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史铁生是曾在我的家乡延川县插过队的北京知青，也我最崇敬的新时期作家之一。惊悉他病逝的消息后，我当天晚上夜不能寐，辗转反侧，急就一篇《他到地坛那里去了——痛悼史铁生先生》，以表达对他的深深怀念，愿他在通向天国的路上一路走好！此文写后，仍感到意犹未尽，再写一篇《我与史铁生的唯一一次通信》，通过我与他交往的点滴往事，回忆史铁生对我的影响。

我与史铁生的唯一一次通信

厚夫

图一：这是史铁生在1990年12月1日给我写来信件的信封（北京邮戳时间是1990年12月8日22时）

“文化大革命”期间，先后有28000名北京知青来当时的延安地区插队，其中来我的家乡延川县插队的北京知青有两千多人。这两千多名北京知青中绝大部分人都非常优秀，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仅我所知，现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著名作家史铁生、陶正，浙江大学校长杨卫院士，美国某文图公司总裁孙立哲先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美华女士，著名画家邢仪女士等等，都是当年在延川县插过队的北京知青。当年，我的家乡禹居公社梁家沟生产队，这个全村人口仅有百余人的芝麻粒大小的小山村，呼啦一下子就来了19位北京知青，他们对这个小山村的文化影响可想而知。他们其中的一些名字我至今仍能清晰地记得，录志宏、赵红梅、李万英、任颖光……1998年1月16日，我在当时的《北京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听“洋话”的日子》，深情地回忆那些仿佛星星一样自天而降的北京知青们，以及他们对陕北文化的影响。一位曾在延安插过队的知青看到后，还专门给我打过一个电话表示感谢。是的，我们这批六十年代出生的、从小跟在北京知青屁股后面学过“洋话”的中年人，怎能忘记北京知识青年当年对我们的影响呢！
我青年时期能坚定地走上文学道路，与家乡延川县的文化氛围有关系。陕北是一个“化外之地”，在这个“民朴少文”的陕北，延川县确实是个“异数”，自古以来一直重视文化建设。陕北俗语云：“文出两川（延川、宜川），武看三边（定边、安边、靖边）”。“文”指文人，“武”指武将，它从一个侧面说明延川文人在古人心目的位置。史料记载，唐代大和元年（公元827年）延川籍士子李邰考中朝廷的“文状元”，这也是陕北历史上唯一一位“文状元”。明清时期，延川籍的举人进士屡见不鲜；特别是“秦西闺中不多见”的“陕北才女”清代女诗人李娓娓，更是古代延川文人的典型代表。当然，延川文化在陕北乃至陕西的影响力，是在当代形成的。以谷溪、路遥、陶正、史铁生、闻频、荆竹、海波等为首的延川“山花作家群”，在国内产生了重要影响。据我的初步统计，当代社会曾在延川生活、学习、工作多年走出延川以及延川本土培养出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有12人之多，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当代地域文化的一个“奇迹”！我曾专门撰写过《地域文化与“延川山花”文艺现象》进行过专门的论述（此文原刊于《延安文学》2001年第5期），这里不再展开。

陶正与史铁生同是北京知青，也都是新时期以来的重要作家。陶正有长篇小说《旋转的舞台》、《月光织成的网》、《重叠的印象》、《第三种死亡》，以及陕北题材的中短篇小说集《女子们》、《天女》等行世，其短篇小说《逍遥之乐》曾获过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些年，陶正先生逐渐淡出文坛，从事他的歌舞创作去了。而史铁生自从走上文坛后一直深受广大读者喜爱，他的短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奶奶的星星》，长篇散文《我与地坛》，长篇小说《我的丁一之旅》、《务虚笔记》等，均为广大读者所熟悉。许多人甚至能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我与地坛》、《合欢树》等名篇背诵下来。说史铁生是“山花作家群”的作家似乎有些勉强，因为早在延川插队时，史铁生还没有走上文学之路，他的写作是因病返城以后的事情了。但是说陶正是“山花作家群”中的作家却一点也不为其过！因为陶正早在延川插队时就参与了延川文艺小报《山花》的创刊活动，也表现出了卓越的文学才能。

