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滨林荫道上碰到一个老太太。老太太是天坪山煤矿一个矿工的遗霜，其女儿30年前曾是我的学生。每次在湖滨碰到我，她都要给我聊上一阵天坪山煤矿老矿工的生存情况。老太太今天见到我就说：“大点子”死了。

老太太感慨万分的说：“大点子哪想死啊？他家房子有一百多平方。大点子夫妻俩同龄，与我也同龄。”

老太太说的“大点子”，是天坪山煤矿的一个科长，满脸的麻子；不当面，矿上人都称其“大点子”。“大点子”这个人，口才很好，讲起事情来，是滔滔不绝。

1973年工农兵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原单位，在机电车间当副主任。当电工的我，是他的下属。这个副主任到电工间来交待什么任务，对两个班长都是客客气气。我对他的印象也不错，就是怕他晚间到我宿舍来。

他进我宿舍坐下后，那张嘴，就象坏了的水龙头似的，这话那话扯起来就没完没了啦。我住的那栋平房，坐落在他家与机电车间办公室之间。他去车间办公室来回都要从我门前路过。有天晚七点多他进了我房间。车间领导来了嘛，少不了泡杯茶，洗耳恭听领导讲东讲西，我不时往他面前的茶杯里续水。二个多小时后，房间里两瓶开水被他喝光了，他还是滔滔不绝。我说没开水了，得去茶炉房打两瓶来，意思也是赶他走，哪想我打开水回来，他还坐在我房间里。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听他讲。俗话说“好话说三遍狗都厌”，可怜的我，耳朵已经麻木，耐着性子，陪他坐在哪儿，他那天讲了些什么，一句也没进。一直过了零点，他才起身回家。过了几天，有个晚上又一次领教了他的滔滔不绝。天明之后，我就想办法将宿舍门安了把“四不灵”的暗锁。吃过晚饭就把门关紧，他来敲门，就屏息静气，装着不在宿舍。

1979年，我住在董店了。有天又被他轰炸了一次。大清晨我才起床，他与“老狐狸”两人来了。那时天坪山矿区到市里的交通还不方便。他们到董店，过夜的客车已开走了。他们就到院子里我家，来等市里开过来的回头客车。虽说我那时已不在机电车间了，但必竟是客人上门，再说我与“老狐狸”也谈得来。我赶忙去到街上买油条，作他俩早餐。好象是暑假期间，早晨，那天就很热。吃过早餐后，我就将登子搬到后面菜园里，一是图凉快，二是听着前面大路上动静，免得客车来不知道。他那天也是滔滔不绝。专讲他的一个老乡。他走后，我就将他的的话，记在一个本子上了。那天我真佩服他讲故事的口才。

他是文革中进校的第一批工农兵学员。“九大”闭幕后，安徽的几所大学，将招收的工农兵学员的名额，分配到各地市县，各地市再分配到一些单位。对一些单位来说，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也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天坪山煤矿，当时是池州地区最大的一家企业，所以分配给好几个名额。那时去上大学，是不用文化考试的，由各单位推荐的，比如说车间领导或大队干部看你这个人不错，就会说，你去上大学吧。你这样就可以去上大学了。大点子，当时是怎么被推荐上大学的呢？说起来，大家可能不信，大点子被推荐并不是因为车间领导看他顺眼，而是讨厌他！

大点子本是江苏人，小时候没念过几年书，成年后到上海打工。上世纪50年代末，上海市的就业压力大。1959年上海对有户籍的居民，都经常地动员去内地支援社会主义建设。没有户籍的外来人员，只要查到，就送到“外流人员收容站”，一批一批送到内地某地，由某地来安排就业。大点子，就是这样从上海被送到安庆，安庆将他们这批人安排到了江南古镇旁边的天坪山煤矿来工作。来矿后，大点子被分在机电车间当机修工。那时中矿还没开，大点子在西矿。

西矿，在五峰山脚上，两里路的东边就是长冲水库。来到煤矿的第二年深秋的一个星期天，大点子到长冲水库山坡上玩。抽烟后，随手丢了个烟头。深秋时节，天干物燥，山坡上茅草被烟头点着了。大点子慌了，干紧用脚去踩，那想风一吹，火势越来越大，他脱下衣服扑打，也扑不灭，着火面积蔓延开来。一时山头上浓烟滚滚，惊动了董店公社管委会。公社领导人武部长，敲锣发动长冲东山舒山三个生产大队的民兵，急忙赶上山来扑火。山火烧起来，几十平方公里的天坪山区的竹林木林茶园得要遭灾。在董店的煤矿矿务局的领导也立即组织矿工上山扑火。几百人齐心协力，天黑前终于将这场山火扑灭了。得知是大点子引燃了山火后，当即，公社武装部长就叫民兵把纵火犯大点子捆了起来，并要带回公社去关押审理。

矿务局那时也有民警队。矿务局领导就与公社领导部门商量，不要再麻烦你们了，这个纵火犯是我们的职工，还是由我们关押审理吧。那时董店矿务局“架子”大，有书记处，书记处有四个书记。县团级干部有12个，军队团长转业的刘福和，也只是矿务局的一个副局长。所以，董店公社对矿务局领导的意见是很尊重的，于是就将捆着的大点子交给矿务局民警队的胡世乐这几个人。矿务局领导叫胡世乐把大点子先关到炸药库去。炸药库在江村西边的山跟旁。那里存放着矿务局使用的成吨炸药和雷管，24小时都有民警持枪看守。这儿不仅是个炸药库，还是个矿务局的看守所。一些嫌犯或是怠工者都被送到这儿来关着。案子轻的，白天就放出来在炸药库周围拔草。炸药库周围不能有易燃物。有草就得拔掉，以免后患。大点子先是被大火吓懵了，关进来后头脑清醒了。第二天天刚亮，就要求拔草。天不黑不收工。连着把了十来天的草，而且是格外卖力气。民警队就将大点子放出来了。

文革期间，大点子再不敢乱说乱动，只是身子有些沉，车间领导分派任务时，老是推三拉四的。叫他下井接管子，不是说腰疼，就是讲腿痛，车间领导不怎么喜欢他。1970年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时，建井中的西矿推荐的是朱杨根和陈海林，中矿二连（采煤队）推荐的是高玉清，四连（机电车间）推荐的是林久发。林久发是个埋头苦干的老实人，有些结巴；有人说，林久发就是长十张嘴也比不上大点子一张嘴的。四连那时有好几个连长副连长，有个连队队干，不想让林久发这样的踏实肯干的骨干走掉，又讨厌大点子，于是跑去找军代表，说林久发这样的生产骨干去上大学，不利于“抓革命促生产”。军代表问：林久发不去，叫谁去呢？地区下达的工农兵上大学指标得完成啊。那个连队队干就推荐说让大点子去吧。军代表听了觉得这样一来，既不影响矿上“抓革命促生产”，又能完成地区革委会的政治任务指标，就拍了板：四连推荐大点子去上大学好了。那时中矿革委会主任是刚解放的王德锦（原铜陵县长），不大在矿上待，在矿上也不大问事。既然军代表发了话，中矿革委会就批准了大点子去合肥上了大学。

文化大革命中，有许多令人好气又好笑的事，大点子这样，因基层领导讨厌，而上了大学的事，在全世界可能都是空前绝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