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沟油毒疫苗——2010年中国“人造病”泛滥

[导读]地沟油、洗虾粉、毒疫苗、超级细菌、反式脂肪……盘点2010年的健康事件，可以发现，破坏我们身体健康的，更多的是人为灾难。而“人造病”的背后，其实更是一种“社会病”。

南都周刊记者_徐卓君

3月17日中国经济时报刊发“山西疫苗乱象调查”的深度报道，称近百名儿童注射疫苗后或死或残，疑与大量疫苗高温暴露有关。在山西官方否认后，卫生部得出的结论也是“山西的疫苗，乃至全国的疫苗是安全的”，但在很多家长看来，疫苗事件仍旧疑点重重。韩爱平的大儿子（左1）注射乙脑疫苗后，得了乙脑。小儿子（左2）喝了三鹿奶粉后，患上结石。摄影_刘浚

明年，当你的孩子要打疫苗时，你会担心疫苗变质吗？

当你拿起香喷喷的糕点和饼干时，你会顾虑植物油的反式脂肪对心血管造成严重破坏吗？

当你在理发店用到来路不明的洗发水时，你会想起二烷吗？

当你去超市买食用油时，你还会考虑号称健康的茶油吗？—如果国内最大茶油商的产品，致癌物苯并芘都超标了，其他公司呢？

细数2010年危害公众的健康事件，几乎都可以看到人祸的影子。从某种程度上讲，威胁我们的健康其实并不是自然界形形色色的病菌，而是越来越多的“人造病”。

“人造病”，并不是大自然的惩戒，而是人类自己的“杰作”。换句话说，我们正生活在由自己制造的众多致病因子当中。这些“人造病”，大致可将其分为几类：第一类是技术手段的随意滥用，第二类是不健康的现代生活方式，第三类是无处不在的环境污染。凡此种种，都极大地增加了我们的健康风险。

技术手段的滥用

中国堪称世界上抗生素滥用最严重的国度，细菌耐药的问题可想而知。实际上，中国大多数医院都存在高度耐药的“超级细菌”，比如医生们早已耳熟能详的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老问题还没解决，新问题又冒出来了：携带NDM-1基因这件马甲的“超级细菌”，几乎可以打败人类目前拥有的全部抗生素。在我们惊叹“超级细菌”巨大威力之时，不禁要问：细菌并非生来就强大如斯，究竟是谁导致了“超级细菌”的诞生？

被滥用的不止是抗生素。药物发明的首要目的是治病救人，但有人首先将其视为牟利的工具，而不是那么在乎这种工具是否有必要、是否有风险。在中国的减肥药市场上，西布曲明有很多个名称：曲美、澳曲轻、诺美婷……继欧美药监部门之后，中国的国家药监局终于叫停西布曲明。

曲美倒下之后。减肥市场乱象并未停止。包括减肥茶在内，形形色色的所谓减肥保健品中，非法添加西布曲明等减肥药物的情况屡见不鲜。但监管部门缺少办法。如今，网络上甚至又在热卖一种“蛔虫卵减肥药”。这种病态减肥方法，利用蛔虫在肚内不断繁殖，吸食人体的营养物质来减肥，其健康风险不言而喻。

疫苗无疑是个好东西。已经投身于慈善事业的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先生就将其视为具有极高回报的投资，并捐赠出数以亿计的资金用于疫苗研发和配送。但疫苗一旦使用不当，结果可能是有害无益。山西疫苗事件让不少公众对疫苗产生了畏惧心理。当然，一些患儿的病情究竟与所注射的疫苗有多大关联，或许还难以认定。但山西疾控中心在疫苗的储存和运输中确实存在不当行为，导致部分疫苗失效。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2010年3月，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的专家们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撰文称，在20岁以上的中国成人中，几乎每10人就有1人患有糖尿病。这个患病率是2002年调查数据的三倍以上。尽管有同行对其准确性表示质疑，但中国糖尿病患者人数急剧增加，应该是不争的事实。而种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多吃、少动等，是糖尿病发病的重要因素。

吸烟，在不健康生活方式中更是排名榜首。在美国疾控中心主任、前纽约市卫生局局长费和平(Thomas Frieden)看来，吸烟对纽约人的危害甚至猛于“9·11”恐怖袭击。但是，中国人在控烟战争中败仗多、胜仗少。2010年是世界卫生组织主导起草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生效5周年。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全球成人烟草调查，近三分之一的15岁以上中国成年人吸烟，且有近八成中国人对吸烟危害不够了解。

环境污染

闹得沸沸扬扬的武汉三位女童“性早熟”事件，最后被卫生部认为与圣元奶粉并无直接关系。但我们所生活的环境中普遍存在的环境激素，确实导致了相当数量的女童性早熟。这些环境激素中，邻苯二甲酸酯是一类人工合成有机化合物，在塑料制品生产中作为增塑剂使用；双酚A也是聚碳酸酯等塑料中的原料之一。2010年11月，欧盟宣布将在婴儿奶瓶中禁用双酚A，中国是否效法此举，恐怕是亿万家长关心的大问题。

