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发：中国现代象征派诗歌的开山鼻祖 晶报记者李跃

　　李金发

　　1936年，李金发（右）为黄少强做塑像。

　　李金发1931年创作的伍廷芳铜像（左），已在文革中被毁。现位于广州越秀山的伍廷芳像（右），比李金发创作的原铜像略小。

　　李金发故居“承德第”

　　他的雕塑作品不多，却成为第一个在法国最高艺术沙龙中展出雕塑作品的中国人，他一生不大与文坛往来，却以风格迥异的诗歌，成为整个２０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潮流的一个源头，他，就是中国第一个象征主义诗人李金发。

　　“有的人写了一辈子诗却称不上是诗人，有的人只写了一年多诗，比如李金发，却奠定了自己在现代诗坛上的地位。”不久前，几个内地朋友来到深圳，我们相当奢侈地回忆起了上世纪80年代那个像黄金一样闪亮的诗歌岁月，并谈到了各自心仪的前辈诗人。整个聚会，我好像就记住了一个朋友说过的前面这一句话。

　　作为我国现代象征派诗歌的开山鼻祖，与戴望舒、徐志摩等诗人齐名的“诗怪”李金发，其名对普通读者来说并不陌生，年少时，我就迷恋过李金发那些“读不懂”的诗。不过，那时候我不知道的是，除此之外，李金发还拥有多重身份，比如，他是我国开一代风气之先的雕塑家。前一段时间，我到广州越秀公园寻访民国时期著名外交家伍廷芳墓地时，发现伍廷芳雕像基座上便赫然刻着“李金发造”。一手写诗，一手雕刻，在这两个领域同时留下了不灭的痕迹，李金发堪称异数；他还曾作为外交官出使过伊拉克，曾在美国办过养鸡场，亦政亦商……所谓诗如其人。李金发的人生经历也像他的那些诗一样，给人意象奇特之感，进而产生“阅读”的冲动，尽管，读懂他，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

　　童年埋下忧郁的种子

　　李金发在一首怀念故乡的诗中曾这样写道：“我的故乡，远出南海一百里，有天末的热气和海里的凉风，藤荆碍路，用落叶谐和，一切静寂，松荫遮断溪流。”这“远出南海一百里”的地方，就是客家人聚集之地的广东梅县。1900年11月21日，李金发出生于梅县梅南镇罗田径上村的一个华侨之家。

　　李金发原名李淑良，又名遇安，“李金发”是他用得最多的笔名。据他在《我名字的来源》一文中说，他1922年在法国患病时，老是梦见一个白衣金发的女神领他遨游天空，他觉得自己没有病死，或许是由于她的帮忙，因此就把自己那“俗不可耐”的名字改为“金发”，并自诩它是“有浪漫色彩的名字”。

　　李金发的曾祖父和祖父都以务农为生。父亲李焕章年轻时曾在一个堂叔的盐店里做工，后冒险到毛里求斯岛去谋生路，并在经营“糖房店”上取得成功。于是他一面在海外经营他的事业，一面则在家乡梅县购置田土和兴建房舍“承德第”。

　　“承德第”是一座依山傍水的典型的客家四堂屋，至今保存完好，大门外有一块百多平方米的禾坪和一口池塘，洋灰浇铸的花窗围墙和壁上的西洋式浮雕，可以看出承德第当年的气派。李金发就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

　　1919年11月，李金发和他的同乡林凤眠等多位青年一起，登上一艘英国商船离沪赴法。与一些抱着认识世界、改造中国的宏愿赴法勤工俭学的热血青年不同，李金发是带着一定的好奇与冲动卷进这场赴法留学大潮的，只是朦胧地觉得要去寻找一种新生活。但不管怎么说，这个忧郁的岭南客家青年，从踏上轮船甲板的那一刻起，其诗人、雕塑家的身份就似乎在冥冥中注定了。

