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达主义以来，似乎艺术已可跨越艺术与生活这两个领域之间的界限，一切都可以成为艺术。这时，跨学科自然更不在话下。但这种泛艺术论也恰恰给滥竽充数者以及自以为是的外行提供了绝佳的温床，那些艺术方面的低能者和门外汉也可以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甚至喧宾夺主。

一方面应该承认：“艺术”是现代性的产物，是现代性社会诸文化领域(最显著地体现在科学、道德与艺术三者之间)自主分离的结果。它出现或诞生于文艺复兴以后(主要是18世纪)，当它伴随着人类主体性的确立而成为纯粹审美对象时。“到18世纪末，科学、道德和艺术已被体制化地区分为不同的活动领域，其中，真理、正义和趣味的问题被各自自主地确立起来，也就是说，处于各自独特的有效性层面上”。另一方面：尽管处在各个不同的时段和地域，但在当下能纳入“艺术”这个范畴之中的，有一定的统一性。如果它们彼此之间是绝对的差异而完全不可通约，那就需要用新的概念来界定，而不是仍然用“艺术”这个词。“无限地强调这些‘艺术’活动之间的断裂与差异，也无助于说明人类从事这些活动的历史相似性与文化相似性”。而这个可通约之处，这个让艺术区别于其它文化类属的本体性特征，就是“审美”这一特质——它是主要作用于身体(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的身体，而非单纯的肉体)的一种自主的、无功利的趣味，而这种趣味又是由艺术家自觉创造或创造性地挪用的。

但纯然无功利的自主审美，并不能获得其合法性(比如它同时具有邪恶或荒谬的性质)，因为对它的判断还涉及到认知、伦理等维度。只有与真理紧密关联，它才可以经得起价值天平的衡量。当然，因为人的认知能力的局限性，不存在权力不涉的话语，当下主义(presentism)、相对主义、视角主义也是“真理观”所无法驱除的痼疾。对现实做道德判断无法避免权力立场，对世界做准确描述无法逃离“知识型”的掌控，对身体做细致规范更难逃“简单粗暴编码”之嫌。但这并不意味着应该放弃对于真理的追求。因为，人虽然没有全知全能、一劳永逸的把握真理的能力，即没有一种永远的合理性基础，但却可以有一种临时的合理性基础。在特定的时段和领域内(即此时、此地)，人们依然可以关于真理达成相对稳定、统一的共识，找到这一时段和领域中最具真理性的文化和其中最具真理性的品质。承认真理观的有限性、世界的不确定性、历史的偶然性，但依然应寄希望于对具有“临时合理性”的真理的追求和验证。

所以，艺术必需与真理性相联系。以审美为主旨，并在与真理的关联中强调本体性，形成与真理的共生。因为，“艺术(或美的形式)与其真理内容、宗教或伦理关怀之间，可以发生同时共在的关系(而不是线性发展的关系)。”正是这种同时共在的关系，才使得“美好像使人们在从感性提升至理性时,不需要一个太大的跳跃,从而赋予审美(趣味)以自然与理性之间的桥梁地位。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方可以说：“这种无利害关系构成审美经验本身的自由,而这种更为宽泛意义上的自由则成为我们更为根本性的在世形式的基础(即理性的自由,道德的纽带正是建立在这一自由之上的)”。正是审美与真理的辩证结合，使得艺术可以成为真理的开启场所，并由此而获得它不可取代的价值与尊严。

源自达达主义并被承接与放大的艺术观(主要是观念艺术，而且现在主要指向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关注)成为当代艺术的核心观念：无媒介(图像、声音、文字、人造物、现成品、行为……或这些媒介的综合)不可以成为艺术，只要它有意义、价值，或曰能传达观念。这是非常明显的泛艺术论与唯社会、政治论，而且它的愿望是美好的。这种愿望来源于不断拓展真理的“对持续与完美的渴望”。所以，它通过反传统、反本质等实验对常规的美学范畴进行分解，并面对艺术经验的最新形式，以求在这些范畴中释放出新的真理内容。