许多曾在延川插过队的北京知青，是我少年时期崇拜的偶像，如孙立哲、丁爱迪、陶正、习近平等。孙立哲当年是延川县关庄公社关家庄村的“赤脚医生”，他能在非常简陋的医疗环境下，在农家擀面的案板上做阑尾手术、妇女子宫大出血等手术，是延川百姓家喻户晓的“救命菩萨”；丁爱迪是扎根农村的典型，他在担任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期间，带领村里百姓没明没夜地打坝造田，改变了老百姓千百年来受穷的面貌。他和孙立哲都被编进《延川十唱》，成为我少年时代所学习的楷模。陶正当时与高红十合作的长篇朗诵诗《理想之歌》则是名噪一时，我们的语文老师上课时总要带领我们朗诵：“蓝天白云……”。习近平当年是距我的家乡禹居公社梁家沟村最近的一位“著名”知青。他所插队的文安驿公社梁家河村，与我的家乡梁家沟村不足六七公里，也仅有一字之差。可是，我的家乡梁家沟村叫“沟”却实际上在川道上，即在禹居公社的所在地；而梁家河叫“河”实际上在文安驿公社所在地对面的沟里，距川面大概五华里的样子。那时已经是村党支部书记的习近平正带领全村百姓“大办沼气”，建成陕西省第一个“沼气村”。“沼气”是个好东西，既可做饭，也可积肥，真是一举几得，在干旱少雨缺少燃料与肥料的陕北山区确有推广价值。我记得大概三四年级的时候，县上发了通知，让全县学习文安驿梁家河村“大办沼气”。我所在的禹居学校也挖了几个沼气池，不过由于技术不过关，一直没有产过气，后来也不了了之了。当时，我们这群三四年的小学生们，也参与了当时挖沼气池的“义务劳动”。

我知道史铁生则相对晚一些，已经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事了。那时的延川“山花作家群”的成员们已经在中国文坛上大展拳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延川走出的路遥，凭着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人生》两次得到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尤其是中篇小说《人生》的发表，更是产生了轰动的效应，以至于当代文学界把1982年戏称为“路遥年”。陶正不仅创作出陕北题材的《女子们》、《后生们》，也凭着短篇小说《逍遥之乐》获得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诗人闻频以《延河》为文学平台，发起了向全国诗刊密集进攻的冲锋。当年“山花作家群”中唯一的“县中队战士”——荆竹，经过复旦大学的深造，已经来到宁夏自治区文联工作，成为宁夏地区重要的文艺评论人才。而当年《山花》的主要发起人谷溪叔叔（他是我父亲的六年中学同学）也已经到延安地区文联落脚，挥动他的“老镢头”，掀起了一股“老镢头诗”的旋风……而史铁生也因插队题材的短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捧得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被延川县广泛宣传，也自然成为我们这群正在文学门槛前徘徊的“文学青年”的学习对象。这篇小说用散文化的抒情笔调，深情地回忆了“我”当年在陕北的“插队故事”，回忆了善良的“破老汉”（其实是“白老汉”，延川方言念“白”为“破”），回忆了“我”与“破老汉”深秋放牧着的那群红犍牛、黑键牛，回忆陕北插队生活带给“我”的温馨记忆……小说中“清平湾”的原型就是史铁生曾经插过队的“清平川”关家庄。说来有趣，1983年的中国文坛有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获得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20部作品的20位作者中，竟有两位曾在延川插过队的北京知青，而且这两位知青都是关庄公社的知青，都是清华附中的毕业生。我对《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非常钟爱，几乎达到会背诵的程度，因为这篇小说的抒情方式非常符合我的审美情趣。我喜欢有着浓厚的抒情味道、节奏缓慢、诗意盎然的散文化小说风格，甚至是刻意的模仿。这篇小说对于正初学写作的我的启示很大：原来陕北农村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经过作者的情思过滤，赋予了抒情的诗性。我生活的年代是英雄远逝的年代，已经没有刀光剑影、没有英雄传奇，有的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这篇小说教给如何发现生活中的美，并加以提炼与抒发。我后来发表在1989年《当代》杂志第6期上的短篇小说《土地纪事》，就深受这种风格的影响。自从这篇小说走进我的内心，我更加刻意关注史铁生的文学创作了，他后来发表在《钟山》杂志上的中篇小说《插队的故事》，我也是想法设法找来阅读，并认真地作了读书笔记。说来好笑，当时的我被文学勾引得鬼迷心窍，一门心思地扑在创作上，总想写出一篇惊人之作来。可是直到现在，我仍在原地踏步。有时，我一个人独自暗想，虽然没有什么文学成就，但“过程是最重要的”。一笑，也就自己给自己宽心了。

1984年夏天，成名后的史铁生在几位朋友的帮助下，回了一次“清平湾”，即他当年插过队的关庄公社关家庄村。那时的我正在延川的一所中学当“孩子王”，我无缘亲眼看看他。这不能不说说是我的遗憾。后来，我听说史铁生还去看黄河壶口瀑布了，由于行动不便，无法到瀑布边上。陪同他的谷溪叔叔把他背在背上，背到瀑布边上，这才满足了史铁生的心愿。当我听到这个故事后，我竟情不自禁地流泪了。1985年，我进入北京教育学院中文系深造。那时的我已经出落成一名狂热的文学青年，总想去看看史铁生，但是又终于忍住了，怕给拖着病躯的他添麻烦。

