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视访谈相关因素的研究
［内容提要］电视访谈是一种沟通行为，作为记者要想有效地把握这种互动过程，并调动观众积极参与，就应重视人际交往心理学的相关因素，即行为方面、认知方面、情感方面和生态方面。
每一种艺术形式都有自己的一些基本手段。而在广播电视中表现人物的基本方式就是访谈。如果说观众到电影院是看剧中人物如何交流的话，那么在广播电视中则是以访谈这种形式象征性地邀请观众或听众参与。至于参与的效果如何，取决于观众或听众对节目的兴趣。那么，记者采访的有效性到底取决于那些因素?这种效果在心理学上表现在哪些方面?
要想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站在新闻学和心理学的交叉点上，对访谈进行研究。
访谈是认识活动的一种方式，人们在这种活动中以双方直接沟通为前提，进行有明确目的的谈话，从而达到既定的目标。这就是ЛИ戈洛维娜下的定义。当前，对采访的分类还有很多种方法。可是，有一点是大家公认的，那就是“访谈是在采访者与被采访者之间，在他们与听众、观众之间进行的一种交际行为”。所以，我们可以从有关人际交往心理学的角度，去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注意决定访谈顺利与否的四个方面，即行为方面、认识方面、情感方面和生态方面。
行为方面是为访谈创造适当的心理氛围的第一个方面，它包括：构成访谈中互动双方行为的一切要素。首先是记者的行为，因为记者可以提前设计好自己的举止表现，并拟定出访谈的具体形式。例如：记者表情严肃、手势不多、言语谨慎等都会让被访者感到拘束，甚至会产生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相反，记者自然的表情、从容的举止、无拘无束的谈话以及信任的语气都会让被访者产生好感，得到他的信任，使他能畅所欲言。
在这些节目中，我们常常看不到记者的面孔，可是，凭借第六感觉我们似乎可以觉察到，采访者的面部表情和眼神正在影响着访谈过程。上面的例子还说明，访谈双方行为的互动应该形成一个完整而统一的、表现他们“一致”的过程，用技术术语来说，是在“相位、振幅、频率”方面的一致。记者应该敏锐地捕捉被访者的言谈举止，尽可能准确地预测到对方的下一步表现，并以自己相应的行为来与之协调。但是这种协调并不是“直接的适应”被访者， 而是根据访谈目的，“随机应变”地调整双方的互动关系。这种行为互动的协调和统一特别重要，否则就会破坏访谈过程，至少也会影响访谈效果。正因为如此，在行为方面要求记者对于被访者的表现要有敏锐的反应，同时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认真监督和高度控制，从而有能力来保证双方行为配合上的协调一致。
访谈过程中的信息含量和丰富内容，构成了访谈过程的认识方面，用心理学术语来说，也叫“认知方面”。在访谈过程中，双方都在交换内容丰富的信息，这些信息又给他们自己带来某种特定的意义体系。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身边的一个东西为例，比如一只碗、一口钟或一本书。每一个东西似乎都有一种约定俗成的意义。碗是用来喝东西的，钟是计时的，书是回答那些困扰着人们的问题的。但是，这些东西还有一种特殊的、区别于常规理解的意义体系。碗也可以成为收藏品，那时它就不再是用来喝东西了，钟可成为装饰品，而装帧精致的书籍可以标志着一个人物质上的富足。那么，在被访者的意识中，物品、社会现象、思想等到底包含着什么样的特殊意义呢?这将会根据访谈目的不同而以独特的方式被“显现出来”。问题在于，记者的提问内容和顺序是建立在不同的访谈目的基础之上的，反映着他所推测的、存在于被访者意识之中的意义上的结构关系。因此，尽可能使记者和被访者的意义体系相互接近(例如，让碗、钟、书对于双方具有某种相近的意义)，或者至少使记者意识到被访者可能有另外一层意义体系——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用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话来说，在访谈过程中应该形成一致的意义“范式”，形成一种共同的语言。而这种共同语言的前提是：在访谈双方意义体系相近的基础上，记者具有职业上的灵活性，能够让事物产生新的意义并且时常考虑到对他来说陌生的意义。例如：
