甚至司法、计生、团委、妇联等部门也用它来推动工作。今年4月14日，镇里利用音像电子馆的VCD资料，在场镇上做了一次《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法律知识宣传，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实际上，音像电子馆起的已不仅是农技推广的作用了，它成为一个农民培训资源站，为农民提供全方位的素质教育服务。”霍平山说。

当年10月，了解到火炉镇经验的张鲁对他们的做法进行了专题报道，加以推广宣传。

2005年10月，武隆开始在全县普遍设立农民培训资源站，县里投入130万元，建成了89座农民培训资源站和461个农民培训点，形成了一张覆盖全县的农民培训网络，让全县35万农民有机会得到培训。

而张鲁等人，则从吴开顺的行动开始，一直关注武隆农民培训资源站的发展，这些年摄制组先后10多次前往武隆，拍摄下资源站给贫困乡村带来的变化。推广这项花钱不多，效果明显的工作经验，成了这些电视人的又一个梦想。

“农民培训资源站最终能发挥多大作用，还不能过早下结论。”张鲁说，“但多次到贫困地区的经历让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农民对知识、信息的渴求，畅通这个渠道，才能更加有效地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民愿望催生资源站

“只有教会农民文化知识，新乡村运动才有希望。”半个多世纪以前，乡村建设运动的倡导者、平民教育家晏阳初作出了这样的断语。

在武隆被称作“文化区”的鸭江镇，一些农民宁愿整天泡在麻将里，数千年沿袭下来的封建迷信活动在镇里也屡禁不绝。“对贫困地区来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最大障碍还是农民素质跟不上。”武隆县鸭江镇党委书记汪宏阳感叹道。他举例说，生猪是鸭江最大的农业产业，每年出栏生猪6万头，近些年镇里引进颇受市场欢迎的“洋三元”瘦肉猪，但农民认为养殖难度大，推广起来困难重重。这跟文化知识欠缺有极大关系。

在建立农民培训资源站以前，鸭江镇与我市绝大部分农村地区一样，农民主要通过镇里的农业服务中心、兽防站、蚕桑站等获得农技知识，这些部门一般只有三五人，还得维持自身经营发展，要花大量的时间去推广农技显然不可能，一般都是农民在生产中遇到问题找上门来才“出诊”，至于文化、法律、卫生等方面的培训，农民接受到的更是微乎其微。

鸭江镇有时也会为农民举办一些培训，培训的主要对象是镇里的种植、养殖大户和一些村干部，但由于交通条件差，有些农民赶到镇里参加培训需要大半天时间，为了鼓励他们来参加培训，镇里还得为每名参加者补贴5元钱。“这些培训无法形成一个长效机制，对农民的帮助不大。”汪宏阳说。

据了解，鸭江镇的农民培训状况在我市农村贫困地区颇具代表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培训资源站真正的催生者，不是张鲁，也不是吴开顺、霍平山，而是贫困地区农民对信息、知识的渴求。而农民培训资源站能顺势推开，也在于它符合了当前农村的实际，满足了农业发展的要求。

张鲁认为，目前，在我市农村，VCD机、电视机已普及，利用乡镇学校的校舍，建一座农民培训资源站只需要花上万元配一套设备就可以了，另外，建资源站的资金可以来自社会各界的捐款，也可以来自政府部门的相关资金，比如扶贫、农技推广等。农民培训资源站运行起来也不需要多少资金，成教老师，以及参加农民培训的相关部门人员都是拿工资吃饭的，这是他们的份内工作。

按照武隆经验，一座资源站一般只需要15个工作日就可建成，它利用遍布村社的培训点，能方便、及时地为农民提供技术、知识上的帮助。

“资源站大面积推广后，面对农民不断增长的需求，我们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负责为武隆农民培训资源站提供VCD的麒巨科技公司总经理杨解放说。目前，他手中VCD的“缺口”已越来越大。比如火炉镇需要的‘渝豆一号’优质大豆种植技术、青蒿种植技术、玄参种植技术VCD他都无法找到。

“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靠一般的商业行为根本行不通，必须有政府的介入，利用招投标的方式，确定承建企业，因地制宜为农民收集、制作VCD。”杨解放说。

今年2月23日，张鲁给市委书记汪洋写了一封《关于在农村广泛兴建“农民培训资源站”的建议信》，汪洋在建议信上批示，要求市农办调研可否把农民培训资源站与有关工作结合起来实施。

市农办一位负责人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根据他们的调研，农民培训资源站在贫困地区推动了农民素质教育，可以和相关工作结合起来实施。记者邹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