　　梦想做一名雕塑家

　　李金发晚年在美国纽约定居后，曾写了一部长篇回忆录《浮生总记》，发表在马来西亚的《蕉风》月刊上。从这本回忆录来看，李金发最初的梦想不是做诗人，而是当雕塑家。

　　从粤东梅县山区走向世界的李金发，在弥漫着现代主义艺术气氛的巴黎拉丁区美术学校学习期间，一直面临这样的问题：如何在精神探求和获得谋生技能这两者之间找到一条兼具的路。他择定主修塑雕专业明显出于这一考虑：“我在第一次游卢森堡博物馆就醉心于美丽的石像，即有意从事雕刻，一是这在中国是没有的技术，可以出人头地，二是受了五四运动的鼓吹认为文艺是崇高的学问，历史的结晶，值得一生努力。”不过，令李金发想不到的是，他致力西方现代雕塑，刻意“做一个能在历史上留些痕迹的艺术家”，最终却以诗名世，并且是在被后人奉为中国象征派诗歌开山鼻祖之后，才零星记起他在诗歌之外的其他艺术追求。这是后话。

　　刚开始，李金发与林凤眠一起进入第戎国立美专。后来，又在国立巴黎美术学院师从布谢教授和画家高尔蒙深造。为了学做肖像雕塑，李金发经常将黏土带回拉丁区的小旅馆里练习。他在《我的巴黎艺术生活》中回忆说：“那时我的生活真简单，一天食两餐，花六毛钱，早餐也不常食，衣服冬夏皆是一套黑哔叽”，“全是自己死用功，自已摸索，没有物质的享受，所谓花都的纸醉金迷，于我没有份儿。”1922年春，他做了一个石膏像，并请法国工匠，把石膏像做成花岗岩像，同学看后建议他拿到法国艺术沙龙去展览，结果竟然入选了。他由此成为中国人中第一个在法国最高档艺术沙龙中展出雕像，一时引起轰动。

　　1924年11月底，李金发取道意大利回国。回国后第一个意想不到的打击是，上海美专当年招生时竟无一人报名学雕塑。当时，国人对雕塑之无知，一如李金发所描述的：“当民国十四年，我回国时，说起雕刻这名词，人们都误为是刻图章。其情状颇令人哭笑不得”。由于没有学生，上海美专对李金发的雕刻教授之聘无法兑现，他这位“学成归国”的艺术家很快就成了一个失业的艺术家。

　　这年12月，李金发的长子明心出世。有了自己的小家，他不能再长期依靠家里的接济，所以生计问题严峻地逼到眼前。他开始关注当时社会上各种塑像招标项目，南京中山陵孙中山铜像、广州中山纪念堂孙中山全像、上海南京大戏院巨型浮雕乃至装饰性建筑浮雕等，均成为他投标的对象。不久后被孙科聘为孙中山陵墓图案的评审委员，并应孙科之请试做中山胸像。1926年春末夏初，李金发在上海见到蔡元培，蔡元培为李金发的《意大利及其艺术概要》和《雕刻家西米盎则罗》两书题写了书名，并写了一副“文学纵横乃如此，金石刻画臣能为”的对联相赠。李金发则应《申报》的要求，为蔡元培塑造了一座内铅外铜的胸像。

　　这其间，李金发留下了大量的雕塑作品，同时，感谢手中的这把雕刻刀，使他得以保持一种相对从容丰裕的生活。我曾在一篇讲述民国文人生活状况的文章里看到，李金发当时算是文化圈中的“富人”之一，一尊雕塑的报酬最高可达上万元。李金发也曾不无自得地说，幸亏自己有一技之长，可以不用看权贵的脸色。这使我油然想到，前一段时间，不断传出诗人陷入经济困境的新闻，不管真相如何，商业化时代，坚持诗歌写作必得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却是事实。生存是琐碎的又是神圣的，“像上帝一样思考，像平民一样生活”，如何寻求艺术理想与现实生存之间的平衡，应该说，李金发在这方面对我们不无启示。

