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年轻记者们交流

我所认识的记者中，似乎有一半喜欢报导过去的事情，而另一半喜欢报导未来的事情

序言

三十年前，当我还像你们这么大时，我就开始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家报社做记者。就在一九七五年五月的那个晚上之前，我已经在学校报刊做了七八年的时间，是从初中的学校报刊做起的。

在这一年的夏天，我在《信使报》实习，这是我第一个既喜欢又能拿到报酬的工作。这家报社位于新泽西郊区，他们的报纸日销四万五千份。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从未忘记在那个夜晚所感受到的狂喜。

当时，我差几个月就十九岁了。我那时甚至没有正式的白衬衫或西装外套。如果没记错的话，我记得我向父亲借了件便服套装。

他比我矮近八公分，所以这件衣服我穿着不太合身。我的头发向下披散着，留着连鬓胡子，那是我几个月前去俄勒冈州旅行时开始留的。当时的我看起来简直像一个流浪汉。

我拥有对记者这个职业来说十分重要的东西：原子笔和速记笔记本。这些东西比我那不合时宜的穿着重要。在上班前，我赶到了《信使报》的停车场。

我的工作时间是从晚上六点半到凌晨两点半。这里也没有什么训练和指导的过程。我把在大学校刊工作时的剪报带来，这让编辑相信了我的工作能力。

于是，我就被雇用了。我的工作是顶替休假的记者采访当地政府。上班的第一个晚上，我被派到一个叫布兰奇伯格地方，去采访镇委会。

当时的情景我至今仍记忆犹新。我在截稿之前完成了工作，并因在文章导言中加进了“assuage”（缓和）这个词，获得了夜班编辑的赞赏。

在我的报导发送完之后，我就有时间观察自己周围的一切了。《信使报》占据了第二十二大街附近的一幢低楼层的现代化办公大楼。

白色的砖和茶色的窗户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保险公司或家具店。在新闻编辑室，萤光灯照在一排排仿木的桌子和手动打字机上，令编辑室亮如白昼。编辑在办公桌前坐成一排，用胶水把剪报黏贴在一张纸上备用。

废弃不用的稿子会专门装订起来。在编辑的身后沿着墙放着接收通讯社新闻的机器。在两扇旋转门的那一头有排字室和印刷室，这些地方都被结实的、身上墨迹斑斑的印刷工控制着，他们认为记者是一群愚蠢的家伙。

狭窄的走廊下面是我们的“咖啡馆”，那里有六七台投币式自动贩卖机，里面有可用微波炉加热的薄饼。

我实习的第一夜，就对新闻了解甚多，知道这不是《头版》的神话世界。我们不是在城市哩，没人戴着软呢帽，从抽屉里偷偷拿出酒喝，或喊着：“重写一遍，孩子。”《信使报》原来在新泽西普兰菲尔德的闹区里。

普兰菲尔德是一个小城市，因在这里建了麦克卡车厂而发展起来。一九六七年，这座城市的黑人突然爆发骚乱，暴徒把一个白人警察踩死了。因为这个缘故，《信使报》才决定迁移到郊区。

在以后的几周我发现，我所认识的记者中，似乎有一半喜欢报导过去的事情，而另一半喜欢报导未来的事情。

有一个叫福里斯特的老记者，为了躲避去采访有关死者的消息而躲在桌子底下；他的同龄人——玛姬，有时就在桌上睡着了，假发还会跟着脱落；编辑菲尔则不停地抽着雪茄……但我不能因为有几个人特立独行就否定这一整个世代的记者，他们之中还是有能适应现代化大都市的生存环境、具有机敏意识的怀疑论者杰克．吉尔，也有中年时期在美国和平队【1】转变人生的理想主义者霍利斯．伯克，他们不但有经验，而且还有智慧。

很自然地，我被年轻人的圈子所吸引。这都是些二十几岁、受过高等教育、雄心勃勃的编辑记者。城市版的编辑安．德沃伊戴着染色的飞行员眼镜读稿，还抽着烟，吃着三明治。

调查版的记者山姆．梅迪斯用他在罗格斯大学写的诗谈论报纸。安最后成为《华盛顿邮报》驻白宫的记者，山姆成为《今日美国》的特约作家，其他人也去了《巴尔的摩太阳报》、《新闻日报》或《纽约时报》。虽然在那个夏天，这样的目标看起来还十分遥远。

