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的六姨太叶蓁在袁世凯死后，叶氏分得银元26.4万元、黄金20条、房屋100间。叶氏认为这些钱一辈子都用不完，于是便到处投资。她不会理财，还喜欢大手大脚地花钱，到抗战胜利时差不多把手上的钱都败光了。解放初期，叶氏一家竟穷到靠在北京街头卖冰糖葫芦维持生计。

1955年，北京因城市无业人员过多需要向外移民。当时政府宣传说“天下黄河富宁夏”，去了就能分配住房，过好日子。叶氏听后，脑子一发热就报了名。很快，一家人戴了大红花，被敲锣打鼓地送去大西北做了社会主义新移民。

1955年5月24日，叶氏一家移民来到了贺兰县京星乡3村。移民“蜜月期”当口，当地政府给她家分了两间房，每月供应块煤180斤、煤油4两（相当于现在的2两半），每人每月供应口粮35斤、香油2.5两，另外，每人每月发给菜金1.44元。除此之外，叶氏一家还有次女奇祯每月由天津寄来的二三十元现金，生活水平在京星乡所有北京移民中属上等。

叶氏自从嫁给袁世凯后，便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到了京星乡后，她仍然保持着足不出户的习惯，也从不向外吐露自己的身世。尽管这样，还是有好事者传言说，叶氏就是昔日袁家的“皇帝娘娘”，常引得人们去争睹这个“娘娘”到底长得啥样。当时，叶氏已经年过六旬，小脚，走路不稳，家务活都由儿子干，她只是为儿孙做一些针线活，闲暇时看一些书报。她最大的嗜好就是吸纸烟，且烟瘾很大，50支装的耕牛牌纸烟，每月要吸30筒以上。

两年后，叶氏一家的安定日子被一场政治运动搅乱了。1957年“反右”时，因京星移民中，上至袁世凯的姨太太、儿子，下至日伪少将，国民党军、警、特，还有资本家小业主等，文化程度高，讲怪话提意见的人多，故县里将这里作为运动的重点。那时，叶家虽未戴什么帽子，但因家庭出身，被列入了内部掌握的监管对象。

1956年后，移民的供应标准逐月降低，至1958年秋供应完全被取消了，移民的生活越来越苦。

1958年实行人民公社“大锅饭”制度，大人、小孩都要到公共食堂分组就餐，谁都不能例外。这对叶氏来说尤为不便——平时她连门都不愿出，现在要每天出3次门，每次都要扶着墙，迈着“三寸金莲”，一步三摇地走向食堂。年已67岁的叶氏，那金枝玉叶的身躯经历着如此“折磨”，也只好忍着。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京星乡的男女老少才能一睹“娘娘”的“芳容”。

自从儿子巨勋死后，叶氏从此就病倒了。一天，队长徐勤发现叶氏已经连续3天没到食堂吃饭了。他来到叶家，发现叶家的窗玻璃全被打碎了，炕也塌了一半，叶氏就睡在尚未塌掉的半边。炕上铺着稻草，叶氏身上盖着露出了烂棉花的破被子，大小便就在那塌陷的炕里，屋里又冷又臭。徐勤看了心里一阵酸楚，便以组织的名义暂时改善了一下叶氏的生活。

1958年12月31日夜，叶蓁走完了她66年的人生旅程。

叶蓁死后1个月左右，贺兰县银行来人拿着中国银行北京分行的信来到了京星。信的大意是说：“经查，你单位叶蓁在民国期间存入中国银行北京分行6000元银元（这数字在当时的上海可以买座小洋楼）。此款应由叶蓁本人领取，请查找本人。”乡里以实情相告，说：“叶蓁刚刚去世，儿子也死了，只有两个孙子，生活非常困难，能否由孙子领取。”来人说：“本人不在了，如何处理我也不好答复，只能由北京分行决定。”当时，乡里出具证明并替叶氏的两个孙子提出了要求，却一直没等到回音。

叶氏死后半年左右，1959年夏初，由南京市人民政府发来的公函上说：“经查，原在南京某半条街的房屋，在1937年前是叶蓁私产，不知何时所置。日本占领南京后，被日军机关占用了。抗战胜利后，由国民党军队按敌伪遗产接收，因为没查出房子的主人是谁，就用作军营。如今，南京政府落实私产政策，查证房屋的主人是叶蓁。与北京联系后得知叶蓁移居宁夏，便发函通知叶蓁接收。”乡里这次提出了与上次同样的要求，结果仍无回复。

叶氏在袁世凯死后分得的26.4万元，这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1930年，上海大世界旁的一座小楼叫价8000元，26万可以买30栋小洋楼！别说还有黄金20条，房屋100间。并且，叶氏手上还有娘家在南京半条街的不动产，仅此一项就够她富贵一辈子了！除此之外，叶氏在银行里还有6000元的存款，那会儿上海普通人家每人每月的生活费是10元……把这些加在一起，叶氏可以稳上当今胡润排行榜前十位了！可是残酷的社会现实同她开了个天大的玩笑，坐拥金山的她却落了个穷死的悲惨结局，谁之错？（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