其实，应该是无媒介不可能成为艺术——虽然艺术需要通过媒介来显现，但并非所有显现为一定形态的媒介都是艺术。否则，界定、衡量艺术的标准已经丧失，以致艺术自身也被取消。不顾形式法则与视觉质量的观念，可能是有价值的“观念”，却不是观念“艺术”。正如并非所有的绘画都可成其为艺术，即使它传达了观念或具有意义、价值。一张地图或医学绘图也有意义、价值，但却是医学或地理学的意义、价值，除非它同时具有艺术的本体性，否则它不是艺术。这也是一般的医学绘图与达·芬奇的医学绘图的本质差别——后者既具有医学价值、也具有艺术价值。

但并非在艺术本体性上的无能或低能，就全然没有意义，价值;而是它具有其它学科、领域的意义、价值，应该置于其它学科、领域之中才更为合理和有效。如果非要生硬地把它强行置入艺术学科、领域中，是无视艺术本体性的学科错置，并导致实际上的无效。当然，如果它的意义、价值无法与已有学科的本体性共生，应该创建型的学科、领域来清晰界定、容纳它，如果尚未创建，只能把它纳入暂时无法进行清晰划分、归类的“文化研究”这一大而化之的领域之中;如果其它学科、领域都不接纳它，姑且把它放入艺术学科、领域之中，但应该清晰界定——它是置入艺术学科、领域之中的“非艺术”，应该泛称其为“文化”，但不应特称其为“艺术”。

真理本身也是多维度、多层次的，不同的媒介、学科，因其本体性特征的差异，可以触及与把握到的是真理的不同维度与层次，而不是相同的维度与层次，它们各自的独特效力也因此而生。这正是不同媒介、学科、领域之间只能相互补足，却不可被取消或替代的根本原因。有价值、意义，或有其它学科的价值、意义，却不具备艺术的本体性，就不是艺术，从而无法具有唯艺术所独具的深层效力——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看似无声却润泽深层、看似无形却有实效。这也正是艺术作为非实用的实践形式的无法被替代的尊严所在，并以此来区别于看似更为直接、猛烈却流于无效的狂妄叫嚣——看似间接与非实用，其实却具深层改造的社会、政治意义与实效。

因此，并非只要关注、介入社会、政治问题的图像、声音、文字、人造物、现成品、行为或这些媒介的综合就是艺术。如果无视艺术的本体性，它就不是艺术，从而也没有艺术的深层效力。而且，社会、政治本身也是多层面和多维度的，缺乏艺术本体性的支撑，也就无法触及和把握唯有艺术才可以触及到的社会、政治层面。此时，它只能是其它学科、领域的已知、常识性话语的简单转译。艺术不但失去了支撑其自身存在和自主的内在基石，被这些话语所、笼罩、统摄、覆盖，沦为其它学科、领域的附庸工具乃至蹩脚模仿。而且，触及与把握的也只是浅层与单向，因内蕴的贫乏而导致价值、意义的贫乏，令人一扫而过，不堪驻足。这种情况在当下比比皆是，使得艺术作品变成了社会学、政治学理论的浅显图解，解读也因此变成看图识字。当辨识完毕后，媒介即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丧失了特定的艺术媒介所能提供的独特经验，和作为一种特定学科所能达至的独特认识——一种完全不能在其它文化学科、领域和媒介中获取的经验和认识。这恰恰降减和抹煞了艺术无法被取代的独特功能和强项，无法达至唯有艺术所能涉及、介入的独特维度、层面。

对本体性的界定，无疑是一种本质主义行为，但真理的临时合理性决定了这种本质主义行为是需要的。这种尽可能清晰的界定，会使“艺术”的范围变得狭窄，但也使它更清晰，尤其是在当下这个混淆视听、一切皆是艺术的“艺术世界”里——当一切皆可，一切皆对是，必然导致滥竽充数。在界定了每一个概念、明确了每一种学科、领域的本体特性后，吸收、转化其它领域的东西才有了基础，而且始终保持自身的本体性，从而保持自身的存在价值。否则，糅合的过程中，混淆和丧失了自身的本体性，已经不是自身了。如果一切皆可放入却不知本体性为何，只是因为“我宣称它是艺术，它就是艺术”，这时已经是彻底的相对主义了，没有限定，没有标准，没有原则，人尽可夫，任人装点。一切皆可，无可无不可，也就取消了自身。由艺术家做的就是艺术，在艺术空间里展示的就是艺术，在艺术媒体上出现的就是艺术——我宣称它是艺术，它就是艺术。这时，完全可以说吃喝拉撒也是艺术，杀人放火也是艺术，虽然前者是必需的艺术，后者是坏的艺术。

