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时代》杂志12月8日报道，罗马尼亚政府日前要求议会通过一项提议，将罗姆人（Romany，俗称吉普赛人）的正式称呼“Roma（罗马尼亚语，意为人类）”改为“Tigan（希腊语，意思是贱民）”。此举在许多罗姆人团体和组织中引发愤怒。法国和西欧国家今年初强行驱逐罗姆人的举动，曾引发了大规模骚乱。
至少十月份之前，我都不知道“罗姆人”是什么意思。当时，有朋友的杂志让我帮忙写“二战中吉普赛人遭屠杀的历史”。我看资料才知道，吉普赛人（Gypsy）包括罗姆人（Roma）和辛特人（Sinti）。
偶然google出一个大屠杀纪念网站（http://www.hmd.org.uk/），在幸存者故事里，发现一个Bock家族的故事。拿我的烂英文勉强读下来，才知道在现代欧洲，吉普赛人还遭受着那样的歧视。
以下故事完全改写自Bock家族的回忆，好多烦琐的人名、地名等一律省略。

原始材料链接：http://www.hmd.org.uk/resources/survivor-stories/gypsy-roma-and-sinti-the-history-of-the-bock-family

一个吉普赛家族的血泪史

相比犹太人，吉普赛人在二战期间被屠杀的历史似乎更容易被世人忽略。从1933年到1945年，欧洲的吉普赛人遭遇了纳粹种族灭绝般的迫害，因被认为生活习俗“不合群”，是劣等民族，超过50万名吉普赛人在二战期间被屠杀。
吉普赛人是世人对他们的称呼，他们更愿意称自己为罗姆人。数千年前，他们从印度迁徙到欧洲，一部分习惯定居生活的罗姆人被称为辛特人。
博克家族是起源于德国的一个辛特家族。二战期间，在捷克属地，最多只有600名罗姆人和辛特人活到战争结束。博克家的后代从父辈的回忆中了解那场大屠杀的知识。
“在学校里，我们曾学习二战历史，但其中没有吉普赛大屠杀的内容。再说，谁又关心吉普赛人遭遇了什么？”家族的后代说。
罗姆人和辛特人在历史上遭受了巨大的歧视和迫害，经历了纳粹德国的屠杀，但至今仍遭受着世界的不接纳、歧视甚至仇恨。博克家族的成员至今也仍努力在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天地。

从奥斯威辛集幸存的家族

维勒姆·博克回忆，博克家族曾经在德国边流浪边贩马为生。1928年，日渐庞大的家族一分为二，一批族人搬到捷克斯洛伐克居住，另一批族人继续在德国游荡。二战期间，39名博克家族人被囚禁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包括11名儿童，只有3人幸存。他们继续贩马为生直到1958年共产主义政府禁止他们流浪为止。
维勒姆的父亲名为弗兰蒂谢克·博克，1932年出生。他成为奥斯威辛集中营中一个幸存的孩子，也成为家族里第一个上学的人。他随后在毛刷厂工作，制造工业用毛刷。弗兰蒂谢克的父母则死在了奥斯威辛。
维勒姆的叔祖父詹·恩特纳加入了游击队，维勒姆的外祖父安东尼在纳粹占领时做为政治犯死去。安东尼说了反对希特勒的话，被一个亲友举报，随后被判入狱。不到一星期后，安东尼的妻子和孩子被送往霍东宁——捷克管理的一个吉普赛人拘留点，后来这个拘留点被关闭，里面的人都被送往奥斯威辛。
这个大家族所有在南摩拉维亚流浪的成员都被送往霍东宁，有超过50人。一些上年纪的家庭成员随后被送往奥斯威辛。维勒姆外祖父的三个女儿玛丽、贝尔塔、希尔达成功逃出集中营。玛丽活下来了，战后还接受了捷克电视台的采访。贝尔塔就是维勒姆的妈妈。战后，这一家人得以回到了斯洛伐克。