当经济发展让GDP数据变得好看时，多数地方官员或许会忽视它带来的副产品—环境污染及其健康损害。2009年陕西凤翔的血铅超标事件阴影未散去，2010年血铅事件继续在全国蔓延，从湖南嘉禾到江苏新沂，孩子们被检测出血铅超标甚至铅中毒超出了正常的水准。面对这些事件，当地政府首先做的往往不是叫停污染企业，而是打压受害者。

还有一些“人造病”的致病因子，或许我们难以简单地分类。例如，中国也在人造奶油和反复煎炸食品等诸多食品中大量使用人工反式脂肪酸。听上去，反式脂肪酸没有“地沟油”那么可恶，但它被确认会增加心血管疾病如中风、冠心病等的风险。

至今为止，在世界卫生组织大力倡导之下，全球只消灭了一种传染病—天花。而“人造病”一旦产生，或许更难消除。“三聚氰胺”毒奶粉早已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仍有厂商在奶制品中肆意添加。

缺位的政府监管

我们每个人或许都是“人造病”的致病因子。我们要么吸烟，要么有其他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要么在参与污染环境。

对商业利益的无度追求，是“人造病”的直接推手。只有在无序竞争、诚信尚未建立的初级商业社会，商家才敢于在孩子喝的牛奶、用的氧气、疫苗上动手脚，以降低成本，获取利润。无数成本低廉、后患无穷的商品被出售给公众，各类毒素在人的体内被沉淀下来，慢慢演化成为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人造病”。

而缺位的政府监管，对公众基本健康权利的漠视，更是将“人造病”推向失控的境地。

抗生素滥用的问题在中国可谓老生常谈，但公众缺乏合理用药常识、政府部门缺少作为、部分制药企业和医护人员利益“共享”的局面始终未有根本性改观。

一种药物上市之后，由于严重副作用逐渐显现而黯然退市，在制药业并不罕见。但一个不得不引人深思的问题是：我们的政府究竟该怎么对待和监管减肥药？过去10年，处方药西布曲明在中国被当做普通的保健品来卖，单单是曲美一个品牌，销售额就累计超过50亿元人民币。我们的监督管理部门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对此视而不见。

有专家批评说，中国履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表现糟糕至极，国家层面的控烟行动计划仍未出台。糟糕表现的背后，是烟草利益集团的强大，以及卫生部门独力难撑的尴尬。

面对血铅污染事件，当地政府首先做的往往不是叫停污染企业，而是打压受害者。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尔贝·加缪在小说《鼠疫》中，虚构出了上世纪40年代发生在阿尔及利亚奥兰市的一场鼠疫。那场鼠疫，影射出社会的种种缺陷。当SARS到来时，很多中国人对于加缪笔下的鼠疫有了相似的体验。

如果公共卫生体系缺陷不断，如果整个社会的缺陷不能弥补和修正，“人造病”只会越来越多，危害只会越来越甚。

“人造病”的背后，其实更是一种“社会病”。

谁是下一个“曲美”？

曲美退市，给其他厂商带来“良机”，多个产品一哄而上，抢占曲美留下的市场。只要减肥大军一日尚在，“曲美”就不会消失。

南都周刊记者_沈玎

人造病·药品安监

药品不良反应的发生是受医药学研究技术和人们认识水平的限制所导致的必然现象。我国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管理办法中规定，药品不良反应报告的内容和统计资料不作为医疗事故、医疗诉讼和处理药品质量事故的依据。目前，我国药品不良反应信息的收集工作不尽如人意，大多数企业不愿报告药品不良反应。

作为中国第一个被批准上市的减肥药物，西布曲明曾经把“曲美”的品牌和经济价值推向了双重高峰；也同样是因为西布曲明，最终将曲美拉下神坛，并宣判其“死刑”。在曲美上市和退市的十年间，也见证了中国减肥市场从小打小闹到资本护航，从盲目跟风到理性抉择的转变。

处方药，却貌似什么人都可以用

肥胖症的研究与减肥药物的开发，一直是世界药物研发的热点。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国际市场上先后出现过一些减肥药，然而最终都因副作用过大而被取缔。

1965年，德国BASF药物公司启动了一个新的减肥药物项目。在这个随后将耗费近10亿美元资金的大型项目中，BASF公司组织了来自墨西哥、巴西、智利、美国、英国等地在内的80名专家，开始了药物化学成分分子式的研究。

当最终的合成药物诞生的时候，时间已经是1980年代末。这个最终被命名为“盐酸西布曲明”的减肥药，于1997年获美国FDA（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1998年2月正式在美国上市。

此后，有上千万肥胖者服用西布曲明并成功减肥。在此期间，也未发现任何危害人体健康的显著副作用。因此，西布曲明在市场上备受青睐，在欧美，其销售额年增长率达到50%，成为流行于欧美的最畅销的减肥药物。

