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恒昌论--导言

诗，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人类最普遍最博大的教师。

-----黑格尔

马启代

中国文化有五千年历史，诗史自《诗经》起也有两千多年了，我们悠长而深厚的民族文化曾经浸润出东方文明，其辉煌的圣光照彻了整个世界的暗夜。尔今，谁也不能断言它的衰竭与萎颓，它在不断的变化更新中求得自身的衍化发展，作为世界上一个最悠久最博大的文化奇观，他的子孙及其全人类无不在注视着它的落后，它的顽强以及它的新生。

中国的诗歌是在中国文化的历史演化中源起、发展、成熟、沉落、自新而飞跃的，它自然也成为这文化中的一部分。每一个中国文人都不会忘记“五·四”狂飙突起的文化运动，因为它给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变革奏响了真正的长钟。那是古国苏醒后的怒吼与呐喊，从此，中国的诗史进入了新诗兴起和发展时期。今天看来，确如有的人指出的：中国新诗并不是外来文化在中国的产物，而是中国文化自身寻求变革的必然结果。衰之极处必新生，中国文化与诗歌五千年是一条汹涌向前的大河，骨子里乃是东方文化精华的流动与传播。自然，我们无法排除西方的影响，正是向西方的朝圣才增强了民族文化的创造力，也不是借此掩饰我们自身痛疾的存在，割断血脉对于任何生命都是致命的，激烈的批判与诅咒正是为了它健康地生存与发展。因此，破坏与决裂同样是革新性力量的一种显示（这里没有使用“革命性”，同时这种显示有时是必然的）。但历史的道路从来都不是平坦的，何况对于一种几千年积蓄而生的文化的提纯与重建，在特殊的人类二十世纪的背景上，中国的新诗像中华民族一样经历了激荡而灾难的七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其中两次异化（参见本书《一座急待开掘的矿山·第一部分》）险些使新诗步入绝灭的境地，对这段历史的总结与反思将是中华民族一个世纪性的课题，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又可悲地失去了一个可以与世界文化艺术（包括诗歌）幷溶抗衡的黄金时期。但历史的发展自有它客观的脚步，中国新诗在“四·五”迸飞的泪雨中得到了洗礼，之后第二次大的“西方朝圣”（注意：这里与前一次并不完全相同）又使新诗获得了新生。我们仍然可以把它看做民族文化自身要求新生的历史必然（港台等华文诗歌另当别论）。但是，我们在痛惜失去机遇时，仍然存在的因袭的枷锁照旧无形地束缚着聪明近于天才的民族的感应中枢。新时期诗潮泥沙俱下，汪洋恣肆般的毁灭与出现不愧为一次伟大的文化大战，至少，它将一切阻碍我们的樊篱冲垮，开拓出了可以与世界对话的疆域，复苏了一个民族文化神圣而崇高的梦想----走向世界！

但什么才算是走向世界？怎样才能走向世界？走向世界的希望在哪里？…… ……无疑成为悬浮在世纪大门口的文化大难题。有人说我们自己就是世界的一部分，不错，但走向世界却是一种清醒的、主动的对人类文化的冲击、占有与推进，绝不是一种静态格局的描绘。它必然既具有个性又具有与世界文化的共性。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希望以豪迈而辉煌的存在引来全人类的赞许与艳羡。但青年人在担任冲决的前锋后是无法站到最前面的，这是二十世纪在中国的客观规定性。尽管我一向对富于探索与献身精神的青年同仁充满了敬意与期待，但今天与历史的事实必将证明这一点。老诗人呢？那些感受了这个世纪中华民族命运与挣扎的诗魂能否解释一百年的风云、苦难与理想？会回答仍是模糊的。特殊的文化传统与生存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局限性，在呼声很高的一些诗人那里也似乎缺少一种更为博大更为深厚更为蕴含的东西。也许，老诗人们寄寓了一生的梦想只能由他们的下一辈来实现，无论如何，他们才真正是跨世纪的一代诗人。而如今的年轻诗人的真正成熟其实应是下一个世纪初的事情。那么历经了新诗的异化与第二次再生的中年诗人能否担负起这一责任呢？我的目光不停地在当今诗坛上寻找着，他们不应当属于任何所谓大师的完全式规定性，却必然具备大诗人的一般特征，他们是民族文化的弘扬光大者，又是一个革新者。说到底，他是中国五千年文化期待的一个奇迹，特别是近一个世纪新诗期待的奇迹，他们应是中国诗歌由传统时代走向真正现代时代的巨痛的代言人。