近三千吉普赛一夜送进毒气室

“我的亲人说起他们是如何从捷克奥尔利采河畔乌斯季被转移到奥斯威辛的。我的父亲那时七八岁，他的兄妹和他一起幸存下来。他曾说起，从窗户里看着亲人和其他老年人一起被送进毒气室。这发生在他们进入集中营一段时间后。战争结束前，家族里25名亲人被送进毒气室。纳粹们尽可能多地用毒气杀人，这样就不会有任何回忆或痕迹，能证明在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什么。”维勒姆说。
奥斯威辛的吉普赛集中营与其他建筑隔离开。2897名剩余的囚徒在1944年8月2日到3日晚上，被集中灭绝。如今，罗姆人依旧在这一天持鲜花来奥斯威辛纪念他们。在这次集中灭绝前，一些身体健全的囚徒被送到其他集中营，男女被分别送到不同的地方。纳粹希望在吉普赛人中消除反抗意识，但幸存者们的回忆中，依然充满了同伴绝望地反抗尝试，和他们受折磨时刺耳的哭声。
“战争结束后，没有人说起这些。没有回忆。我只知道我父亲身上发生了什么。如果我父亲不告诉我，我也许永远不会知道这些大家已视作平常的事儿。”维勒姆说。
霍东宁和莱提是由捷克控制的两个专门关押罗姆人的集中营，都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中转站，但很多囚徒还没转移就死于营养不良。战争结束后，莱提成为一个养猪场，丝绒革命15年后，捷克政府非常不情愿地关闭农场，同意建立一个小型纪念馆。

吉普赛人成了德军报复的靶子

戴莉娜70多岁了，二战时她还是个孩子。她是维勒姆妻子薇拉莉的母亲，一个寡妇。
像戴莉娜一家这样的斯洛伐克罗姆人，跟捷克辛特人和罗姆人经历截然不同。在纳粹占领的斯洛伐克，吉普赛人被驱逐到郊区。在德国人报复斯洛伐克人的反抗行为时，不少吉普赛人被当作替罪羊打死。
“我生在斯洛伐克。我家里说罗曼尼语，匈牙利语和斯洛伐克语。家里有8个孩子。我父亲是个铁匠，做铁链、钉马掌之类。战争中，他失去一只眼睛。我母亲是个针线工，她能为花篮和裙子绣上花边。我们住在一个吉普赛定居点。村子里比较通常的手艺是拉小提琴和给人种地。”
1943年秋天，斯洛伐克的罗姆人被强迫从城镇中搬走，以一条公路为界，他们只能住在路的另一边，而且要自己建住的地方。“战争期间，我们跑到森林里，睡在木头上。有一次，我们跑了很远，到一户白人家，他们让我们住在牛棚里。”戴莉娜说。
1944年8月，德国部队开进斯洛伐克镇压起义，事后罗姆人成了德国部队报复的靶子。整个社区被烧毁，很多罗姆人被打死，不管他们有没有参与起义。
“我父亲躲在地窖里、仓库里。游击队在树林里。班斯卡森林有很茂密的数目，足够人躲避。游击队给我们食物，我父亲用篮子给孩子们带吃的来。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得到一整个猪头。我们冬天也没有鞋子。我们很穷，全靠游击队给我们吃的。全家都活下来了，没有人被打死被杀死。我们做自己的面包，在田里收货。我们都没上学。我的孩子教会我写自己的名字。”戴莉娜说。
战后，戴莉娜16岁时因为结婚搬到捷克。她的丈夫在铁路工作，所以他们乘车免费。那是她第一次见到火车。她被火车吓坏了，但她告诉自己：“我结婚了，要去过更好的生活。”随后，她的女儿薇拉莉诞生了。

谁会在意吉普赛人的遭遇呢？

“我的祖父母说起战争中的事情，我的母亲跟我说过这一切。告诉我他们怎样在森林里躲藏，他们的房子怎样被烧光，我的祖父又是怎样到游击队驻地给孩子们带食物。他们活得很艰难。一次，纳粹到他们家，我的祖母戳孩子们，让他们大声地哭，她居然希望噪音把纳粹们赶跑。这方法实在太恐怖了。纳粹打瞎了我祖父一只眼睛。战后，他成了一个猪倌。”薇拉莉回忆。
战前，在学校里，薇拉莉学到战争的历史，但没有涉及吉普赛人屠杀。“谁会在意吉普赛人的遭遇呢？”她说，“我生在斯洛伐克，后来搬到捷克，生长在一个和其他捷克人隔绝的环境中。学校里没有人试图了解我们。我很高兴去上学，但学校里的人都叫我‘臭吉普赛人’，没有人愿意挨着我坐。”
在家里，父母对薇拉莉说罗曼尼语和斯洛伐克语，她数学很好，但用捷克语写作总是出错。可是没有人关心这些，三年后，薇拉莉去了吉普赛人的特殊学校。在这所学校，她得到了更多的关心，但也没学到任何技能。毕业后她成了一名清洁工。
与此同时，博克家族也在经历蜕变。家族曾经有非常严厉的教条，但战后，这些教条不再严格，因为坚持教条的老人都死了，年轻人对这些老教条并不在乎。战后，这个家族分为四支，各自谋生。维勒姆这一分支在一个小村子里安稳下来。1958年，捷克斯洛伐克禁止吉普赛人传统的流浪生活，这时维勒姆不过四五岁。
“警察和当地官员找到我们，给了我们一间房子。德国人撤离后，这里有很多空房子。我开始去上学。”维勒姆说。维勒姆在当地村子里上学，这个学校只有一间教室，各个年级一起上学，维勒姆成绩不错，3年学校生活后，16岁的维勒姆开始当学徒工，修屋顶。1979年，他遇到妹妹的朋友薇拉莉，初次见面就擦出了火花，两人至今结婚30多年。