在中国，科学家从1996年开始，对动物进行长期的西布曲明毒理试验，未发现令人担忧的毒性反应。1999年，重庆医药工业研究院联合太极医药研究院，在国内首家成功合成西布曲明，并于2000年5月获取新药证书和生产批文。

太极集团给“盐酸西布曲明”起了一个非常优雅的名字—曲美。这两个字将在随后10年的中国减肥市场独领风骚。

据国家药监局介绍，西布曲明为处方药，其商品名包括曲美、澳曲轻、可秀、赛斯美、曲婷、浦秀、亭立、奥丽那、曲景、新芬美琳、希青、申之花、衡韵、苗乐、诺美婷等。而最为国人所熟知，且销量最大的，还是太极集团的曲美减肥胶囊。

“曲美在口服类减肥产品市场，一直占据着40%以上的市场份额。”据太极集团的宣传资料显示，10年来，曲美共为太极集团带来了50亿元的销售收入，是曲美改变了中国减肥市场的面貌。

早在曲美上市的新世纪初，中国医药保健品行业群龙无首，仅减肥产品就有“V26减肥沙琪”、“大印象减肥茶”、“赛尼可”等诸多品牌。当时的医药保健品行业的信条是：“做男人的就做壮阳产品，做女人的就做减肥美容产品。”

据早年曾任职于太极集团的吕某回忆，当年，太极集团的拳头产品——急支糖浆在各地市场窜货现象严重，产品销售大幅受挫。为了防止曲美重蹈覆辙，太极集团高层大胆进行经销权拍卖，以杜绝经销商恶性竞争的现象。

2000年7月，120多家全国各地的经销商云集重庆涪陵，在上海国泰拍卖行的主持下，全国43个区域总经销权在两个小时内全部售出，曲美的销售任务达到2亿元，现场当时收获的保证金，也高达3800万元。

而后，各区域经销商又效法对分销权进行拍卖，其结果是，分销权拍卖获得的保证金远远超过了总经销权的保证金。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一个优质、健康的销售网络，为曲美的销售奇迹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另一方面，从曲美诞生的那天起，虽然顶着一个“处方药”的身份，但太极集团从没有把曲美真正当做处方药来运作。其中最突出的，便是套用保健品营销的惯用手法——明星效应，高举高打。这与当时中国还没有对处方类药物的广告进行严格管控不无关系。

2001年，曲美确定了“电视广告打品牌，报纸广告打功效”的品牌传播方案，对这片尚未开化的混沌市场进行高频轰炸，并很快收获其市场地位。到2001年年底，曲美的年度收益达4亿元，占据了国内减肥市场的半壁江山。

虽然全国各地在随后几年，纷纷出台药品广告规范管理条例，禁止处方药在大众传媒发布广告，但几次禁令并没有对曲美产生太大影响。其广告投放策略也调整为电视投放以品牌广告为主，只向消费者传播“曲美”二字或“太极集团”品牌。这一定程度上容易造成“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服用”的误解。

在诸多产品常常昙花一现的减肥市场，曲美却长盛不衰，牢牢占据市场老大的席位。“为了安全起见”，越来越多的时尚女性，愿意选择“经过市场验证”的曲美。这两个字，逐渐成为了中国减肥市场，最可靠的一块招牌。

六年研究终逼西布曲明退市

北京奥运会是曲美市场表现的一个拐点。为配合奥运会的召开，卫生部多次发文要求对含有兴奋剂的药品进行严格管理，其中也包括曲美。从2008年5月开始，曲美在很多城市必须凭处方才能购买。

这一新规，对此前刻意淡化自己处方药身份的曲美，可以说是沉重的打击。不过，更大的风暴，还未来临。

2002年，国际知名药品公司雅培旗下的一款含有西布曲明成分的减肥药—诺美婷的副作用开始显现。不仅消费者的投诉逐渐增多，还出现了涉嫌致死的案例。美国FDA考虑叫停该药，但雅培公司全力自证“清白”，其研究数据显示，全球约850万服用者中出现不良反应致死的报告有32例，但这个比例，尚不足肥胖人群的正常死亡率的1/200。

最终，美国FDA与雅培达成协议，开展“西布曲明心血管终点事件研究”，此项研究耗时6年，并由欧洲药品管理局任命独立专家组对实验结果进行评估。

西布曲明的药理其实是一种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食欲抑制剂，能抑制人的食欲，从而增强饱食感，减少食物摄入，其化学结构与安非他命 （又称去甲麻黄素，一种中枢兴奋药）有点关联。资料显示，西布曲明具有兴奋、抑食等作用，它有可能引起血压升高、心率加快、厌食、失眠、肝功能异常等副作用。

在1万多人参加的这项试验当中，服用“西布曲明”3年平均减重仅为约2.7公斤，而由此引发的死亡和心血管事件上升了约16%，减肥治疗的风险大于效益，这也直接促成了欧美随后对西布曲明的退市限令。2010年1月，欧盟药监部门停止了西布曲明在欧洲的销售。