对我来说，一星期挣个一三○美元已经够多了。那时，我出席了一系列市政会议，从区委会、教委会到城市规划委员会。我打电话到一些警察部门，了解每天案情的摘要。

因为我和报纸的戏剧评论家很熟，他请我观看了夏季的轮演剧目。我很高兴能成为这个记者队伍中的一员，在去采访之前，我们会一起分享意大利面；在开车回家前，我们会抓紧时间在安伯斯商店关门前喝上一杯。在那个夏天，那些闷热潮湿的新泽西夜晚从未显得那么富有魅力。

在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在南邦德布鲁克做焦点记者的替补。那是座平静无事的蓝领城市。这时，有人打电话给我提供内幕消息。他说，在此城边缘的运河边的小道上有一堆可疑的垃圾碎片。

这是那个夏天唯一真实的内幕消息。我开车去那里，发现了一堆十五尺高的垃圾。透过仔细观察，我发现在垃圾下面盖着海绵一样的白色材料，这使我警觉起来。

离这里几哩远就是石棉制造商约翰斯．曼维尔的工厂。工厂里数百名在职和离职的员工由于吸入粉尘，患了罕见的癌症。我马上根据这个发现写了篇报导，这引起了州环境保护部门的重视，派人来检测垃圾的成分。

后来证实这堆垃圾中果然有石棉。这是我第二篇引起轰动的报导。那里的业主做出反应，雇了个大学生看管垃圾。大学生坐在一辆马车的沙发上，观察周围的动静。

这以后事情的发展，伴随着头版照片，成为第三篇引起轰动的报导。好几个晚上，当我在报社中走过福里斯特身边时，他总会喃喃地对我说：“石棉，你就是那个写石棉的人。”我搞不清楚他是在恭维我，还是在谴责我。

在八月份快结束的时候，我终于了解到，吸引福里斯特对鲍勃．马利的注意是最安全的。真没想到，他居然喜欢鲍勃．马利

我一生都在平面媒体工作，但是，我能告诉你有关技巧、正直、好奇心和去关注人类命运的内容，而这些对从事广播、电视和网路工作的人也同样适用

我不是在写这些石棉的文章时，才决心做一个新闻记者。我早在八年级自愿做校报总编辑时，便下此决心了。但是，这段《信使报》的工作经历，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心。

这段经历让我感到，我的工作确实是有分量的。它让我感到我确实是杰克．吉尔、霍利斯．伯克、安．德沃伊和山姆．梅迪斯这些人中的一员。我不只是个实习生，一个无关紧要的人。

这个夏天，我最后一次的值班结束了。和我实习的第一天一样，也是发送一些市政新闻，等待着新闻发布。夜班编辑查理．纳特只比我大七八岁，但他皱眉的样子就像个七旬老人。

在两点半之前，查理不道晚安，是没人敢走的。而对查理来讲，道晚安似乎是极度痛苦的事。好像早几分钟下班就会有懒惰之嫌，就会威胁到我们的灵魂。我注意到他道晚安的时候，总是用单调的语调，眼睛总离不开他编辑的稿子。

而我们则像一群蟑螂一样飞速逃走了。但当我度过这个夏天的最后一个美好夜晚时，听到他说“晚安”，我心里反而很不好受。听到这句“晚安”，我很难过，这种感觉有些不可思议。

我告诉你这个故事，是因为用它作为开头没有任何坏处。我告诉你这个故事，是因为你要从我这里得到一些忠告，你也应当知道一些给你忠告的人的事。

我不能拿有关战争的报导来吓你，教你如何躲避子弹，如何和将军对抗，因为我从未采访过战事。我也不能拿有关白宫内幕的报导来向你炫耀，因为我只去白宫参观过，从来不了解其中的秘密。

