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e派胡言：“美国人敬畏上帝，我们敬畏什么？”
文/汗漫录
在开始回答e派胡言的疑问（回e派胡言——“答汗漫录：我们关注名人什么”）的开启，我想先要声明的是：我这样的回答显然已经超越了e派胡言的理解纬度和思维向度。我多次说过，历史并非是单向度的存在，它并非拥有一往无前的决绝的勇气，毋宁说它所拥有的一切的本质在于记忆。

是的，正如我在给网友姓名性别_钱坤的帖子《养猪写意》（养猪写意 ）的回帖中所说的：“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误的话，它涉及的本质在于意识形态对人的控制和人对于苦难的反思。”猪们虽然无知，但是他们懵懂中却决然地相信“不愿养猪者视为逆,群逐之。”

然而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在我与e派胡言的互动交流中，我竟也体会了e派胡言身上也有一丝“猪”的影子；虽然他必不承认亦决不愿意相信。但是，我真的对他那种视“绝对理性”为必然的勇气及顽固而无言亦无可奈何。也许他是尼采忠实的追随者，虽然尼采并不信奉“绝对理性”而是“绝对意志”。但是，我从不相信所谓的历史必然性，我不承认历史中的成功者和当权者的胜利的必然意义，我的心中依然还有畏惧。于是，针对我的一番追问，他无法作出合理的解答，只罔顾左右而言它，追问我：“畏什么？畏从何来？”

是啊，畏什么？畏从何来？

这样的言说让我想起了在那个火红的年代的标语和口号，“天不怕，地不怕”，而其实e派胡言的语气使得我更愿意这样理解他的意旨：“怕什么？怕从何来？”而从怕到畏，我们其实已经减轻了对生命意义的追问。我们不说怕，说怕太露骨，太锋利，我们已经丧失了我们对畏的追问，又从何谈怕？

诚然，对我们来说，学会畏的生活，它过于陌生。在我们的生命年轮中，伴随着我们的记忆而共存的是《红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理想主义激情和绝对的历史理性。

前段时间，中央电视台第八套频道有一部热播剧——《江塘集中营》，讲述的是一段抗日战争历史中的真实故事。这部剧正面刻画战俘与日寇的斗争，在所有抗日战争题材的电视剧中首开先河。在那里我们看到了一群用生命与智慧赢得胜利的铮铮铁汉！我无意否定这部电视剧所宣扬的对于非正义战争的控诉，也无意对其所褒扬的胜利的赞美的亵渎，就如同我对《红岩》的认知一样：我们纪录了苦难，可我们到底是如何理解的这“苦难”？！ 我们所做的难道不是通过这些纪录下来的苦难来讴歌我们曾经的理想和那段渐行渐远的历史吗？是的，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表达语境和生存样法，这就是我们对苦难的理解。我们反而通过这样的讴歌表征了我们的勇气、胆识和毅然，可历史却已经渐行离我们远去了，那些死难的灵魂也已经离我们远去了。现代意识崇尚的是生命的赤裸裸的强力，怂恿生命意志和绝对理性凌驾于神圣之上。是的，我们无所畏惧，我们有着属于自己的完整的理性，有着别人不可取代的的判断力、辨别力；可真要面对历史，我们难道就没有一丝的负罪感和畏惧感？难道那些逝去的亡灵不足以让你敬畏？他们为什么要死？难道为了所谓的“正义”，他们的死就理所当然的必然吗？更何况我们还怀揣着那些“伟大的理想”；我只是想问，它何曾有过一天属于我们？

从e派胡言那种视“绝对理性”为必然的勇气及顽固中，我发见了这样一种自以为是和自大的品质，而我相信这绝非是一种单一的存在，无论是庙堂之上还是江湖之远，它在我们当下的社会中都是一种普遍的存在。我们无所畏惧！正如冷漠、荒凉、被弃、孤单、墓志铭以及同情、温柔、祝福、内疚，与我们何关？

我在《苦难记忆》一文中曾经说过，“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评断和认识自有其深刻的道理；但现世的艰难挣扎却未必就一定能抵挡和解除苦难，如果死亡不被认作一种解脱。没有一种对现世的苦难自觉的清醒意识，没有勇气跪下来亲吻苦难的足迹，也只能永远配做奴隶的生存样法。

这里我再加上一句，何况我们果真无所畏惧？！！面对苦难的历史,所谓“杀子割爱真英雄”的意义已显得苍白无力，它毕竟无法让猪的小主人复活，亦不能补偿猪们所遭受的折磨。

而我从中思考的更多的是"生存论"的问题；从奥斯维辛到前苏联古格拉群岛再到十年文革，“无辜者在一方，而罪恶的人在另一方……”，我们到底畏什么？我们畏从何来？我们能说什么？