一个月后，中国食药监局也作出反应，发布通告称密切关注西布曲明的安全性问题，要求相关生产企业针对西布曲明已知和潜在的风险，立即修改完善说明书，提示安全合理用药。

据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自2004年1月1日至2010年1月15日，共收到西布曲明相关不良反应报告298例，主要不良反应表现为心悸、便秘、口干等，多为说明书已载明的不良反应，目前无死亡病例。

诺美婷被叫停之后，成分同为西布曲明的曲美仍在中国销售，太极集团有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集团没有撤回曲美的打算。”不仅如此，太极集团更是放出消息称，将与现在的曲美形象代言人范冰冰继续牵手。

“曲美作为中国减肥市场第一品牌，在质量上我非常放心，”范冰冰在接受深圳某媒体采访时表示，“而且曲美提倡的健康减肥理念也帮助了许多注重健康，又渴望美丽的朋友们摆脱了肥胖的苦恼，因此，我代言的不仅是曲美，更是美丽和健康。”

范冰冰没有想到的是，最终事实证明，曲美并不健康。今年10月30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外发布了关于停止生产、销售、使用“西布曲明”制剂及原料药的通知。而早在官方叫停的前几天，太极集团已经提前召回了曲美产品。

“我们已经在前几天主动召回了‘曲美’产品。”太极集团新闻发言人张女士告诉记者，“当时我们尚未接到国家监管部门要求曲美退市的指令，但是因为美国FDA作出‘诺美婷’退市的决定，考虑到‘曲美’产品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出于对公众负责的角度，我们决定主动召回。”

这几天的时间差，让太极集团从容地从药品危机中全身而退。而也有专业人士推测，其实太极集团内部，早就对曲美的副作用和产品生命的终结有所准备。

减肥产品开始瞄准非处方药市场

曲美等减肥药物的突然退市，让很多消费者颇有情绪：既然副作用这么大，为何西布曲明能够在市场上逍遥这么久？

在卫生部全国合理用药监测网专家马华看来，西布曲明并非漏网之鱼，它能畅销也是正常的。因为减肥药物中的西布曲明含量并不高，症状不容易体现出来。再加上心血管疾病是肥胖人群的常见疾病，所以即使服药者出现了病症，也通常会被认为是长期肥胖所致。

此外，在药品研发阶段，临床试验毕竟非常有限，潜在的副作用只有在多年积累以后才能够被发现。“这是现今医学技术不够发达的体现，要充分了解药品特性，就必须付出代价。”马华表示。

几乎就在曲美退市的同时，国内另外一家靠着“减肥茶”和“常润茶”发家的碧生源则开始了大举扩张，推出了号称顶级姊妹品牌的VS唯尚。碧生源董事长赵一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要用五年的时间，实现“税收过亿，销售十亿，独立国内上市”。

而在碧生源身后，更多的产品正瞄准减肥市场而来。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和武汉等几个减肥行业的重点市场，曲姿、鱼美人、石兴凯等众多区域性的减肥品牌，正在依靠样板市场大肆扩张，疯狂蚕食原本属于“曲美”的市场。

就在曲美等减肥产品引发不良反应之梦魇尚未消去时，已有人嗅出了新的商机。标有“绿色”、“纯天然”的减肥产品纷纷抬头，类似左旋肉碱、甲壳素、纤维素等格外畅销，这些产品的宣传中格外强调“无副作用”—力求与化学合成药划清界限。

据国家卫生部门统计资料显示，我国肥胖患者已经超过9000万；少年儿童有51%是肥胖者；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有近1/3的成年人超重。中国的减肥大军、呈几何数增长的市场极大地刺激了减肥厂商的胃口。

而更让人关心的是，谁将是下一个“曲美”？

超级细菌全球反攻

和欧洲多个国家输入型的超级细菌感染案例不同，中国的两名感染者是初生的婴儿，并没有跨国旅行的经历，也就是说，和印度、巴基斯坦一样，中国本土就有滋生超级细菌的土壤，而这几个国家正好都是抗生素滥用大国。

南都周刊记者_徐卓君 实习生_于美红

人造病·药物滥用

研发一种新的抗生素需要十年，而让这种新的抗生素失效，只需要两年。目前，随着新抗生素的研发呈下降趋势，最近两年更是没有一种新药问世，在每个抗生素滥用大国，各种普通耐药菌和超级细菌的增长速度都甚为惊人。

英国卡迪福大学的蒂姆·沃尔什去年在一名曾在印度住院治疗的瑞典人身上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细菌，几乎对所有的抗生素都具备抵抗力，目前人类最强的抗生素也对它束手无策。

此时这种新型的超级细菌还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等到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今年8月份刊登出沃尔什关于超级细菌跨国传播的论文，已经有印度、巴基斯坦、美国、加拿大、瑞典、巴西等国170多人被感染，而且至少造成了6人死亡。

蒂姆·沃尔什领导的研究小组在《柳叶刀》杂志将这种超级细菌命名为“新德里金属蛋白酶—1”（简称NDM-1），因为感染这种新型的超级细菌的人大多在印度等南亚国家，或者曾经在印度旅行和治疗，通过跨国旅行又被传入欧洲、美洲、大洋洲。