我写过一些有关贫困、政治腐败和诈骗医疗补助方面的报导，但我不能把自己说成是像韦恩．巴雷特和洛威尔．伯格曼那样的以揭发丑闻为职业的人。

我已花费了大量时间探索那些被认为最不性感也最不抢眼的主题，我关注的是文化、宗教、教育和移民等问题。如果你让我做出选择，我还是喜欢写不出名的人，而不愿写名人。

当我在聚会中或在编辑室和记者聊天时，偶然得知有人和我报导的人物一样，我就会感觉我做错了。

我也许有和你们一样的经历，至少在我们这个行业中是很普通的经历。我是从一家小报社（《信使报》）跳到中等规模的报社（《郊外论坛报》），再到大报社（《纽约时报》）的。

我已写了六本书（包括这本书）。在过去的十五年里，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新闻。我的学生自己也写了书，为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全国广播公司、《滚石》杂志和《商业周刊》供稿。

透过教学、采访和写作，我不得不考虑，做为一个新闻记者需要做什么，做一个新闻记者意味着什么。在我的课堂上，在我给你们的这些信中，我要把这些思考形成文字。

刚到哥伦比亚大学当助教时，对于新闻学是否能被讲授，我是抱着怀疑的。我在威斯康辛大学所读的新闻系的课程，可以说是一种浪费。

大学的校报《每日要闻》才是我的课堂，而经验才是我的导师。一路过来，我真正的指导者是校报的编辑和老记者，而不是学校里的老师。

然而，我还是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一堂课上向学生说明，学校课程有种改变我心灵的力量。

因为我体会到，给学生修改文章时所产生的沟通，正是一种有力的指导。我确信在一个记者的成长过程中，好奇心和严肃的工作态度比天生的能力更为重要。

这些年来，我也逐渐总结出是什么使新闻教育失败。原因就是有一群崇拜英雄的学生，对著名作家所写的战争报导顶礼膜拜。

我记得我的新闻班上有一位意志薄弱的学生问我，他是否可以跷课去听大卫．哈尔伯斯坦【2】的讲座。

我说：“如果你去听了哈尔伯斯坦的讲座，你将永远不会成为哈尔伯斯坦。”事实上，哈尔伯斯坦的第一份新闻工作，是在密西西比州的西点的一家日销量才四千份的报社。

现在他七十多岁了，但当他为写书做研究工作时，他还能为一天能进行两次标准长度的采访而自豪。至于我那位跷课去听讲座的学生，我至今还没有看到他的署名文章。

当然，在这本书中，我不会是你的标题编辑，教你怎样去推敲字句。虽然我希望我所写的东西能让你更懂得如何修改自己的稿件，但这本书的本意并不在于此。

它不是一本教科书、一本历史书、一本新闻批评著作，虽然它和这些书有一些共同点。不论是我的还是其他人的书，都不会为年轻记者提供特别的、职业上的指导。这种指导只能从一个有才华的编辑那里获得。我很幸运能走过这段路，我希望你也同样幸运。

那么我能为你做些什么？我希望我能教给你一个新闻工作者接触世界的方式。我希望我能灌输你一些思维习惯，鼓舞你去建立职业道德。

我一生都在平面媒体工作，但是，我能告诉你有关技巧、正直、好奇心和去关注人类命运的内容，而这些对从事广播、电视和网路工作的人也同样适用。

甚至我想和你谈谈绘画、音乐和戏剧，我很乐意，而且我觉得自己有这个水平。实际上，我确实希望你去学习艺术，它将提升你的文化修养，提升你的生活。

伟大的新闻记者绝不会只停留在阅读报章杂志、收集新闻材料和收听新闻报导上，而会在文学、电影和爵士乐等伟大的艺术中寻找养分和催化剂。

我把你们当做在高中和大学里的记者，就像我以前那样，也把你们当做我现在正在教导的研究生，当做我第一次工作时的年轻同事。我还记得那种渴望、那种雄心壮志和对提升自我的渴求。

我渴望成为杰出和卓越的人，我也只愿意教这些追求卓越的人。我有时被激怒的时候会告诉我的学生，“我严肃地对待你的作品，问题是你自己是否严肃地对待你的作品”。

我承诺，如果你把事情做好了，我会大大地赞扬你。我把我看成你的长者，而不是你的上级。我所获得的东西大部分来自我的失败，而不是我的成功。

我将把我犯过的错误一一指示给你。像我熟悉的一位牧师对他的教徒所说的那样：“教会不是圣徒的博物馆，它是罪人的医院。”