杜尚的小便池，被追认为后现代艺术祭坛上的圣杯，因为如德库宁所言：杜尚打开了一扇门，但却是一扇通往无限的门。但这也正是这扇拓展界域、引导人走向彻底自由的门的吊诡之处：当一切皆是艺术时，艺术其实已经被最大程度地取消。正如自由其实是所规范的，否则，人人都可以为所欲为——自由即合理，正如当代即合理、存在即合理。此时，“艺术家宣称它是艺术，它就是艺术”、“无物不是艺术”、“无行为不是艺术”、“观念就是艺术”、“一切都是艺术”、“生活就是艺术”、“人人都是艺术家”、“关注和介入社会、政治就是艺术”、“新闻就是艺术”、“有价值、意义就是艺术”……但这些论调却忘记了一点——这个世界上，什么事物完全没有价值、意义?没有魔鬼，我们难以尊崇上帝;没有荒谬，我们不会确认真理;没有邪恶，我们不会向往正义;没有无价值、无意义的事物，我们不会确认有价值、有意义的事物。

所以，小便池也成了当代艺术的魔瓶。而杜尚本人，在出乎预料、不由自主地黄袍加身后，只能选择讳莫如深的玄秘沉默和不置可否的狡黠笑容。但别忘了天机曾经被他在1962年写给友人汉斯·里希特(Hans Richter)的信中泄露：“新达达派，有人叫做新现实主义，波普艺术、集成艺术等，是一条容易走的路，那就是靠达达派搞过的东西过活。当我发明‘现成品’(ready-mades)艺术时，我原想要揶揄美学的，而新达达派的人却拣起我的‘现成品’艺术，还从中发现了美学价值。我把瓶架和尿斗向他们脸上扔过去表示挑战，而如今他们竟会以为这些东西就是‘美’而赞赏不已。”杜尚的小便池是有价值的，其最重要价值在于用一件现成品为重新反思和拓展艺术的学科规范提供了一个认知的契机。所以，他才可以成为圣杯，但也正因为他其实并不认为它是艺术，但追随者却说它是艺术，所以它也成为魔瓶。杜尚以后的当代艺术，是既往的艺术观遭到冲击后的矫枉过正，正如后现代性是对现代性的矫枉过正般。但这不是杜尚本人的错，而那些有意或无意误读的追踪者们则大有问题。因为，可笑、可悲与可鄙、可恨的是：皇帝早已说明自己什么都没穿，而“追随者”们却非要说他的新装美艳绝伦，并大加模仿和不断升级，在当下混淆视听，以次充好甚至无中生有。

此外，这些有价值、意义的行为、活动，是到目前仍缺乏一个更适宜它们展示的领域，以至于只能暂时放在艺术领域里;还是其实已经有更适宜它们的领域，只是某些人士一厢情愿地在艺术领域内贩卖过期或劣质货物，因文化落差和视域阻隔而获利?这与那些穿梭于本土与海外却居心不良的“以西唬东，以东惑西”的文化奸商们有什么本质区别?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在交流已经大为畅通和便利的今天，各领域间可以直接交流，这种拙劣的搬运与挪移大法，有多大的合法性?如同后殖民批判，重要的不是拒绝与西方交流或被西方“观看”与“选择”(我们不也在观看和选择西方?)，是力求平等交流并货真价实，而不是以次充好或哄抬物价、欺行霸市。

