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工农兵”的神话和教训

徐 贲

园丁要干预自然生态，用“人为状态”代替“自然状态”。但是,园丁的干预只要一停止，自然状态就立即开始自动复元。

“重庆大学生再学工农兵”，据报道，是为了全面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为此将在全市大学生中重点开展“带薪实习、种树、学农、学工、学军和社会调研等活动，确保70多万大学生在校期间参加不少于4个月的社会实践，为大学生提供社会实践平台”。在这个计划中，目的最具体，最明确，也是最可以“考核”的一项是“种树”。其他几项，如带薪实习一个月；到农村一个月；到企业做工一个月等等，完成后，要考核是否已经达到“社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标准，恐怕就难说了。

提出要把青年人，尤其是大学生培养成什么事业的“接班人”，关系到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国民问题。在许多国家里，这叫“国民教育”或“公民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费德里科·马约尔曾说过：“我们留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给子孙后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给世界留下什么样的子孙后代”。同样，我们留下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给子孙后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给中国留下什么样的子孙后代。所以“接班人”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这样重大的教育问题，指望在种树、学农、学工、学军和社会调研中得到解决，令人联想到四五十年前的阶级斗争和文革时代，当时也曾号召青少年学习工人、贫下中农和解放军。在那个乌托邦的理想时代，根据伟大领袖的阶级分析理论，工农兵是最先进的无产阶级，代表人类的未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领导阶级，所以学习工农兵不是学习如何做工、种田、种树、打枪，而是为了当无产阶级的“接班人”。

当时的“学习工农兵”担负着培养青少年一代的两项重大任务。第一是国民品格培养，工农兵最能吃苦耐劳、勤俭朴素、忠厚诚实。第二是国民主体塑造，工农兵在旧社会苦大仇深，受尽剥削，在新社会翻身做主。消灭了所有的剥削阶级之后，中国成为工农兵的国家，所有人都会像他们一样,具有高度的无产阶级觉悟,成为一代代“新人”。

这样高远美好的国民品格培养和国民主体塑造，事实上并没有能在中国造就出什么“新人”。这个野心勃勃的“社会工程”起到的是一种事与愿违的，揠苗助长的作用。早在1894年，英国思想家赫胥黎（T. X. Huxley）就在《进化和伦理》中把自上而下的思想改造工程比喻成不自量力的园丁工作。园丁要干预自然生态，用一种“人为状态”代替“自然状态”。但是,园丁的干预只要一停止,自然状态就立即开始自动复元。作为“革命群众”的工农兵，他们自己就是这样经常被干预、被拔高、被浪漫化的。青年人“学习工农兵”，同样也是这样性质的社会工程，他们和无数的工农兵个体一样，被按照至高无上的权力意志改造成“先进新人”。然而,一旦园丁式的干预停止或者不再奏效，“先进”立即开始恢复到先前的“落后”,甚至比以前的落后更加落后。

这正是我们在乌托邦的工农兵神话破灭后所看到的景象：芸芸众生比以前变得更加自私、丑陋、暴力、放纵欲望、贪得无厌。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不再美丽的真实世界：下岗无助的工人、富士康式的血汗工厂、失去土地的农民、沦为次等公民的农民工、助人无好报的背运雷锋、蛮横贪婪的新权贵。

今天的工农兵早已不再具有几十年前的那种崇高而优越的政治身份(如“光荣”的工农成分或出身)，他们的经济地位也早已落到了社会底层，甚至成为弱势群体。就像每一个有正义感的公民一样，年轻大学生去关心、体察普通工农的疾苦和困境，进而支持他们的维权要求，本来是应尽的社会责任。他们这么做，正是为了不要“学习”像下层工农那样憋屈地生活。

如今重拾学习工农兵的破碎神话，把它当作成功的经验，会令人对提议者的动机起疑，也会对他们的领导智慧和能力无法信任，更不要说是引发对文革时代的不详联想了。几十年前以学习工农兵来塑造一代新人的社会工程既然未能成功，今天便应该认真吸取的历史教训，重新设计我们的公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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