我欢迎你的加入，也因为你的关注而感到荣幸。最后，我要你相信，像我所相信的那样，你已经选择了一个重要的、有价值的职业，一个不需要感到抱歉的职业，一个能使你快乐的职业。

【１】 编者注：由志愿者组成的美国政府代表机构，成立于一九六一年，该机构的志愿者在经过训练后被派往开发中国家提供技术服务。

【２】 编者注：美国著名记者兼作家。一九五○年代曾任《纽约时报》驻外记者。一九六三年因由西贡发回的新闻报导而荣膺当年的普利兹奖，从此声名鹊起。@(待续)

摘编自 《给年轻记者的信》 博雅书屋 提供

你需要有勇气去坚信新闻工作不是迎合偏见。你需要有勇气去让你的观点与现实发生冲突。你需要有勇气去用专业知识承担责任，用自身的经历证明自己是个新闻记者，而不是去建立一个网站，声明自己是个记者。(

激进的传统

在一九七五年夏天，我还没有意识到报纸文化就快要消逝了。打字机、胶水瓶、自动收报机、莱诺整行铸排机、收藏着装了封皮的剪报的资料室、午报，所有这些东西在你们看来肯定都是不熟悉的。

就像《圣经》所载的大洪水以前的人，就像《头版》时代对我一样。几年前，当我开车载着我们全家从一个感恩节宴会上回家的时候，我的儿子催促我给他买尖端的（也是昂贵的）电脑产品。

我拒绝了，他就对我说：“你老了，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我的女儿喜欢用力拽我胳膊上开始松驰的皮肤。我有一头灰白的头发，戴着双光眼镜。

但是，当我打字时，我发现我的手清瘦、强壮有力，似乎写作使它们充满活力，尽管我身体的其他部位都已老化了。

所以不要期待我能关注这个时代先进的采访设备。我体验过八音轨的录音磁带、贝塔答录机和影音光碟。人们常常对时尚评价过高，尽管它不一定就是不好的，但我关注的是传统。

我来自两个重视传统的机构，这两个机构是《纽约时报》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系。我所说的传统并不意味着习惯性思维、固定的惯例和为懒惰找藉口。

我所说的传统就像是你们在马迪．沃特斯和汉克．威廉斯的歌中听到的那样，它不一定是古老的东西，而是值得尊敬、经受过考验、持久和真实的东西。

我心中的价值体系是过去那个时代的产物。新闻记者是忠实资讯的经纪人，要勤勉地报导新闻。为了准确，要对事实进行核实，写作要不带偏见和党派意识。就像麦克．舒德森在他的经历《发现新闻》中所表述的那样。

美国的新闻业一开始是相当政治化且固执武断的，只是比今天的部落格少了点技巧而已。对二十世纪初的新闻工作者来说，能够把自己的工作当做公众服务，不受个人信仰影响，不支持拥护任何一方，是很大的进步。

对他们来说，能超越自己的偏好，克制自己的判断，以顺应所学的报导原则，也是一大进步。

在我从事新闻工作之前，这种传统已经风行几十年了，而且已经成熟到经得起挑战。我和我的同事在报社上班时，是在为创造客观新闻的理念而工作。

回到家才会阅读激情的、个人色彩较浓的，甚至带有异端观点的新新闻主义杂志——处于全盛期的《滚石》、《乡村之声》、《纽约》。与那些杂志相比之下，我们的努力显得毫无生气。

我们遵守归属的法则，采访一个事件中两方面的人，客观到要尽力去记住他们名字中间的缩写字母。有时我们认为，如果不告知读者，他们便什么都不会知道。

在《郊外论坛报》，编辑有一个惯例，那就是要在特殊和隐晦的词前加上定义。就是在希特勒前，也要加上“臭名昭著的二次大战的独裁者”。伊斯兰教是“穆斯林的宗教”。

可是，这些日子里，我发现，和犬儒哲学和腐败主义相比，这一传统几乎变得面目全非了。正如作家兼哥伦比亚大学院长尼古拉斯．莱曼指出的那样，意见新闻学占据了大部分媒体界。