中国本土制造

截至今年11月，超级细菌在4大洲、超过20个国家生根发芽，其中也包括中国。10月26日，中国疾控中心通报了中国大陆有3例感染超级细菌的病例。

虽然这种新型的超级细菌造成的绝对死亡人数并不多，也没有像SARS和 甲流 一样在人群中大规模地扩散，但它的出现还是让各国如临大敌：法国将所有曾在国外住院的病人进行超级细菌的检测；中国卫生部要求对超级细菌检测呈阳性的结果必须在12小时内报告；世卫组织将抗击耐药性细菌作为2011年世界卫生日的主题。

这是因为它几乎无药可医，在全球上市的将近200种抗生素对这种新型超级细菌几乎束手无策，欧洲甚至有医生惊呼，至少10年内没有抗生素可以完全有效地对付这种细菌。

目前，只有两种抗生素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超级细菌NDM-1的肆虐，它们是多黏菌素和替加环素，但这两种抗生素对超级细菌也不是百分之百有效，在某些病例中，它们可以对抗所有抗生素。卫生部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网负责人、浙江大学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肖永红教授告诉《南都周刊》，多黏菌素和替加环素的有效率在80%-90%左右。

更让科学家们担心的是，如果超级细菌继续扩散，多黏菌素和替加环素药效将被迅速削弱。

医学界认为，被检测到的超级细菌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感染人数可能更多。

“现在检测到了3例感染者，但并不代表就只有3例，”肖永红教授说，“因为现有监测的细菌株数，是非常有限的。”

和欧洲等国输入型的超级细菌感染案例不同，中国的2名感染者是初生的婴儿，并没有跨国旅行的经历，也就是说，中国的超级细菌产自本土。这就意味着，不止是印度，超级细菌NDM-1在全球各个角落都开始滋生。

从严格意义上说，这种新型的超级细菌并不是真正的细菌，而是一种基因表达，它所携带的NDM-1基因位于质粒上，不但能垂直地遗传给子代，也能在不同的细菌之间传递，“质粒可以到处跑的，它可以从这一个细菌水平地传递到另一个细菌，比如从大肠杆菌传到肺炎克雷伯氏菌，这样就厉害了。” 复旦大学抗生素研究所副所长王明贵教授告诉《南都周刊》。

NDM-1基因的这种特性，让任何携带它的普通细菌都可以摇身一变，成为超级细菌。

值得庆幸的是，超级细菌虽然耐药性超强，但它们的致病性却并不一定强。“携带NDM－1基因只是细菌获得抵抗能力，而不是获得新的攻击能力。它本身致病的能力或者传染性跟原来一样，并没有增强。只不过对抗生素的抵抗能力增强，”肖永红说，“因此，对一般的公众不会引起疾病的传染。”

耐药菌卷土重来

实际上，超级细菌并不特指某一种细菌，而是一类对多种抗生素产生耐药性的细菌，因此医学界更愿意称之为“超级耐药菌”。

而且这也不是人类第一次直面超级细菌了，此次NDM-1的发现只是又在“超级细菌”长长的名单中添上了一笔，在它之前，这份名单上已经有“战果丰硕”的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抗万古霉素肠球菌（VRE）、耐多药肺炎链球菌 （MDRSP）、多重抗药性结核杆菌 （MDR-TB）、碳青霉烯酶肺炎克雷伯菌（KPC）等。这些难缠的超级细菌几乎对所有抗生素都产生了耐药性，被人类打败了致病的细菌又杀回来了。

从古至今，人类与致病菌一直在进行着无休止的战斗。在漫长的几千年中，人类一直是这些微生物的手下败将。在抗生素发明之前，人们在面对细菌性感染时几乎束手无策。

直到1941年青霉素应用于临床后，局面发生了改变，金色葡萄球菌引起的多种感染性疾病得到有效控制，之后人们相继发现了链霉素、氯霉素、庆大霉素等多种抗生素。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有200余种抗生素相继用于临床。特别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可以说是抗生素的全盛时代，面对细菌，人类拥有了大批火力强劲的武器，几乎无坚不摧。

然而，人和细菌的战况瞬息万变，上个世纪40年代被青霉素摧毁的金色葡萄糖球菌在50年代末开始重新活跃起来，产生了能分解青霉素的青霉素酶，青霉素开始失效。聪明的人类在1959年又合成了抗青霉素酶的半合成青霉素，即甲氧西林。但仅仅两年后，对甲氧西林耐药的葡萄球菌又诞生了，除此之外，它还对其他所有与甲氧西林有相似结构的β-内酰胺类和头孢类抗生素都有一定的耐药性。更复杂的抗生素出现了，但这种耐药菌不断地获得更强大的抗药性，这就是著名的超级细菌MRSA。

不只是耐药性葡萄球菌，其他超级耐药性细菌纷纷登场，1990年，耐万古霉素的肠球菌、耐链霉素的“食肉链球菌”被发现。2000年，出现泛耐药绿脓杆菌，对氨苄西林、阿莫西林、西力欣等8种抗生素的耐药性达到100％；碳青霉烯酶肺炎克雷伯菌对16种强力抗生素的耐药性高达52％－100％。