这个人（或者几个人、一群人）是否尚未出现？是否已经出现尚未被我们发现？但肯定出现则是必然的。新时期新诗在从浮躁归于反思后正呈现出孕育这种大师的气象。中国新诗已获得较高的文化品位，已是中国人精神的一种诗化呈现。熔铸而出的具有真诚、博爱、崇高的人格精神正逐渐像朝阳般升起在诗坛上，我们民族的强盛，需要大诗人来作心理健康的证实，也必须孕育这样的诗人。中年诗人具有丰厚的人生体验及艺术经验的积蓄，而且更有年青诗人尚无法相比的传统文化的优势。十余年来的开放又为这坚实的东方艺术之魂注入了崭新的现代意识激素，两种文化的交汇并生必将产生出再次展示东方美学与民族精神的“史诗”。再者，中国诗人历来具有忧患意识与使命感，哲学的推进会使他们发出神秘东方的古老而现代的诗声！

有五千年历史，诗史自《诗经》起也有两千多

况且人类永远需要自己的诗人。以权威最高的诺贝尔文学奖而言，九十多年来近90位获奖得主中，诗人占去了几近一半，近二十年来就有九位诗人走上了领奖台。在大战之后工业化给人类所带来的物质化大潮中，人类没有失去对诗歌的钟情，因为它提高着人类精神的旨趣，人类在经受了科技对精神的威胁后正积极探索着更高的精神修复与更现代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如果说本世纪已经出现的大诗人的共同的主题表现为“精神的迷惘、文明的代价、人与社会的冲突、战争劫难带给人类身心的荼毒、对人类命运和人的意义的形而上的追索。”（见孟宪忠《世纪诗人与世纪之歌》）那么中国诗歌大师所要表现的无疑是一个民族在一个世纪里历经劫难而新生的力量以及在文明与自然的冲突中人的价值重审与理想的重塑，借此重现东方大陆的苏醒与崛立。那么，他即应是一个具有丰厚文化素养的诗人，又是一个探索人类命运的哲人，是一种伟大精神的存在，是时代的证人和历史的良心。并且，在艺术上，他还必须具有自己的独创性贡献，肩负起重新吸引人类审美目光的责任，在自我升华中净化艺术长河。只有这样，才能既属于一个民族也属于世界所有的民族；即是世界的同时也是我们的；既属于现在，也属于历史与未来，这才能达到既是二十世纪的最后一个，又是二十一世纪的最初一个的要求，这样的大师崛起不但复苏了真正东方艺术的精神追求而且会推动人类诗歌向前迈进一步，在这百年一遇的世纪之交，他们必将属于我们这片神圣而古老的土地！

在历数了现当代一大批优秀的华文诗人之后，我把目光凝聚在桑恒昌的身上，这样选择也许带有某种机遇甚至偏颇，但他愈来愈使我看到一种破世纪的希望。他所表现出的刚毅、果敢、博大、深沉、诚挚、眷恋无不深刻地再现着一种大智大勇的精神品格，在他身上中国传统的诗美得到了发扬光大、现代意识得到了同样的揉和与呈现，是在东西方文化交汇中完成诗意重铸与价值重构后的美学建筑，那种冷峻的审美、深邃的历史感与豪壮的悲剧意识使他的诗歌表现具有魔幻般的感染力，意象的铸造与对汉语语言的独特运用方式构成了他诗歌艺术两方面的最大贡献，形成了一个独特而宏大的美学奇观。

我就是在这种激动与振奋中写出了我对桑恒昌诗歌的理解，他能否成为大师中的一位矗立在世纪之交的路口，也许只有时间才能做出最公正的裁判，但在读过这部论述之后，您一定会有自己的答案！

附记：此文系1993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桑恒昌论》的导言，文中对新诗的见解、对桑恒昌的认识等，今天读来可以印证许多被时光遮蔽的东西。作为新诗的作者，桑先生的人品与诗品一直照耀着我;作为新诗的评论者，我又独自观察思考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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