被访者可能会说：“我喜欢狡猾的人。谁狡猾，谁就能生存，就能得到幸福”。这时，如果记者反驳他：“可是狡猾和耍花招并不好，做人忠厚、真诚，不是更好吗?”这意味着，记者不能把狡猾作为人的适应能力、人的办事能力来理解，他对于人与周围环境协调的能力、人的适应能力有不同的解释。而采访者的随机应变正是表现在：他在内心认为有把狡猾解释为办事能力的可能。可是如果这样，他就必须再前进一步——弄清在被访者意识中这种意义的本质是什么。记者有可能接着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否意味着，狡猾的人聪明呢?”。在得到明确而肯定的回答后，他会再问：“一个人能不能聪明而不狡猾呢?”。如果被访者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能”，这将会充分表现出在心理学中称作“意义粘合”的东西。狡猾之所以和聪明“粘合”在一起，是因为在被访者的意识中狡猾是聪明的同义词。传统的对于狡猾的意义上的指责在此毫无意义，因为它所使用的并不是文化上所通用的意义，而是具有某种独特的、文化上的特殊性，这种特殊可以认为带有另外一层意义。理解了这个例子，我们就能更容易地分析被访者对周围世界认识的其他特征。可见，在访谈双方进行认识上的相互作用时，应该用二者都明白、都熟悉的语言来交流，否则，理所当然会产生“不协调”，并导致沟通的中断。
情感方面构成了访谈过程的特殊的现实性。这些方面包括某种情感氛围，这种情感氛围表现并确定访谈双方的情绪、彼此间的态度、相互认知。一定的表达问题的能力、双方(尤其是采访者)话语中所包含的幽默、赞许、警告、讽刺、怀疑等成分，构成了访谈的情感上的现实性以及情感互动的结构。这种互动形式常常是“最有效的”，因为在这种氛围中一方的极细微的动作也能引起对方的迅速反应。例如，在美国记者汤姆·布罗考采访戈尔巴乔夫时，采访者诱发被访者对于某个问题产生强烈反应的愿望是很明显的。对于布罗考来说，这种情感反应非常重要，因为在他看来，同这位被访者之间的情感氛围应该是尖锐的，甚至可以尖锐到双方相互对立的程度，这要比友好而平静的氛围好得多。在这样做时，布罗考当然明白，既然戈尔巴乔夫已经接受了采访。那么如果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原因，他是不会对自己提出的问题拒绝回答的。
与此同时，产生了一个问题，即采访者的那些可能被对方作为否定意义来理解的情感表现，最终完全可能导致访谈的中断。因此有人认为，采访者应该创造有助于访谈成功的良好的情感氛围。他要能准确地把握和细微地感受对方的情感状态并且随着访谈的进行，相应地调整自己的情感表现，使之达到预期的访谈效果。
总的来说，访谈过程的行为方面、认识方面和情感方面是紧密联系、相互渗透的，而行为表现和情感表现的相互转换则尤为明显。在这种情况下，采访者必须不时地调整双方行为和情感反应的相互关系，使之达到最适当的状态。例如，有时被访者用“是”或“不是”方式所作的回答，与其说是出于腼腆和害羞，不如说是或多或少的对立和不愿配合。在此应该注意到，情感上的对立并不都是行为上的公开对抗并直接反对采访者的言行，经常是戴着“温和”的假面具，看起来好像是谁的意见都同意、都赞成。这种表面上赞同、内心里反对是人的心理生活的一种规律：如果不敢公开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也许是害怕受到社会的谴责)，就会把这种情绪埋在心中。访谈过程的第四个方面——生态学方面，与前面所说的三个方面(行为方面、认识方面、情感方面)的联系并不是很密切。它包括选择行为地点、组织访谈空间、配置周围环境——总的说来，这里包括了所有的象征物和整个访谈所处的环境。对于被访者来说，这就是在访谈过程中他周围的一切。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感到自己进入了某个对他来说具有特定意义体系的环境。被访者周围的东西，如同采访者提出的问题一样，具有多种的含义。被访者将根据这种“物质”体系与自己的希望、倾向、习惯、好恶的关系，用一定的方式来表现自己，而这又反过来决定着访谈的效果。因此，提供那种符合被访者生态学方面需求的环境，是十分重要的。如果要创造让他感到轻松的环境，那么这种环境应该尽可能地接近于被访者所熟悉的环境。在心理学上称为“行为反应的地点”。所以，关于家庭问题的访谈就不适于在大街上进行(因为大街并不是家庭所居地)，而应该在某种舒适的、具有家庭气氛的环境中进行。从另一方面来说，在一位专家的办公室里谈现代城市的街道问题就不大合适。从纯生态学的意义上看，街道的问题不可能“被放到”办公室里谈，街道问题可以而且应该就放到街道上讨论。如果要同某位演员进行有关电影艺术的访谈，就应该在制片厂里进行，因为演员是在制片厂而不是家中工作的。
由此可见，收集有关被访者的详细信息，在采访准备工作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T.B.舒米丽娜认为，“在研究采访题目和采访对象时，记者应该力求弄清有关被访者的以下情况：
他的观点以及对谈论的问题可能采取的立场。
他的生平材料
他的个人品质、习惯、性格特征(这些都可能会影响谈话进程)。
一些有经验的记者都非常重视这些材料①。可是这些还不够。T.B.舒米丽娜认为，“对于记者来说，重要的是不仅应该了解未来的被访者的个人心理特点，还应了解他所从属的社会群体的心理、他所遵奉的价值观以及他所认可的行为规范”。
那么，在采访之前具体应该了解被访者的那些情况呢?用什么方法得到它?取得它的最佳时机是什么?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这样的了解应该(相对来说)分成四种类型：对被访者的认识能力和认识特点的了解、对他适应环境的能力的了解、对他的行为定势的了解(他是稳重的还是开朗的，是安静的还是好动的)、对他的生活方式的了解(住在那里、怎么生活、周围物质环境如何、家具及室内装修怎样)等等。