1990年秋，辗转在泥泞的人生道路上前行的我，已经落脚到延安大学中文系，任写作教研室的一名小助教。那年秋天，我尊敬的谷溪叔叔找到我，说他与路遥等人商量了，也与延川县里沟通了，县里要隆重纪念文艺小报《山花》创办二十周年，准备出一套“山花文丛”，分别为“小说卷”、“诗歌卷”、“散文卷”、“戏剧卷”。他要我担任“小说卷”的责任编辑，负责编辑此卷。其实，那时距《山花》创办二十周年纪念日还有近两年的时间，谷溪叔叔未雨绸缪，提前做工作。谷溪叔叔当时能想到我，估计是我发表过几个短篇小说，进入了他的法眼。谷溪叔叔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为家乡出力是义不容辞的事情。按照我们的编辑方案，北京的史铁生、陶正，西安的路遥、海波等人，都是小说卷的重点人物，既要编每位作家的代表性小说作品，还要收录“主要作品目录”与“个人小传”，“个人小传”最好用“报告文学”的形式表现。确定了这样的编辑方案后，我首先开始按照谷溪叔叔提供的通信地址给陶正、史铁生写信，请求他们的支持。他们的回信很快，我的信发出不到半个月，他们的回信就都来了。尤其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史铁生亲自回了一封书写认真的信件，还寄来了打印的“史铁生小传”与“史铁生主要作品目录”。陶正也寄来了复印的“陶正作品概录”与自己的一张近照。我当时即把史铁生对谷溪、路遥的问好分别转达给他们了。我正要大干一场的时候，又是谷溪叔叔让我踩了刹车。好像是由于县里一些说不清楚的原因，资金迟迟不能到位，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由于事情没有做成，我一直想再给陶正和史铁生写封信解释一下，但勇气不足，只好放弃。过了很长的时间后，我第一次见到陶正老师，给他说起此事，他说谷溪早给他们说过了。我想，谷溪叔叔既然给陶正解释了，肯定也会给史铁生解释的，我这才把心中高悬的一块石头放下。

图二：这是史铁生当年写给我的书信

编“山花文丛”的工作虽然没有办成，但我却精心收藏着陶正、史铁生的当年来信。现把史铁生的来信公布如下：

梁向阳同志：您好！

来信收到了。首先祝贺《山花》创办二十周年，祝贺二十年来延川的文艺事业所取得的成就。

遵嘱寄上我的“主要作品目录”和一篇“小传”。我一时写不出“关于我的报告文学”，想想我已走过的四十年，千头万绪、纷纷纭纭，很可能是文字所无法记述（注：原信中“记述”一词下面加点）的。有别人写过我，但或仅着重我的作品，或只写了我生活中的一个小点，或加杂了作者的感觉和猜想，离“真确”二字甚远，恐怕都不合你们的要求。所以我想，也不必求一律，别人可以有“报告文学”，我就以此“小传”代替吧。

一定代我问候谷溪、路遥。《山花》上见到谷溪的近照和“答记者问”，倍感亲切，他与几年前一样，没变样，读到他“壮得象一头牛”，甚感欣慰。

问延川和《山花》的所有朋友们好！

史铁生

九0年十二月一日

史铁生信中所提到的《山花》，是我给他寄去的。那时，《山花》的主编是我的朋友、现供职中央电视台的曹建标先生，他已经把《山花》由原来的16开小报折腾成一张“参考消息”一般大小的文学报纸了，上面还刊载谷溪叔叔的“答记者问”。其实，《山花》的记者就是曹建标。延川人敢作敢为的性格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那时的《山花》办得风风火火的，一点也不比一般的省级文艺报纸逊色。史铁生让我“一定”代为问好的路遥老师，也竟在1992年11月17日晨溘然离世了。路遥病逝后，史铁生还曾写过一篇《悼路遥》的纪念文章。文章这样写道：

“我当年插队的地方，延川，是路遥的故乡。

我下乡，他回乡，都是知识青年。那时我在村里喂牛，难得到处去走，无缘见到他。我的一些同学见过他，惊讶且叹服地说那可真正是个才子，说他的诗、文都作得好，说他而且年轻，有思想有抱负，说他未来不可限量。后来我在《山花》上见他的作品，暗自赞叹，那时我既未作文学梦，也未及去想未来，浑浑噩噩，但我从小喜欢诗、文，便十分地羡慕他，十分地羡慕很可能就接近着嫉妒。”