在部落格、广播、网路和有线电视之间，没人想去接受与自己原有的信仰相冲突的事实和分析。我曾听说过有这样的观众，他们不停地只看福克斯新闻频道，以至于福克斯的标志都烙在电视荧幕上了。

我们的媒体不再是各种观念交锋的市场，而变成了只容纳两种偏执思想的回音室，美国脱口秀节目主持人拉许．林堡代表一群人，空中美国广播电台代表另一群人。

那种将一天中所发生的事件按照真正的新闻定义去筛选和分类的信念，已成了左派和右派共同的笑柄。这两派人的嘴里都经常轻蔑地念叨一个缩写词ＭＳＭ——主流媒体。

但福克斯仍以“公正与平衡”做为口号，简直把记者一职最主要的美德变成了玩笑。

最荒唐可笑的是我仍然记得《纽约邮报》发表纪实性报导的时光。我指的是在鲁伯特．梅铎购买《纽约邮报》之前。我不是“伟人创造历史”这种理论的信仰者。

但在梅铎这件事上，就是他暴虐的本性使当代美国新闻染上了最有害的疾病。他把《纽约邮报》从一家充满勇气的、严肃的报纸改造成充斥着流言蜚语和炫耀式新闻的破报。他用《时事》这样的节目，来打造小报式电视的俗艳风格。

他给福克斯新闻频道这个政治活动的化装舞会提供资金。在糟蹋我从事和崇拜的职业方面，没人应比梅铎承担更多的责任。

即使梅铎从右派变成了一个煽动人心的左派政客，我都觉得不会有什么区别。而另一方面，还有一群阴谋理论家和职业泼妇在伤害这个职业。

我正指望你们来参加这场争战。我了解你们还年轻，不可能记得新闻业在面临目前困境前的样子。让我给你们举个例子，说明新闻业过去的面貌，以及将来在你们手上可能的样子。

广播电台和电视台通常受制于联邦法规的“公平法则”。这个法则基本是说，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在节目安排上必须做到政治平衡，以交换公共无线电波的自由使用权。另外，他们还需要安排一些时间给公共广播节目。

这样做的后果有一些是迂腐的，甚至是可笑的。我宣传头两本书的期间，便常常要为摇滚乐电台录完公共广播节目，以便在星期天早上六点的“垃圾”时段播出它们。

然而，不管有多少缺陷，公平法则及其所代表的新闻鉴别度远比取代它的东西要好。自从这个法则在一九八七年被联邦传播委员会废除之后，当公共广播的要求在解制的气氛下无法实现时，大部分商业广播便成为共和党的动员和灌输思想的工具，除了象征性地请几个自由派人士，作为观众的出气筒（无疑，许多民主党人也希望如法炮制。），他们甚至连异言堂的假象都不愿意摆了。

你需要有勇气去坚信新闻工作不是迎合偏见。你需要有勇气去让你的观点与现实发生冲突。你需要有勇气去用专业知识承担责任，用自身的经历证明自己是个新闻记者，而不是去建立一个网站，声明自己是个记者。

我们以后还要谈这些问题。现在我要向你们提出建议，了解传统是值得的。这不意味着每个新闻工作者必须只在主流媒体工作。

毕竟，我写了一些文章，我的书中充满主观意见，这要受到日报的新闻栏目的谴责。但我的确认为，传统是不可替代的基础，传统是做事的基础。

向窗外张望总比从镜子里看到的东西多，听别人谈话总比自言自语学到的东西多。正如我当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迪克．布拉德，一个著名的、乖戾的、办公室的墙上挂着皮鞭的人，常常对他的学生所说的：“这就叫报导。有时你应当去尝试。”

我们所处的状态

我希望我能告诉你们，你们正在进入一个欢迎你们、尊重你们，甚至敬畏你们的世界。我希望我能告诉你们，新闻记者总是被视为英雄，就像我在一九七三年上大学时那样。

鲍勃．伍德沃德、卡尔．伯恩斯坦、汤姆．沃尔夫和西摩．赫什这些英雄，使新闻报导看起来不仅是勇敢的，而且是冷酷的。在大学宿舍里，我和朋友抢着第一个阅读最新版的《新时代》，一本连续报导卡伦．丝克伍【1】案的杂志。当时班上没有一个人是主修商学的。

