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赛大案”于今年2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原黄石康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康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童施建、原康赛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建萍等一批集团高层管理人员涉嫌构成职务侵占罪，走上被告席，接受法律的审判。

有“股”能使鬼推磨

早在90年代初，康赛公司已向社会发行内部股。可那时，看不到康赛有一点上市的迹象。然而，有“股”能使鬼推磨，原始股像一个幽灵，在康赛的上市道路中演绎着一桩桩权钱交易。1996年8月28日，康赛终于叩开了上交所的大门。

从黄石到上交所，每个环节都是一道关口。先不说康赛上市道路之中的曲曲折折，就在康赛经过一番折腾来到上交所门口、大功快要告成的最后关头，还是原始股的润滑作用，才使康赛的上市完成了最后一个动作。

证券监管部门掌握着股票上市的生杀大权，自然少不了童施建的重点“关照”。开庭不久，公诉人问童施建为何要将公司的股票交给其姐姐炒股牟利，童施建是这样解释的：“此股票1996年4月上市前就从公司提出来了，准备送给省证管办一位领导。后来他对我说，他在这个位置不恰当，以后再说。于是我就把这些股票留下来了，表明等他不在这个位置后再给他。他未犯罪。后来我把这些股票交给我姐姐帮我保管……”

当公诉人问童施建为何要将在深圳炒股的钱汇到他爱人在北京开的私人公司时，童的供述中写道：“我对夫人刘佳说，我在深圳股市赚了一些钱，想汇到北京来，送给一些领导人，有的过一段时间来拿，有的甚至等到退休以后再来拿……”

童施建的基本策略是，对于重权在握、能够直接推动康赛股票上市的官员不惜代价；而对于那些听说康赛股票要上市，找上门的各路神仙，即使对童施建毫无利用价值的，也要撒胡椒面似地送上千把股。

层层打通“关节”

汪某、祝某是湖北省证券管理机构的实权人物，陈某是年轻有为的当地证券公司负责人，童施建自然是要烧香的。其中，陈某获得康赛股份的贿赂10多万元，汪某仅向专案组就退出上百万元现金，祝某接受了童施建贿赂的5万多股康赛内部职工股，当他听说汪某出事后，突发脑溢血，成了植物人。

康赛原本只托管了1100多万内部股，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然而，正是有了持续不断的“公关”，就有人胆敢将康赛公司上市时的额度增加到1798.44万股。正是这增加的600万额度中的一部分，变成了权钱交易的成本。这600万，在康赛没有上市之前，只是一块没有人要的虚拟大饼，但是，一旦康赛乘上上市快车，却是成了人人争抢的香饽饽，且不说康赛股票最高价高达30多元，就算10元，也是不小的数字，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有那么多官员被套牢了。

部级干部栽两人

曾任过黄石市市长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徐鹏航在担任国家经贸委副主任期间，于1993年12月，出面为康赛股票上市一事做工作，使康赛股份被批准为规范化股份制试点单位，具有股票优先上市资格。徐家通过各种途径共持有康赛股票12.1万股。1996年，康赛上市后，康赛公司即以每股10元的价格将这些股票收购，徐家共得溢价款113万元。徐鹏航已受到撤职以及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

1996年3月上旬，童施建请求时任国家纺织总会会长的吴文英为康赛股票上市帮忙，吴满口答应下来，才使康赛上市有了根本转机。吴不仅以中国纺织总会的名义签发文件，向中国证监会推荐本不是中国纺织总会直属企业的康赛股份股票上市，而且还出面要求湖北省领导支持康赛股票上市。签发这份文件的代价，是吴文英之子从康赛股份购买10万股内部职工股，在康赛股份上市后，转手获利89万元。吴文英亦被撤销全国政协常委资格，并受留党察看二年处分。

厅级干部栽一串

原黄石市委书记、人大主任陈家杰违规购买康赛原始股5万股，获利35万元，已被逮捕。

当年，童施建手持上市申请报告，请一位副市长签字，童按照每股1.39元的价格，给了市政府分管领导一万股。没想到，这位领导竟然说：你给别人都是一块钱一股，给我怎么就涨价了？童施建尴尬地连忙表示事后再感谢，后来在配股时多给副市长配了一万股，在分红时又送5000股。后康赛案发，此人退出了58万元现金。

当康赛在上交所挂牌那天，以贵宾身份特地被请去在新闻发布会上讲话的是时任湖北省副省长的孟庆平(现已被判刑)。为了这位副省长大驾光临，童施建只好托省政府的两位官员帮忙，代价少不了原始股。经查，原省政府副秘书长张维先接受康赛公司内部股5000股，已受留党察看两年处分。已升任湖北省民政厅副厅长的贾虹在任省政府办公厅秘书处处长期间，购买康赛内部股1万股，获利4万元，利用工作职务之便收受康赛公司所送现金5万元。省纪委已决定给其留党察看一年、行政撤职处分，职称由副厅降为正处。

先做庄后跟庄

股票上市，本有一套严格规范的“游戏规划”，可是，一旦权力进入了康赛的上市道路，所有的规则几乎成了可有可无的摆设。康赛上市时，康赛与上海的某一庄家商量好，由康赛拿出130余万股给上海的庄家，进行托市。童施建安排在黄石本地三家证券营业部和上海湖北证券营业部，后来庄家不让康赛跟庄。炒作结束后，康赛得到3000多万元收益。

就在康赛股票上市做庄还不到两个月的1996年10月，童施建就与张建萍商量在深圳炒股事宜。并决定派公司证券部部长范玲莉到深圳操作。

从1996年10月23日到1997年1月6日，康赛公司分四次从黄石汇去炒股资金共计1918万元，除此之外，在范玲莉在深圳炒股期间，童施建还授意她带康赛集团股票50多万股进行炒作。

记者发现，在1996年10月31日，康赛股票的收盘价只有11.23元，随后经过9天拉升到16.49元后，紧接着又经过9天的打压，将股价打压至10.01元，此后康赛股价扶摇直上，到1997年3月31日，康赛股价达到历史最高价32元，不到四个月时间，康赛股价翻了两个跟斗。

巨款流入私人腰包

据检察机关查证，从1996年10月到1997年4月3日，童施建和张建萍先后安排范玲莉、汪权等人在中信证券深圳贝湖路营业部炒股，共购进康赛集团股票169.42万股，连同带到深圳的股票共计221.35万股。除权前卖出54.52万股，范玲莉带回公司未确认股58.95万股，童施建指令范交给其本人33万股，还余下74.88万股，在1997年4月3日除权后，共卖出149.76万股，获款2573.749万元。其后，童施建向中信证券责任有限公司深圳贝湖路营业部签发了康赛公司的授权委托书，授权汪权将2373.749万元转到了童施建的姐姐在深圳开办的私人公司账上，另外200万元支付了康赛公司的货款。事后，童施建、张建萍各分1186万元，据为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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