由此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是应该早一些获取这些信息呢，还是通过适当的技巧在访谈过程中得到。当然，并不值得在采访之前花很多时间去专门研究采访对象，这不过是为了避免出现两种结果，即预先采访和仿佛为做总结而进行的最终采访罢了。当然，可以事先同被访者认识，但完全不必要对他的情况了如指掌。最好是只了解他的生活环境，而他的情感反应、所居环境和行为的全部特点都应该在正式访谈过程中表现出来。可见，访谈可以分为准备阶段和实质阶段，二者构成了鲜活的访谈过程。
除了研究被访者之外，采访者自己的心理准备对于访谈的成功与否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记者到底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T.B.舒米丽娜说：“访谈要求(记者)良好的记忆力、注意力、观察力、想象力，要高度敏感、全神贯注、心理稳定、善于交际、坚持不懈、反应灵敏，有时还要有顽强的意志和强烈的求知欲”。② 所有这些当然与访谈过程有关，因为在此过程中会产生双方的相互认知和评价，这种评价不可避免地会带有“模式化”的特点。前苏联著名的心理学家A.A.邦达列夫说：“在很多情况下，一个人对于另外一个人的认识是根据他的举止和行为而把它归结到某一类人中(贴标签)，比如说‘好专家’、‘差学生’等等。由于对个人缺乏足够的认识，那些构成他个性的种种特性必然得不到揭示。对某个具体人的了解只能依靠过去认识另外一些人时所形成的结论。结论的作用在他认识每一个具体的人时是相当大的，这些结论包括个体在过去同他人的接触所形成的印象，这些印象又总是与他从别的渠道得来的关于人们的认识紧密相连，这些渠道包括书、口述的故事、电影、电视等等。一个人在评价自己新认识的人的个性特征时，常常依靠这些结论。虽然这些结论并不总是正确的。”
采访者应该时刻记住这个模式化过程的规律性，为此必须对可能遇到的这种特殊情况有所准备，同时试图透过“性格类型学”的干扰仍能看到被访者的独特之处。要做到这一点，内心应该假设一个访谈的情景，推测被访者可能做出的回答，并试图找到下一步应该提出的恰当而明确的问题。
大体上应该说，采访的认知(认识、情感和行为)方面从新闻学和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并不总是相互吻合。让我们分析一下沃尔玛斯·奥特对著名演员叶甫盖尼·叶甫斯季格涅耶夫所做的采访。值得注意的是，从新闻学的角度来说访谈是不成功的，因为被访者没能、也不想“实话实说”。奥特发现这一点后，就试图摆脱刚才的那种把对方看作一个著名演员的态度，不去谈“应该”同他谈的有关创作计划、现代戏剧、时代成就等问题。奥特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叶甫斯季格涅耶夫在战争年代都做了些什么。采访者摆脱了“在劳动前线忘我工作”的提问模式，结果得到了对方的关于留守证，关于在“劳动前线”和其他人一样工作等等并不很自信的回答。这样，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并不只是一个“著名的”、“伟大的”人，倒更象一个易动感情的人，一个疲惫的人，有可能他的留守证终生都会唤起他的歉疚之情，而他对谁都不想诉说这份感情。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要比上千创作计划和最伟大的剧作思想都要有趣得多。我们前面所说的不吻合正在于此。
当然，采访者仍然应该对未来的采访对象和他的个性有一定的兴趣，否则简直就无法详尽、周密地去预测采访，无法同假想中的采访对象进行谈话。可是，采访者对自己采访对象没有兴趣的情形也并不少见。这里有两个解决办法：首先，可以努力提高新闻队伍的素质，可是这在一定意义上要求新闻教育进行根本的改革。第二点非常简单，即采访者可以做到“狭窄的专业化”，选择他所感兴趣的、能实现最佳访谈效果的人作为自己的采访对象。
记者应该考虑到，在采访工作中常常会发生各式各样的出乎意料的事情和令人讨厌的时刻，对此应该有足够的心理准备。T.B.舒米丽娜曾说：“采访的情景常常伴有心理上的高度紧张。记者不应该是猝不及防的。预先的心理调整和情绪调动能使他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心理障碍和精神紧张，从而使访谈取得最佳效果。”③她指的是，准备访谈的记者面临一个任务— —从心理上对信息进行深入的内部加工，以便依靠它来获得进行高质量访谈的具体技能。

注释：
①②③引自T.B.舒米丽娜《记者的采访技巧》
(编译自［俄］H.B.施果鲍洛夫《采访中怎样运用心理学原理》
(初广志 编译 作者单位：北京广播学院)（《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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