医学界开始意识到，一种抗生素投入临床使用的第一天，它的疗效就开始下降。抗生素只要使用了足够时间，就会出现细菌的耐药性，而且这种耐药性是不断进化的，随着抗生素的广泛频繁地应用，耐药性也从低度耐药向中度、高度耐药转化。“因为生物要延续它的种族，它要产生一些抵抗外来侵害的能力，这个能力呢，对细菌来讲就是耐药的能力。”肖永红说。

细菌最开始通过基因突变获得了耐药的能力，在抗生素的包围中得以存活下来。但是基因突变的频率十分有限，因而要产生像“超级细菌”这样多重耐药菌还得依赖于细菌的又一遗传特性——水平基因转移，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特性，就是不同种类的细菌可以互相交换遗传物质，在生物学上，这种现象被称为“质粒交换”。最著名的超级细菌MRSA和2010年流行的超级细菌NDM-1正是通过质粒交换获得对多种抗生素的耐药性而成为超级细菌。

与细菌迅速扩张的耐药能力相比，是全球抗生素的研发进入一个瓶颈状态。王明贵教授告诉记者，“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人比细菌跑得快，每5年诞生16种新药，此后抗生素的研发：2003至2007年5年间只有5种新药上市；到了2008年，全球仅诞生了1种新药；而2009年和2010年两年基本上就没有了。”

“超级细菌越来越多，有效的抗生素越来越少。事实上我们已经落后于细菌了。”肖永红有些遗憾。

抗生素的滥用

超级细菌并不是生来就如此强大，实际上，它是人类一手造成的，正是人类对抗生素的滥用造就了超级细菌。

“抗生素在细菌耐药的过程中间起到诱导和选择的作用，抗生素用得少一点的时候对细菌诱导和选择的能力就差，用得越多，让整个环境中抗体存在大量残余，细菌就会接触，自然就会产生耐药的能力。”肖永红说。

如果你细心一点，就会发现2010年引起全球轰动的超级细菌NDM-1在大多数国家都是输入性的。但在印度、巴基斯坦还有中国，它是内源性的，也就是说，这些国家本土有滋生超级细菌NDM-1的土壤，而这几个国家正好是抗生素滥用大国。

特别是中国，作为抗生素生产大国，每年14.7万吨的抗生素产量，仅有3万吨用于出口，其余全部留作自用，人均年消费量138克，而美国的这一数据是13克，因此医学界也流行着这么一句话，在美国买枪容易，买抗生素难；在中国买抗生素容易，买枪难。

在中国，抗菌药被视为万能药，小到感冒、发烧、咳嗽、拔牙，大到外科手术、肺炎，无论是医生、药店还是病人，首选药物就是抗生素，在我国销售量排在前15位的药品中，有10种是抗生素。“抗生素在老百姓家的使用率是非常高的，大家动不动就买这个药来吃。”肖永红说。

事实如此，2010年中国家庭药箱调查显示，79.4%的居民有自备抗菌药的习惯，75.4%的居民在本人或家人有炎症或感冒发烧时，会自行服用抗菌药。

然而抗生素并不是应该被常备的药，2004年国家药监局出台限售令，必须有医生的处方才能购买抗菌药，但大多数药房视若无物，没有处方，人们仍然可以很方便地获得各种强效抗菌药。

不只是普通公众，医院也对抗菌药有严重依赖：北京大学医学部的一项调查显示，北京12家医院销售排名前20位的药品中，头孢类抗生素及各类复合抗生素占一半以上。

“而且，基层的医院抗生素用得更加频繁，三级医院中，抗生素会占到全部药品销售的30%，而二级医院可能会达到40%。”肖永红提到，他负责的卫生部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网2006-2007年的监测显示，全国医院抗生素物年使用率高达74%，“这和世界卫生组织期望的30%相差还是比较多的，美国大概是在40%-50%的样子，北欧的一些国家基本是在30%以下。”

如果是住院病人，抗生素的使用更加随意，中国住院患者抗生素药物使用率高达70％，其中使用广谱抗生素和联合使用两种以上抗生素的超过半数，外科患者更是人人都离不开抗生素，使用比例高达九成以上。

而实际上，我国细菌感染性的疾病仅占全部疾病的两成左右，需要用抗生素治疗。结论是：一半以上的抗生素是被滥用的。

被滥用的抗生素为医院、药房、制药企业带了丰厚的利润，据统计，每年因抗生素滥用导致医疗费用增长800亿元，仅第三代头孢类抗生素一项，中国一年就多花费7亿多元人民币。

中国式的抗生素滥用不仅仅发生在医疗行为上，更可怕的是养殖业的抗生素滥用，肖永红的研究发现，从养殖场的动物的排泄物中分离出来的细菌的耐药性比普通人群中的耐药性还要高。