就在我给你们写信之前的一个早上，我在翻阅《纽约时报》，看见了一篇题为《对新闻媒体的调查发现，公众普遍不满》的文章，文章报导了公众对媒体的一系列不满。

这个调查是皮尤研究中心进行的，该调查发现，政治上的红蓝之争已被表现在新闻观点上。调查显示，百分之四十多的共和党人认为新闻机构伤害了民主，百分之五十四的民主党人认为媒体对布什总统太温和了。

这些发现是在更可怕的报导《二○○五年大趋势》发表了几个月后出现的。调查表明，将近一半的回应者说，他们对报纸“很少相信或根本不相信”。

在一九八五年，只有百分之十六的人持这种态度，而在一九七三年，公众对媒体的信任度是百分之八十五。

在过去的十年中，这个信任度下降了百分之六十。大部分公众认为，媒体不能把事实讲清楚，甚至带有政治倾向。

我是在尼克森时代进入新闻界的，当时有许多记者被列入了白宫的黑名单。我已习惯了政府和媒体的敌对关系。行政当局制造对自己有利的新闻，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在人们用spin（意指使新闻报导带有倾向性）这个词来形容媒体控制之前，罗斯福就已被指控这样做了。而甘迺迪则曾与新闻界的朋友商量封杀掉有关即将入侵猪猡湾的文章。

但是，在布什政府之前，我还没有见过政府如此积极地暗中干涉新闻界。布什政府透过像阿姆斯壮．威廉斯这样的假记者，在专栏上宣扬布什的政策。或把一个叫杰夫．甘农的江湖骗子塞进白宫记者团，在总统记者招待会上提出一些扯淡的问题。

他们在公共电视系统安插监督人，并试图在公共广播系统做同样的事。联邦大陪审团对中央情报局泄密的调查，导致拒绝披露匿名消息来源的《纽约时报》记者茱蒂丝．米勒坐牢。陪审团还要求《时代杂志》让它的记者马特．库珀来做说明。遗憾的是，《时代杂志》竟然答应了这个要求。

最后，在米勒的消息来源——副总统助理路易斯．利比的同意下，米勒终于做了说明。现在利比已被起诉做伪证，还有其他的指控。

对利比的审讯也是对前来作证的记者的审讯，这打破了这些记者有关机密性的承诺。这些事情加剧了华盛顿与新闻界的紧张关系，这种关系与正常、健康的紧张关系有所不同。

今后可能大多数人都会忘记这些人的名字，但这种猜疑的气氛将使你以后的工作更加困难。

让我们来面对这个问题。我们新闻工作者已为这种悲观情绪提供许多的原因。我们所处的状态正是整个国家状态的一景。在《六十分钟》节目中，王牌主持人丹．拉瑟的一则有关布什在越战期间的劣迹恶行的报导被发现是以伪造的档案为根据的。

这使得拉瑟很不体面地离开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周刊》也被迫撤回一篇报导。报导说，关塔那摩湾监狱的美国审讯官把《古兰经》扔到便池中羞辱穆斯林犯人。

布什政府利用媒体过去报导的失误，掩盖了有关美国审讯官滥用权力的准确报导。仅在过去的几年我们就见证了不少剽窃者和编造者的案子。

这些剽窃者和编造者包括《纽约时报》的杰森．布雷尔、迈克尔．芬克尔、《今日美国》的杰克．凯利、《新共和》的露丝．沙利特、斯蒂芬．格拉斯、《波士顿环球报》的麦克．巴尼克尔和派特里夏．威廉姆斯、《美国观察家》的大卫．布罗克。

当涉及造假的新闻机构已经开始自我反省，思考在什么地方做错了的时候，编造假新闻的人却因造假而一举成名。

二十五年前，《华盛顿邮报》的珍妮特．库克因为编造了一篇八岁小孩吸食海洛因的报导而获得普立兹奖，但她最终不得不主动撤回这篇报导。她至少还知道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最后成为了商场的售货员。@(本文结束)
摘编自 《给年轻记者的信》 博雅书屋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