新世纪的流浪生活

薇拉莉17岁时遇到维拉姆，他们按吉普赛风俗举行了一个订婚典礼。因为没有钱，婚礼也只和亲属举行了一个小仪式。在农场工作一段时间后，他们开始多年的打工生涯，维勒姆负责烧锅炉，薇拉莉做清洁工，直到最小的孩子出生。
1989年，维勒姆得到一个仓库看守的工作，同时在申请经商许可。他卖内衣和工作服，卡车车厢就是他的商店。但不到三年，激进分子兴盛起来，一些光头党把他的货物扔得到处都是，他向警察抱怨也无济于事。
1992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分裂，维勒姆一家麻烦一直不断。他到村子里就会受到攻击。人们会喊：“吉普赛人，你们来这里干嘛？”在城里，如果他晚上七八点出门，也非常危险。他的孩子甚至被警察打过。他们的房子也被烧掉。
听其他罗姆人说起，加拿大好比天堂，维勒姆一家打算移民去加拿大，甚至出发前一天，他们还在公园被人袭击。在加拿大，他们申请居留权并不顺利。他们到荷兰寻找避难所，不过荷兰正在遣返寻求避难的吉普赛人，于是他们又去挪威呆了11个月。当挪威也不许他们居住时，他们流浪去瑞典，瑞典政府直接把他们赶到波兰。一家人从哥本哈根辗转到英国，但2002年，他们最终不得不回到斯洛伐克。维勒姆的儿子遭遇袭击，一只手永远失去功能。
在比利时，维勒姆夫妇到清洁工的工作。2004年，博克一家取得了欧盟的居留权，终于可以去英国曼彻斯特生活。“我们不拿福利，一刻不停地工作，五年了，我只休过一星期假。”维勒姆说。他双班倒，一周工作七天，为两家公司打扫卫生。薇拉莉上晚班，工作量不因她有心脏病而减少。维勒姆现在呼吸也有问题。因为经济形势不好，他们的公司两次倒闭，或者换个名字开张，不给发工钱。
薇拉莉说：“现在我们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流浪，生活太紧张了。前一阵，两个两岁大的罗姆女孩全身烧伤80％，电视上一条新闻都没有。”

欧洲的“历史健忘症”

“出乎意料的，我看到了被警察殴打和驱赶的罗姆人，他们不知道自己究竟在这片土地上享有什么权利。或者也许他们是知道的，但是经验告诉他们，这些权利和规则对于罗姆人则是例外。我们遇到了很多面临不公待遇和歧视的罗姆人，我甚至无法想象，文明的欧洲法律在对待罗姆人时却会如此不公正。”丹麦摄影师乔金·埃斯基尔森的照片集《罗姆人之旅》曾获得大奖，这些照片展示了吉普赛人在罗马尼亚、法国、俄罗斯和芬兰七个国家里生活的真实面貌。
自14世纪从印度北部开始迁移，吉普赛人一直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间辗转。1979年，联合国宣布罗姆人为一个单一的民族。迄今，近2000万罗姆人散居在欧亚各地，没有一个国家给予他们公民的权利。在民主如此发达的西方世界，他们被排斥在主流之外，生活在社会的边缘。
今年9月14日，欧盟委员会负责司法事务的副主席雷丁，愤怒地把法国遣返吉卜赛人与二战时期法国维希政权对犹太人种族清洗相提并论，并称“在二战之后，欧洲人再没有见过这种局面”。
她针对的，是日渐抬头的欧洲驱逐吉卜赛人之势。法国做得最公开最张扬，光是今年8月份，法国就一口气拆除了近200处吉普赛人营地，遣送了800多名罗马尼亚吉卜赛人。令人不安的是，意大利和德国也在暗示会跟随法国。随着现代物质文明的进步，吉普赛人这些边缘群体的生存边际却大有收窄之势，被人像流浪狗一样驱逐。
文明的欧洲似乎患上“历史健忘症”。有评论提醒，二战时，欧洲的吉普赛人同犹太人一样遭到纳粹的迫害，欧洲还欠吉普赛人一个“历史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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