“虽然大型的养殖场对抗生素的应用比较克制，但中小型养殖场或者散养的农户对抗生素的使用就不太规范，除了预防疾病，还会把抗生素添加到饲料里让动物生长得更快。”肖永红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尹晓青副研究员对山东、辽宁的农村养殖户进行的调查中，有50%养殖户在饲料里添加了抗生素及其他药物。

虽然动物体内残留的抗生素对人体的直接毒性很小，但动物的细菌耐药性会通过食物链传递到人，在人体内埋下一颗定时炸弹，将来一旦发生细菌感染，很可能无药可治。

“耐药宝宝”涌现

越来越强的耐药性带来了超高的致死率和高昂的医疗费用，以超级细菌MRSA为例，每年全球有数百万人感染MRSA，30%的人会不治身亡——这比艾滋病的死亡率还高。为了治疗MRSA感染，全球每年要付出200亿美元。对于感染者而言，即使能康复，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至少住院10天，花费数万元。

根据中华预防医学会医院感染控制学会主任委员胡必杰的说法，我国每年因抗生素不良反应造成的死亡人数为8万-10万人，每年因细菌耐药导致的死亡人数大约在50万人。

研发一种新的抗生素需要花费10年时间和10亿美元的代价，而让这种新的抗生素失效，只需要两年。不加控制地使用一种新型抗生素两年之后，耐药的细菌就会出现。

“我国细菌的耐药情况在2005年以后的增长速度是极快的，”肖永红说，“比如MRSA在2005年之前的分离率是30%，而现在在我们国家三级医院分离出来的MRSA平均在60%以上。”

不只是MRSA，各种普通耐药

反式脂肪酸从美食“催化剂”到“隐形杀手”

鲍布·皮兹对甜甜圈了如指掌。他1961年就在马萨诸塞州开了第一家Dunkin’ Donuts （2008年进入中国市场，官方中文名为唐恩都乐）。只要看甜甜圈的表面，他就能知道炸油是不是太凉，或者面糊是不是太热。但这位甜甜圈专家不用部分氢化植物油就没法造出一只美味的甜甜圈。这种油在美国人的餐单上已经被认为是最恶劣的油脂。

编译_爱玛

人造病·食品添加

近几年，食品安全问题不断地出现在媒体报道上，无论是食品里的化学物质的非法添加（如“三聚氰胺”、“福尔马林”、“孔雀石绿”、“瘦肉精”等），还是食品添加剂的滥用（如“洗虾粉”），都在不断地刺激人们脆弱的神经。当工业原料打着“食品添加剂”的标签潜伏进食品行业里，加上真正的食品添加剂又被不法企业滥用，致使这些“非添加剂”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安全事件密集地曝光在媒体上，百姓就逐渐失去了对食品安全的信心。

百分之百的饼干含有部分氢化油

肉制品厂的生产线轰隆隆作响，它不断输出红肉罐头、牛油、各种乳制品。尽管这些都是高脂食品，含有饱和脂肪酸，却几乎不含反式脂肪酸。

人们早在19世纪就意识到饱和脂肪酸会在人体内合成胆固醇，造成血管中的油脂沉积。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科学家的推波助澜下，食品工业开始大规模地用含反式脂肪的氢化油品替代椰子油及奶油类的饱和油脂。

对于现代食品制造商来说，部分氢化油是完美的原料。它是在高温下将氢气灌入植物油，以特定的金属作为催化剂生产出来的——可正是在这一制造过程里，产生了危险的反式脂肪。

室温下，部分氢化油呈固态——这个特性对于批量生产的饼干或蛋糕非常必要，它便于运输、储存、延长保质期。这种酥状油成为食品工业里不可或缺的主力。它口感顺滑、熔点高，因而成为奶油夹心饼干的绝佳介质，而且它还可以反复地加热而不会被分解掉。

并且，它还曾被认为是饱和脂肪酸（像牛油和棕榈油、椰子油等热带油）更经济、更健康的替代品，过去几十年里都是食品业的常用原料，遍布百货商场的货架和餐厅的后厨房。

即使最有健康意识的消费者都还没意识到，数百种食物——从人造奶油，到饼干、曲奇、炸鱼条、炸薯条里都含有反式脂肪酸。它让烘焙、煎炸物的口味脆脆的，甜甜的，还带着奶香，令包装食品保持长达几个月不变质。你甚至还能在标榜健康的食品中找到它的踪迹，像优格棒、桂格燕麦条。

在1999年FDA的一份反式脂肪酸调查报告中，95%的曲奇里含有部分氢化油，超市架上百分之百的饼干及80%的冷冻早餐食品亦然。

现在营养学家们又换了论调。

哈佛公共健康学院营养学系的系主任华特·威列(Walter Willett)是参与对抗反式脂肪战斗的医学研究者之一。“1980年代我还是医生时，我正是这么教导大家（摄入反式脂肪）。不幸地，当时我们不知道这样做无异于将他们送入坟墓。”他跟其他研究者说，细胞靠天然的脂肪酸才得以正常运作。反式脂肪酸是人造的，在人体里的作用就像跑进钟表机械结构里的沙粒。