　　弱冠之年的文字游戏

　　作为象征主义诗人的李金发出场了。

　　留学期间，从枫丹白露到巴黎，李金发漫游了德国和意大利。在发生过文艺复兴的欧陆大地，李金发度过了从19岁到25岁的青春岁月。这个时期，正是以莫奈、雷诺阿等人为代表的印象主义画派，以塞尚、凡高、高更为代表的后印象主义画派等新派艺术风靡法国艺坛的时候，同时也是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德莱尔所开创的象征主义诗风在西方世界取得统领地位的时候。埋头于工作室的苦差役并没法真正安抚多愁善感、躁动不安的李金发，于是他“雕刻工作之余，花了很多时间去看法文诗。

　　自幼形成的与象征派诗人类似的孤独忧郁的性格，使李金发自觉不自觉地走到了象征派的门下。受法国象征派诗人波德莱尔、特别是兰波、魏尔伦、瓦雷里等人的影响，1921年秋，在巴黎拉丁区小旅馆那间“仅堪容膝”的房间里，在做那些《未腐之先》的雕塑的同时，也开始操起波德莱尔和魏尔仑的声调，唱出他“对于生命欲揶揄的神秘，及悲哀的美丽”了。他的第一本诗集《微雨》就主要写于这一时期。

　　在雕塑领域，李金发稳重、扎实、严守法则而又略嫌保守，他钟情的是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米开朗基罗式的强调写实、讲究力度的风格。在诗歌领域，他却是一种新潮的、怪诞的、颓废的、叛逆的形象。《微雨》大量营造血污、寒夜、泥泞、死叶等丑恶的意象，带有明显的“以丑为美”的美学倾向。 相对于中国古代“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和五四时期写实派、浪漫派的诗歌风格来说，完全是一种陌生古怪的东西，他也因此被人冠以“诗怪”的称号。

　　这部来自法国巴黎的诗集的国内第一个读者是当时任北大教授的周作人。收到这部诗集后不久，周作人就给李金发回信了，在信中，周作人称他读到的这些诗“国内所无，别开生面”，并很快将这部诗集编入了由他主持的新潮社丛书，交由北新书局出版。《微雨》出版后，《语丝》当即刊出广告称这部诗集“其体裁、风格、情调，都与现时流行的诗不同，是诗界中别开生面之作”。从这最早见诸文字的对李金发诗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出李金发初登诗坛时所形成的冲击力。后来，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评价李金发的诗时，进一步这样说道：“他的诗没有寻常的章法，一部分一部分可以懂，合起来却没有意思。他要表现的不是意思而是感觉或情感，这就是法国象征诗人的手法，李氏是第一个介绍它到中国诗里的人”。中国新文学第一本最权威的诗选中，李金发的入选数量仅次于当时极富盛名的闻一多、徐志摩、郭沫若之后而位列第四位。

　　接下来，李金发又出版了《食客与凶年》、《为幸福而歌》，为新诗界留下一个不识时务、桀骜固执的影面。在李金发的影响下，中国诗坛先后涌现出一批师承象征诗派的诗人，如创造社的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戴望舒、胡也频、姚蓬子、冯至、施蛰存等人，最后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新诗流派――象征诗派。这一派的风格完全不同于中国诗坛上已有的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当初曾经遭到不少非议。

　　但不管对李金发的新诗如何评论，当“红的花，黄的花，多么好看呀，怪可爱的”（此诗出自胡适的《尝试集》）之类的诗在国内盛行时，远在异国的李金发却以风格迥然不同的新诗震动了中国诗坛。他留给后人的那些如衰草、落叶、秃树，短墙、残碑、古墓，半死的月、萧瑟的风、苦辛的钟声等景象，成为一代诗人模仿的经典。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李金发以象征诗出尽风头，可这种写作热情只维持了一年多就消退了，晚年更是将其称为“弱冠之年的文字游戏”。终其一生，也不大与文坛往来，大有独行侠之风。

　　但无论如何，谈及中国现代诗歌，李金发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大半个世纪过去了，现在国内对于李金发的历史地位的评价已渐趋一致，那就是，李金发是中国象征诗派的开创者。他的诗不仅开创了中国新诗中的象征派，而且也是整个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潮流的一个源头。

　　值得注意的是，李金发的诗歌创作资源并非只有法国的象征主义诗歌，他其实也深受中国传统诗歌的影响。1923年5月，李金发在柏林写了《食客与凶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