图三：这是史铁生当年自己亲自写作的“史铁生小传”

而史铁生当年亲笔撰写的“史铁生小传”，文笔诙谐、幽默，是我看到过的最为睿智的名人“小传”之一。“小传”这样写道：

史铁生小传

1951年1月生于北京。1958年至1964年在北京市东城区王大人胡同小学读书。后考入北京清华附中。初中二年未尽文化革命开始，从此便与上学无缘；在校参加文化革命，热情有余偏出身不足，故心存向往却终无作为，属“逍遥”的一派。逍遥之间读了些书，读了“鲜花”也读了“毒草”，自然也有小疾而不辞，自愿去革命圣地延安插队落户，究其缘由：三分虔诚，七分好奇。插队期间努力劳动，种了一年地，喂了两年牛，衣既不丰食且不足，与农民过一样的日子，这才看见一个全面的中国。不料小疾衍成大患，插队三年双腿忽然瘫痪，遂转回北京。回京后住医院治疗，历时一年半，前半年还想站起跑，后一年却想不如干脆躺下去死；然而医生护士煞费苦心百般拯救，各路朋友不离不弃爱护备至，自忖不当以死作答。1973年5月出院回家。1974年到1981年在一家街道小厂做工，既可挣到饭钱，又可得些快乐。做工之余自学了一年外国语，没有做翻译的机会，浅尝辄止。便改行去画彩蛋、画仕女图，虽第一批货即被验收，但非兴趣所在，半途而废。然后想起了写小说。据说不能永远四处去深入生活的人，写小说是自取灭亡，虽心中无限忧虑一时也顾不得了，莽莽撞撞走上了写作这条路，幸好一直保持着警惕，没把它当成一件必须成功的事业来做。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幼稚浅陋不足为憾，所憾者母亲先此二年去世，未能博她一笑或给她一点点安慰。81年病情加重，不能胜任工厂的工作，遂回家休养。所幸此时有了对病残知青的政策，开始享受工伤待遇和公费医疗，温饱有靠，可以安心写作。唯疾病缠绵，精力不足且能力有限，写作十年仅发表中短篇小说及电影剧本30余篇（部），约70余万字。其中《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和《奶奶的星》分获83、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82年加入北京作家协会。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现为北京作家协会理事、合同制作家。如今已是不惑之年，然而无论生活还是写作，迷茫惶惑之点并不减少，唯有一点日渐明朗：再改行已经来不及，还得在写作这条路上走下去，终于能走到哪儿并不重要；如果生命一是条河，职业就是一条船，为了在生命之河上飘泊中总是得有一条船，船不是目的，河也不是目的，目的是诚心诚意地飘泊。

昨天我把《他到地坛那里去了——痛悼史铁生先生》的博客文章贴出去后，一位曾在延川插过队的北京知青给我留言：“感谢延川乡亲的怀念文章，‘史铁生的肉体虽然已经走了，可是灵魂却仍在文字中飞翔。’延川是个有文化底蕴的地方，培育出了不少文化人，他们相互影响，相互提升，这就是所谓人杰地灵吧…… ”我以为这位朋友的概括非常准确。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延川县这块干渴的土地上，人们言必路遥，谈必谷溪。某种意义上，人们对路遥、谷溪等人的敬慕，表明了一种价值取向。也就是他们成为榜样、成为旗帜、成为众多后继者走向成功的动力源泉。许多人对文学的痴恋似乎达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许多人对艺术的热爱达到了忘情忘我的地步。难怪有人戏言，延川县这个怪地方，别的不长，只长作家；别的不出，只出艺术家。”在延川这块贫瘠的土地上，作家、艺术家之所以像陕北的枣树一样一丛丛地往起冒，一个关键点诚如这位知青朋友所言：“延川是个有文化底蕴的地方，培育了不少文化人，他们相互影响，相互提升，这就是所谓人杰地灵吧……”

是的，以我的孤陋寡闻，至少在陕西的这块土地上我还没有见过像延川文化人这样相互影响、相互提升、紧密团结的文化群体。在延川这块肥沃的文化土壤中发芽、破土、起步，这可是我们这些后来者的莫大幸运啊！可是，如今当年“山花作家群”中的路遥走了，史铁生也走了，这怎能人不让为之伤感呢？

呜呼！斯人已去，长歌当哭。我们这些正在人生旅途上行走的“过客”们，还要继续着我们的生活，继续着我们的思考，继续着我们的写作。唯有这样，才能真正对得起延川“山花作家群”这个品牌……

2011年1月2日再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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