心血管疾病元凶

反式脂肪比饱和脂肪更有健康危险。它不但跟饱和脂肪一样堵塞心血管，还降低高密度脂蛋白的含量（通常被称为能清除心血管的好胆固醇）。

至今，全世界各地关于反式脂肪酸的研究不胜枚举，其结果也已在西方国家广为接受，以下是几项经典案例。

2001年。荷兰瓦格宁根大学主导的一项交叉试验。科学家们随机抽取了29例男女实验对象。他们被分为两组。一组吃高反式脂肪酸类食物，另一组吃高饱和脂肪类食品（其中的反式脂肪酸已经被饱和脂肪酸替代）。反式脂肪酸主要来自部分氢化大豆油，饱和脂肪酸主要来自棕榈籽油。持续四周后，实验对象交换各自的食谱。研究者以四种计量方法，在每个实验对象的手臂上检查血管扩张功能。结果发现，吃反式脂肪酸食物的人的血管扩张能力比对照组低29%，高密度脂蛋白的含量则低21%。

2004年。澳大利亚。针对79名第一次心脏病发作后的病人，科学家们调查了他们的饮食信息，提取活体样本。另外再从167名健康人士身上搜集同样的信息、样本。这两组人以相同的年龄、性别和社会经济地位横向比照。分析者透露，心脏病患者的脂肪组织里所含的反式脂肪酸——不论来源自动物还是植物，都要比健康受访者的多。即便科学家计量了双方食物中的饱和脂肪酸含量后，心脏病罹患率还是指向了反式脂肪酸的摄入量。

2005年。《纽约时报》6月的一篇文章中说：“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心血管疾病非常显而易见地指向体内的高、低密度脂蛋白含量。每增加1毫克高密度脂蛋白，心血管疾病恶化的风险就降低2%-3%。保持60毫克或以上水平的高密度脂蛋白，就能保护我们与这个人类主要疾病抗衡……除了帮助肌体去除不必要的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还有以下几项保护功能：降低低密度脂蛋白的氧化功能，具有消炎因子，是帮助修复血管疾病的主力，还有防止血管阻塞的成分……而反式脂肪酸降低了体内高密度脂蛋白的含量。”

2006年。4月刊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份关于反式脂肪酸的详细研究。这是该领域中最大型的一次概括性调查：

以一个卡路里单位为基础，反式脂肪酸比任何其他营养成分更容易引发冠心病。只要它占总摄入总能量的1%-3%，引发冠心病的风险就大大增加。在一项针对近140,000人的分组分析之后，摄入含有反式脂肪酸的能量每增加2%，冠心病的发作率就会呈23%的爆发式增长。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反式脂肪酸每日每人摄入量不要超过总能量的1％（约2克）。

“幽灵脂肪”终将被消灭

其实早在1970年代，反式脂肪酸的健康问题就进入了科学家们的视野，但每年五千亿产值的食品加工业者就一直在拍着胸脯捍卫反式脂肪酸。因为FDA不曾明令商家在标签上注明，反式脂肪酸曾经被戏称为“幽灵脂肪”，但近十年来不断涌现的研究报告终于引起政府首席医学顾问们的注意。

2002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医院研究所宣布，他们无法像建议其他油脂的摄取量那样，建议反式脂肪的健康摄取量上限。几年后，政府颁布了标签法案。

加州苏萨利托市预防医学研究所主任，迪恩·欧尼什说：“对那些大型食品公司，这真是场完美风暴。他们怕吃官司，加上战后婴儿潮开始步入老年，对健康愈加关心。”迪恩·欧尼什同时也是百事可乐、麦当劳、康家食品(美国最大的食品集团)的顾问。

2006年1月开始，美国联邦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宣布反式脂肪没有健康益处，并要求食品生产厂家必须在标签上注明反式脂肪酸的成分。立法者开始致力于让食品业者背负起社会责任，反式脂肪酸就此成了烫手的山芋。美国社会如今早已广泛接受了反式脂肪酸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结论。政府如今的重点是致力于找到商家和消费者互不受损的解决方案。

食品业竭尽全力寻找替代品，它们花了数千万美元在不改变食品风味的同时，避免使用部分氢化油品。皮兹先生曾经在波士顿附近的公司实验厨房里一年试了19种替换品，但炸出来的甜甜圈要么就是太重味或表面太光滑，反正大多数不好吃。

截至2010年，美国多个州已经明令餐饮业商家禁止使用含有反式脂肪酸的油类，而对包装食品生产商的禁令也如天边惊雷，正隆隆作响。

你会把自家的特百惠熔掉，涂在面包上吃吗？

人造黄油跟塑料的构造只有一个分子的区别。把一勺人造黄油，摊在太阳底下或者随便晾在哪儿。几天后会发现它连味儿都不串，因为没有营养价值，连霉菌都找不到生长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它几乎就是块塑料。

人造黄牛油

高含量反式脂肪酸。

增加罹患冠心病的风险高达3倍。

低密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