窃以为，这些所谓的“艺术”，实是以艺术学科之名并在艺术空间中实施、在艺术领域中传播，却无视或无力把握艺术的本体性，仅具有认知上的一定真理性和伦理上的一定正义性(因此人们往往无法完全否定它，但又无法深度认可它)，从而因在更高真理层面上的贫乏而流于低效、无效乃至逆反效应(因喋喋不休的说教和简单粗暴的排异而令人反感、厌恶)的图像、声音、文字、人造物、现成品、行为(或者这些媒介的综合)。而且，如果根据它的特性和它所针对的维度、层面，将它放入其它空间、领域去实施、传播，会更恰当和有效。但在其它学科、空间、领域中，它又往往因其对该学科的本体把握方面的低能，以及认知和伦理方面的浅薄、滞后、贫乏而无足轻重，甚至贻笑大方。这正是它的吊诡和迷惑之处，也是它的悲哀和空想之处(当身体力行者真诚地认同它时)，或虚伪和浅薄之处(当身体力行者明知故犯时)，或兼而有之。当然，更虚伪和荒谬的是那些对艺术本体有一定把握能力，却不与真理性共生，流于伪当代艺术的媚俗艺术。这才是当代艺术的两难境地，也正是当代艺术的最大症结所在：一端成为无视艺术本体特性的“社会、政治艺术”，另一端成为无视真理性的快乐的犬儒主义和平面化的虚无主义。

当代艺术的主流话语是文化政治，力倡关注、介入社会，这涉及到个人与世界的诸多关系中重要性与紧迫性的差别。艺术的社会功能、意义当然重要，但它的正确度和重要度却归根是由它与真理的关系决定的。真理性才是决定社会意义的标准。只有回到终极追问，才可能触及和把握最坚实、深远、宽广的真理。有了根本性的真理观，才会明晰地面对、解决其它派生性问题。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人所面对的最终极、最根本(也由此而最深刻、高级)的问题，依然是人与生命、宇宙的关系：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面对这个问题时的解答，决定了人最核心的真理观，个人的主体性也应运而生。理清这个根本性关系，才会理清个人与他人、与社会、与民族-国家、与历史-未来等派生性关系。否则，对其它关系的讨论看似激越，内核、宗旨却是茫然或阙如。因为放弃了终极追问，也就放弃了对终极真理的探求，导致经不起终极追问，真理性大打折扣，流于虚伪、浅薄、狭隘、短视。

如果不深度追问和身体力行，任何话语都将只是一种表层的喧哗和涌动，深层却没有多少改变。对当代艺术而言，是唯独社会、政治维度重要，还是个体、自我维度也很重要乃至更为重要?抑或关注、介入表层的社会、政治，还是关注、介入深层的社会、政治?社会性、政治性维度，本身就内在于艺术之中，在把握艺术本体性的同时，当然可以尽情加强与拓展它们，正如拓展真理是当代性、艺术的内在要求。但是，如同制度、法律并不是无所不涉的，社会、政治对自我有一定的塑型与制约作用，但自我依然有一定的自主范围和领域。很多当代问题的症结，不只在于社会，也在于自我。而人们往往习惯于将自我的种种“病因”推卸给各类结构、系统和他者之后心安理得地维持原状，抑或犬儒式地放任自流(尤其在缺乏变革冲动的当代)，但深究之下，其实往往需从自身切入，非此别无它途。作为根基的主体性无以建构，其余都难以为继。正因为内核的虚无，很多看似慷慨激昂的关于社会、政治的话语，沦为一种乌托邦文化皂泡或机会主义者获取世俗利益的博弈工具。

如福柯所昭示的，既然权力是知识—权力从而渗透于身体的方方面面，那么，反抗也并非仅仅夺取政权，而是需要“改变我们自己、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和我们所有的旧‘认识方式’。”“如果不存在既定的主体，其实际结果只能是：我们必须把自己当作艺术品来创造。”真正享有尊严的身体应该是自我把握的身体——一个在自由的实践中自我创造、自我建构的身体。而且，这种看似与政治无关的自我建构，其实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生活政治”。它是“一种在自我反省的、井然有序的环境中实现自我的政治，在此环境中，反省将自我及身体与整个认识体系联系起来”(吉登斯)。对个体的自我建构与对社会系统、政治结构的批判，其实是并行且互动的。在质疑、批判和尽力改变社会系统、政治结构和他者的同时，这种自我建构术和生活政治，是必须要面对的。艺术正是这种生活政治的重要途径，因为它的本体性与身体的动力机制的紧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