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近期闹得沸沸扬扬的武汉理工大学校长抄袭事件，武汉理工大校方称，经调查，校长周祖德不存在论文抄袭，因为他事先对所抄袭的论文一点都不知情。不过，周祖德在给记者的书面材料中称，“我还是负有疏于教育管理的责任。”并称将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

　　又是“不知情”，又只是“疏于管理”，还加上“没有动机”――

　　周校长说，“这种会议没有必要去投文章。”――这一事件，与年初落幕的浙江大学院士课题组论文造假案，最终的“责任认定”，几乎完全一致。

　　也许周校长所说，完全是“实情”，确实没有看过这篇论文，确实只是疏于管理，确实没有在这种二级学会的学术会议上投稿的必要，可是，这诸多“实情”的存在，其实比“不知情”、“疏于管理”，暴露出更严重的学术腐败问题：没有任何学术贡献的学术成果署名潜规则。

　　其一，行政领导和导师，可以不劳而获，公然侵占他人的学术成果。世上有这等美事：你不用参与研究、不用参与论文的写作过程，可却是论文当仁不让的第一作者。没有出事情时，这些论文，全归于自己名下，作为自己的成果，出了事情时，以“一无所知”推掉所有责任。据报道，武汉理工大学有条规定，学生把导师署名为第一作者，自己虽是第二作者，也视为第一作者，这条规定，无疑明目张胆地要求学生把导师署名为第一作者。而周校长本人的学术成果是“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300余篇，其中50多篇论文被EI和SCI收录；编写教材著作10部。目前承担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博士点基金以及国家计委产学研项目及省、部级等多项基础研究和高技术产业化项目，已培养毕业和正在培养的博士后，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近百名。”再看其简历：“1999年回国后任华中理工大学教授、副校长。2000年任武汉理工大学校长、武汉理工大学机电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一个从1999年起就开始担任行政领导的博导，居然能取得这么丰硕的成果，放在国外，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按照校方和周校长本人的“不知情”解释，这些成果，究竟有多少，周校长本人是参与的、知情的呢？

　　2007年，中国科学院院士郝柏林曾在其博客贴出一篇书面发言，批评科学界领导和政府官员的不端行为和不正之风，并列出一名领导做博士后以来的20年中，每年发表SCI论文的统计，其中2003年高达51篇。郝院士认为，在自己没有实质性贡献、甚至根本没有看过稿子的文章上署名，而且官做得越大，每年所出文章越多，是目前有一定普遍性的现象。一位多年生活在欧洲的学者告诉笔者，在欧洲，根本不会有学者说自己署名第一的论文，是自己不知情的（除非他事先对其他署名作者提出侵犯署名权的控诉），这无疑表白自己公然侵占他人的成果，比抄袭本身还恶劣。

　　其二，博士和硕士成为论文苦力，导师只是监工而已。据报道，关于科研论文投稿和发表，周祖德课题组有明确要求：一是学生进行论文投稿时，必须根据投稿内容与相关指导老师商量共同定稿；二是收到录用通知后，再将论文交由项目负责人审查，并申请出版费用；三是若论文通过审查，再交由论文的所有署名者予以确认并最终定稿。分析这一“明确要求”，学生们在论文撰写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十分明白：前阶段的研究、写作，都由学生自己完成，而只是在投稿时才与相关老师商量定稿（规定如此，实际情况可能还不是如此）。这就如同建筑工地上，学生盖房，老师验收、监工。可是，真正的导师制，是老师和学生一起研究、一起写作，在共同研究、共同写作（至少是老师多次反复修改）中得到学术研究能力的提高、学术精神的熏陶。

　　其实，学生自己写文章，写好文章后署上导师的名字，然后投稿发表，好一点的，导师给论文发表版面费，不好的，自己还要掏版面费，这并非个别现象。也正是因为如此，周校长的解释，在国内高校和“学术界”是行得通的，而且，已经不止一个案例表明，根据上述解释，周校长完全有可能安然脱身。笔者注意到，此间各方对于周校长前途的疑问，不是“问责”，而是这件事是不是会影响到他正在进行的中科院院士评审。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某个校长、院士的论文再发生抄袭，其解释的理由，仍旧是“不知情”,主动承担的“责任”是“疏于管理”。

　　国内高校和学术界要治理学术不端，当从治理这诸多“不知情”抓起。当下的

　　“不知情”者，都是拥有一定行政权、学术权的行政领导和学术头衔拥有者，普通教师和学生绝对不可能拥有“不知情”的权力。治理“不知情”，一方面，可以做到行政权与学术权的真正分离，世界一流大学校长，自上任之时起，就把自己定位为职业化校长，而淡出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而有的国家，甚至有法律规定，学者一旦担任校长，不得在在任职期间，从事学术研究，因为这不符合利益回避原则，很难规避行政领导用手中权力去干涉学术资源的配置。另一方面，可以真正建立导师制，即导师与学生一起进行学术研究，在共同的学术研究中，学生得到培养和锻炼，在真正的导师制下，导师不可能对学生撰写、发表的文章不知情。

　　“署名即负责”，这清晰而简单的学术原则，体现了对学者劳动的尊重，对学者知识产权的保护，却在我们这里，演变为“没贡献也署名”、“署名不知情、不负责”的利益纠缠。院士与一校之长，均大声说出“不知情”，可见学术操守到了怎样的地步。对学术不端的零容忍，必须直面这种利益纠缠，以最简单而清晰的方式，认定署名者不可推卸的责任：“知情”是抄袭；“不知情”则是习惯性侵占，两者必居其一。在这样的责任认定之下，谁还敢轻易侵占他人的劳动成果？谁还敢以行政权或学术权去谋求“挂名”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