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藩政改革

在“黑船来航”前，幕府的统治状况已经陷入了困境，特别是享保改革以后，作为封建体系的基础阶层的农民日益贫困，两极分化十分严重。一方面，由于限制土地分割，自耕农的土地往往由长子继承，而其他儿子无法获得土地，成为一穷二白的游民或佃农，另一方面，自享保以后，幕府财政的困难迫使官方不断提高税收，战国时代开始的“四公六民”（土地收成的四成归公，六成自用）变成了“五公五民”甚至更高，农民有时还要预缴数年的税收。这一切都令农民陷入困境，他们有些不得不离乡背井，有些则直接拿起武器反抗。农民的贫困也带来武士阶层的贫困。相反的，商人阶层却不断富有起来，作为“四级身份制”的最底一层反而拥有最强大的经济实力，这对于江户幕府的统治是一个根本性的冲击。幕府虽然一次又一次进行改革试图摆脱这种困局，但收效一次比一次不如人意。

与幕府一样，各藩也陷入经济危机，大名一方面要承担“参觐交代”等义务带来的庞大开销，另一方面也在承受商品经济冲击下的财政困难，因此也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自救，而这场藩政改革的成功与否关系到幕府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实力对比，也关系到幕府对地方强藩是否有足够的控制能力，对幕末政局的发展影响重大。

在享保改革之后，一部分藩开始仿效中央进行藩政改革。包括佐竹义和领导下的秋田藩（久保田藩）、上杉鹰山领导下的米沢藩、细川正贤所领导的熊本藩、真田幸弘领导的松代藩等等。改革的方式与中央“享保改革”大同小异：一方面提倡俭约，厉行节支，另一方面则推行殖产兴业来挽救财政危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这些藩政改革中，各藩都设立了“藩校”，如秋田藩的明德馆、米沢藩的兴让馆、熊本藩的时习馆、松代藩的文学馆等等。藩校要求藩士的子弟强制入学，同时向平民的子弟开放，藩校为各藩培养了大批的人才，其中的许多人成为后来日本变革的中坚力量。

天保改革直至黑船来航之间，幕府的统治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众多的藩为自救而进行财政改革。这一次，许多藩不约而同地将改革的目标定在了藩的专卖制上。

作为这一阶段改革先驱的是水户藩，藩主德川齐昭仿效水野忠邦改革，实行全领检地，设立藩校弘道馆，实行特产品的专卖制。改革相对而言取得了成功，水户藩的财政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

在此之后，两大外样大名——萨摩藩和长州藩也进行了藩政改革。

萨摩藩位于今鹿儿岛县，为战国大名岛津家转化而来，领地经济以农业为主，但生产条件低下，特别是江户中期以来，由于农民流离失所，藩财政收入锐减，不得不向商人举债。文政十年（1827年），萨摩藩的债务到了可怕的500万两之多，而当时整个萨摩藩的年收入不过12-14万两。如此庞大的财政赤字迫使掌握藩政大权的岛津重豪（时任藩主岛津齐兴的祖父）不得不采取措施进行改革，他果断提拔了茶道师出身的调所广乡为改革的主持者。调所广乡在接到命令以后雷厉风行地发布了一系列措施。首先要解决藩的债务问题，调所广乡的办法就是“按揭”：把所有债务分割为250年的偿还期，实际上与赖帐无异。解决了这500万两的帐目后，调所广乡开始筹措资金来源，他一方面鼓励农民务本，改良农业技术，奖励农产品开发。另一方面，他对奄美诸岛的砂糖采取专卖制，由藩政府统购统销，从中获得了大量的利润，同时又与琉球进行暗中的官方走私贸易，通过这些措施，萨摩藩一举扭亏为盈，成为江户时代晚期最有经济实力的藩之一。

在改革初有成效之时，萨摩藩发生了一起重大事件——由罗骚动（お由羅騒動）。由罗为萨摩藩主岛津齐兴的侧室，江户城町民出身。她希望能让自己的儿子岛津久光继承藩主。而岛津齐兴对其嫡子齐彬也有诸多不满，岛津齐彬是一个崇尚洋学的人，齐兴认为这样一个人继承藩主，一旦采取欧化政策，会让原本已经构筑起来的藩财政再度崩溃。而岛津齐彬在嘉永元年（1848年）年已不惑，他对于父亲迟迟不传位也忿忿不平，他认为是主导改革的调所广乡与由罗勾结从中作梗，于是将萨摩藩走私贸易一事密告给幕府老中阿部正弘。调所广乡被迫自杀。岛津齐兴发现了齐彬一派的夺位阴谋，嘉永二年（1849年）十二月，岛津齐兴下令逮捕齐彬派的近藤隆左卫门、山田清安与高崎五郎右卫门三人，指控其策动谋杀由罗与岛津久光，责令切腹。第二年，又责令藩家老岛津久武隐居并切腹。事发以后，大批齐彬派人士逃亡福冈藩，通过藩主黑田长溥上告幕府。在幕府的干预下，岛津齐兴隐居，岛津齐彬于嘉永四年（1851年）如愿以偿地获得了藩主之位，并开始引导萨摩藩进行近代化改革。

长州藩的改革是在藩主毛利敬亲统治时代进行，和萨摩一样，长州藩的财政也负债累累。自藩校明伦馆毕业的村田清风成为改革的领导者。清风采取了和萨摩藩不同的方式，他取消了藩的专卖制，改而由商人自由经营，同时通过“运上银”和“口钱”等商业税的方式增加收入，并提拔商人主持在长州藩的下关经营官办的金融和仓库业。这些措施也帮助长州藩扭转了亏损局面。

清风在改革中途中风病倒，改革的主导权交由坪井九右卫门。坪井与家老周布政之助继续推进清风改革，他们采取各种措施抑制商人势力，维护藩体制，而清风的政敌椋梨藤太及其势力再此后的抬头使长州藩陷入了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纷争。改革派即为清风的势力，称长州“正义派”，而保守派则被称为“俗论派”。在两派的互相争论之中，长州的改革断断续续地进行，两派也在是否维护幕府体系的问题上针锋相对，最终产生了近代历史上颇有影响的“尊攘派”。

另一个推行改革较为成功的藩则是锅岛直政领导下的肥前藩。锅岛直政是一个颇能接受外界新事务的藩主，在他的领导下，肥前藩采取特产品（陶瓷器、石炭）的专卖制，并精简藩的编制，从而使藩财政得以重建。肥前藩在此后也得以跻身强藩之列。

藩政改革是江户后期的一条独特的风景线，各藩改革的初衷只是为了摆脱财政困境，但其成功却改变了幕府中央与地方的实力差异。尤其是萨摩、长州、肥前这样的外样大名因藩政改革而获得强大的经济实力，与幕府的困境成为鲜明对比，这对幕藩体系是个根本上的冲击。而水户、萨摩、长州、肥前这些藩在改革中的成就，也注定了他们在近代日本政坛要扮演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