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的俄籍学者钢和泰教授

辛世彪

钢和泰（Alexander von Sta"el-Holstein,1877-1937）是一个中国学术界熟悉而神秘的名字。大家知道他是因为他发表在北大《国学季刊》1923年1卷1号47-56页的文章“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由胡适从英文翻译成中文），从而引起了当时学术界有关上古音的大讨论。又知道他是当时北大的俄籍教授，除此之外，关于此人的情况不得而知，相关材料也找不到，彷佛此人只是北大的匆匆过客。

但我心中依然存有莫大的遗憾和疑惑，读到王启龙、邓小咏的《钢和泰学术评传》，心中的疑惑才得解开。这本学术评传内容翔实而精湛，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中国人民的朋友、学者钢和泰的一个真实面貌，也让我们了解了当时学术界的不少情况，具有学术史的意义。我们首先应该感谢王启龙教授。

钢和泰出生于俄属爱沙尼亚的一个德裔贵族家庭，世袭男爵，他的名字“冯·斯太尔-霍尔斯坦”也显示了他的出身。他自幼会说俄语、德语和法语，后来又学了英语，还学过6年希腊语、8年拉丁语。他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游学英国、法国，足迹遍布中、印、日等国，长期在北京教书，精通多种语言，一生勤奋，终生未婚。

钢和泰18岁入大学，先攻读神学，20岁时转学柏林大学，学习东方哲学，梵文（Sanskrit）和波斯古经（Avesta）。1900年钢和泰24岁时进入哈勒-威登堡大学，以研究梵文名著《羯磨灯》（Karmapradīpa）的论文获博士学位。1901年到俄国圣彼得堡帝国大学，通过教师资格考试。次年游学德国哥廷根大学研习梵文，与陈寅恪一起研讨梵文。1903年27岁时进入英国牛津大学研习梵文，次年返回俄罗斯，进入帝国外交部任大使随员。1905年，升任住孟买的俄罗斯总领事，同时继续研习梵文。次年返回俄罗斯，游历巴尔干半岛诸国（希腊、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埃及、西班牙等国。还在法国和意大利学习半年艺术。

1909年，33岁的钢和泰受聘为圣彼得堡帝国大学梵文助理教授，并担任中亚及远东科学考察委员会成员。1912年访问美国，1916年随团访问日本，次年5月来到中国，由于发生十月革命而滞留北京，1918年经香港大学校长艾略特推荐，42岁的钢和泰任北京大学梵文和印度宗教史讲师，1925年升教授，直到1929年转任哈佛大学中亚语文学教授。胡适称此举为香港大学对中国学术的最大贡献。钢和泰在北京大学期间，用英、法文发表了不少让中国学术界震惊，让国外学术界称羡的成果。

1923年的“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The Phonetic Transcription of Sanskrit Works and Ancient Chinese Pronunciation）是中国语言学史上划时代的著作。他指出，推求中国古音应该按照西方学推求原始印欧语言的方法，研究古音的音值要用三种材料：一，汉语方言读音，日本、越南、朝鲜语言的汉字读音；二，韵书的反切和韵图的分类；三，汉字与外国文字的对译读音，特别是汉、梵密咒对音。受此影响，汪荣宝（生卒年及生平不详，期待王启龙教授的钩沉）在《国学季刊》1卷2期发表了“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以佛经里的音译词、日译吴音、汉音为证，推测《广韵》的歌、戈、鱼、虞、模各韵在中古时代的读音。结论是：“唐宋以上，凡歌、戈韵之字皆读a音，不读o音；魏晋以上，凡鱼、虞、模韵之字亦皆读a音，不读u音或ü音也。”

汪荣宝的结论令人震惊，引起了一场古音学大辩论，支持者有胡适、钱玄同、赵元任、林语堂、罗常培、曾运乾、李方桂等，反对者一方章炳麟等坚持传统方法，否定译音对勘法的作用。这场辩论对于古音音值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最后新派成为赢家，译音对勘方法广泛传播，被很多学者接受，成了音韵学研究中的重要方法。

钢和泰除了教书，也做收藏，并在欧洲办过展览。1928-1929学年度，钢和泰任哈佛大学访问讲师，刚刚读完博士课程、正在此地游学的李方桂（1902-1987）也来听他的梵文课，并从他学习藏文。1929年正式受聘哈佛大学中亚语文学教授，直到1937年在北京去世。曾任北京大学讲师、教授、国学门导师，1932年受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约研究院（另有高本汉和伯希和两位外国学者），次年改名为通信研究员，同时兼任北大文学院名誉教授，主要的研究工作依然是梵学、藏文文献，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文。1937年3月16日，钢和泰病逝于北京，终年60岁。

我一直认为，20世纪中国语言学得益于西方学者之处甚多，任何一位对中国语言学做出贡献的学者，都应该对他们作恰当的评价，在学术史上他们恰如其分的位置。王启龙教授的一系列工作，把这些沉寂多年的宝贝挖掘出来，让他们重现光辉，由于资料丰富，同时能嘉惠学界，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